孙毓修乃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文献家、藏书家，关于其藏书堂号的来由，王绍曾在《小绿天善本书辑录》一文中称：“好购异书，杂置胶山之西林，即以桂坡名其馆，而以小绿天题其藏书室。其后桂坡所藏，渐散之间，至晚近始尽为留庵所得，因亦以小绿天名。一脉相承，渊源有自。”
此段话前半部分讲述的是明代无锡藏书大家安国的情况，王绍曾说安国的藏书室名叫小绿天，而其藏书渐渐散出后，有一部分被安国的乡贤孙毓修先生得到了，为了使这个著名的堂号延续下去，所以孙毓修也把自己的藏书室叫了同样的名称。
《各省进呈书目》四卷 民国十五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涵芬楼秘籍本，孙毓修跋语1
《各省进呈书目》四卷 民国十五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涵芬楼秘籍本，孙毓修跋语2
孙毓修的确买到了一些安国家族散出的小绿天藏书，孙毓修在《绿天清话》中记载了这件事：“无锡安氏，世居东门外之安镇。明嘉靖中，安国造铜活字版，刊行《颜鲁公集》《初学记》等书，至今收藏家珍为善本。子我素，以道学名儒，讲学东林。自明至清，宗姓繁昌，蔚然诗礼名宗也。其累代所藏旧刊名迹、师友笔札，至宣统三年辛亥六月，始一一散出。保守至四百年之久，亦可谓幸矣。予以乡邦文献所系，重价赎之，然亦不能尽也。”
对此，柳和城在《孙毓修小绿天藏书及其书目》一文中称：“安国以小绿天题其藏书室，孙毓修也以小绿天为斋名（笔名乐天居士），可见安氏遗书在孙毓修藏书中的位置。”
然而，1912年5月孙毓修写了篇《绿天清话自叙》发表在《小说月报》第三年第五期上，该文的第一段话就解释了室名的来由：“余少习乡居，门临山水。每至新年，则手书春帖于大门云：‘绿树村边合，清泉石上流。’盖集王、孟句也。可想见门巷之不俗矣。家有读书处，大不逾江南号舍四倍，然湘帘棐几，加意拂拭，颇自矜贵。门上亦署一联云：‘中散不偶世，参军善闭关。’窗外植芭蕉一株，夏润秋荫之外，颇赠我以秾绿，遂标此室曰小绿天，自称曰绿天翁。”
孙毓修说自己的藏书室虽然面积很小，然而他自己却很看重，他常常清理、打扫藏书室，而藏书室的窗外种了一株芭蕉，江南雨水丰沛，这株芭蕉长得颇为高大，在阳光曝晒时芭蕉的大大的枝叶赐给了书室不少的荫凉，所以孙毓修就把自己的藏书室命名为小绿天，而他本人也由此自号绿天翁。
如此说来，安国的小绿天跟孙毓修的同名堂号没关系，但有时候纯靠文本解读其实跟实况也有差异，这就如同黄裳先生笔名的来由，他本人就有多个解释，故由此可以猜测，孙毓修的小绿天也同样有多解，所以该堂号的出处并非一定要非此即彼。故柳和城在其专著《孙毓修评传》中把这两种说法一并写入了文中。
《斜河孙氏宗谱》二十卷 清道光二十五年木活字印本，封面
《斜河孙氏宗谱》二十卷 清道光二十五年木活字印本，书牌
《斜河孙氏宗谱》二十卷 清道光二十五年木活字印本，卷首
孙毓修后来出外工作，他先到了苏州，后来又到了上海，期间又奔波在南京、北京之间，虽然颠沛流离，但他走到哪里就把小绿天的匾额带到哪里，可见他对此堂号的钟爱，孙毓修在《自叙》中称：“己亥以后，始去其乡，载小绿天之榜而迁吴下。丁未以后，又载小绿天之榜而迁沪上。其间奔走两京，羁留江右，秘笈行三千之路，寒衣袭五斗之尘。世缘颠倒，怱怱如梦。回想少年之绿天翁，得不有升沉异路、静躁不同之概。年来回里扫墓，重过故居，则所谓小绿天者，亦复尘土封灰隐，窗黯墙圯。独旧日芭蕉，犹展数尺之阴，不减当年肥大耳。”
看来孙毓修对自己的堂号很是珍爱，某年他回家乡扫墓，还特意回故居探看了当年的小绿天。当时那间小小的书室依然封闭在那里，里面已灰尘满地，面对此况让他心下黯然，好在那株给他不少荫凉的芭蕉依然很茁壮，并且比当年肥大了不少。物是人非，这令孙毓修突生感慨。
孙毓修出生于同治十年，他上面有三个姐姐，家中终于有了男孩，所以他在幼年之时颇得母亲喜爱。母亲荣氏与当地大实业家荣宗敬、荣德生为一族，然而当孙毓修9岁时母亲去世了。当时父亲在无锡荣巷经营染房，他无暇照看孩子，于是他把孙毓修送到了荣氏兰言室家塾就读，而当时父亲和表亲荣华生也在家塾兼任教师。后来孙毓修又入了村塾，而塾师对他的要求颇为严格，孙毓修在《起居记》中写道：
塾师薛丙之，江阴乡人也，待予甚善。吾父恒治桑，又兼洽商，常不得督课，然予所读书，悉手点而授诸师，师照本课读而已。时或得暇，即自课予。严厉不稍宽假，予见之未尝不凛凛焉。
到孙毓修十六七岁时，他又跟随父亲前往东亭去向一位沈姓老师学习作八股文。孙毓修18岁时家境越发困难，当时父亲除了在荣巷开设染房，同时也兼营一些杂货，因为需要人手，孙毓修辍学帮着父亲经营。后来父亲因为修宗谱之事前往上海商议相关事项，不幸在那里染病。光绪十五年，孙毓修19岁，为了让病重的父亲能够得到安慰，他很快娶张氏为妻，但转年父亲还是去世了，享年52岁。
孙毓修撰《留菴日记》不分卷 民国稿本，1
孙毓修撰《留菴日记》不分卷 民国稿本，2
此后的孙毓修为了生活，他在无锡当地做了两家的家庭教师。到光绪二十一年，孙毓修考入了江阴南菁书院。两年后，经过他的姐夫荣永清的介绍，孙毓修前往苏州中级学堂任教习。他在苏州期间，得以认识美国人赖昂女士。在这里孙毓修接触到了西学，他觉得研究西学必须要先学会外语，于是他就跟赖昂学习英语。转年孙毓修就从无锡迁居于苏州，后来他又到多地任职。光绪三十二年，孙毓修又回到了苏州。在这个阶段，他开始翻译美国作家谦本图的《地理读本甲编》，而谦本图即卡本脱。
按照孙毓修自己的说法，那个阶段他翻译此书主要是想赚取稿费，孙毓修在《起居记》中写到了1907年初的一件事：“《地理读本》‘欧洲’上集，约五万言。此书发轫于去年春在孟里之日。去冬闭户家居，力疾从事，至十二月脱稿，寄至吕明叔处，托其消售。历于广智、图书、乐群皆不纳。”
《絜斋集》二十四卷 清乾隆四十年武英殿版聚珍版丛书本，孙毓修藏书
孙毓修用了一年的时间把《地理读本》翻译完毕，而后他将此稿寄给上海的朋友吕明叔，请吕找几家出版机构商量出版事宜。吕明叔分别跟广智书局、中国图书公司、乐群书局进行了商谈，但这三家都不看好此稿。后来孙毓修的朋友张云樵找到了无锡同乡沈缦云，沈缦云是上海著名的银行家，他同时担任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议董任务，故人脉极广。张云樵知道沈缦云跟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夏瑞芳有不错的关系，于是通过沈把《地理读本叙言》交给了夏。夏瑞芳又把此稿拿给了公司总经理张元济，张看完《叙言》后，转天就给沈缦云写了封信：
缦云仁兄大人阁下：
敬启者，昨由敝馆总理夏瑞翁交来孙君毓修《地理读本叙言》十页，云系阁下介绍，愿来馆襄办编译事宜。当与同人展读一过，至为钦佩。孙君现居何处？年岁几何？曾在何处学堂肄业英国文字？抑曾留学外洋？敝处极愿延聘。每月约需修脯几何？能否来沪每日到敝所办事？?统祈示知，以便酌定，再行奉复。孙君如在沪上，并祈开示住址为荷。再敝所预备膳宿，不过商业性质，多所简略，合并奉闻。
肃此。祗请台安。
愚弟张元济顿首 二月初七日
张元济虽然仅看了《地理读本》的叙言，但他很看好这个译稿，为此他想请孙毓修入商务印书馆工作，并且在信中一一问到了孙毓修的状况，以及孙希望的薪酬数量。而孙毓修本人并未想到他的书稿能换来工作，于是此后不久，他就到商务印书馆正式任职了。
孙毓修撰《见闻随录》等 民国写本
孙毓修先是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他在这里继续翻译《地理读本》，后来又编纂《学生丛书》，为此他举家迁往上海。再后来他又负责《童话》《少年杂志》等刊物的编务。光绪三十四年，孙毓修兼任商务印书馆图书室管理员，后来此图书室更名为涵芬楼。因此，孙毓修可称得上是涵芬楼的第一任馆长。他在《戊己丛稿·买书记》中写道：“岁在戊申，上海商务印书馆购得绍兴徐氏、太仓顾氏、长洲蒋氏之书，设图书馆于其编辑所，即世所称涵芬楼者也。征毓修为之典签。”
关于孙毓修在涵芬楼的工作状况以及对他后来治学方向的影响，乐怡在其博士论文《孙毓修版本目录学著述研究》中简述道：“孙氏在涵芬楼的主要工作，为图书室藏书的日常借还管理、复本书的查核及普通复本的售卖、购买古籍时的查重及版本调查、出外访书、已藏古籍的分类整理及目录编制、破损书的修复、访书者的接待等。随着涵芬楼藏书规模扩大，声名远播，荐书、访书者络绎不绝，孙氏的工作量日渐增加，因其终日与古书为伴，对目录版本的兴趣亦日益滋长，而在版本鉴定经验方面亦渐有积累。”
从1915年开始， 张元济决定筹印大部头的《四部举要》，此书后来改名为《四部丛刊》，后来商务印书馆又影印出版了《涵芬楼秘笈》《续古逸丛书》等。孙毓修都参与了这些书的选目及征集底本的工作，而在工作初期，他还兼着其他的杂务。可能是因为张元济觉得孙毓忙不过来，于是就给他派了一位助手，这位助手就是后来成为著名小说家的茅盾。
民国五年，茅盾被派到孙毓修身边，帮着他合译英文书，对于当时的状况，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一书中写道：
孙毓修年约五十多，是个瘦长个子，有点名士派头。他是前清末年就在商务编译所任职，是个高级编译。他似乎又有点自卑感，后来我才知道这自卑感来自他的英文程度实在不算高。他不问我对翻译感兴趣否，也不谈合译什么，却自我介绍道：“我是版本目录学家，专门为涵芬楼(编译所的图书馆)鉴别版本真伪，收购真正善本。有暇，也译点书。有一部书，我译了三、四章，懒得再译了，梦旦先生说的合译，就指这个。”我说：“是什么书？莎土比亚的戏曲？还是……”孙毓修插口道：“不是，你看。”他从书桌上杂乱的木版书中找出一本英文书，我一看是卡本脱(他译音为谦本图)的《人如何得衣》。……以后译完一章，就交给孙。他也不看，忙于做他自己的版本目录之学。他的书桌是一般编译者用的两个抽屉的中国式书桌，和我用的一样，但在背后有一只长条形无抽屉的木桌，专供他堆放“参考书”之用。
《四部丛刊》乃是商务印书馆影印历史典籍中最重要，也是部头最大的一部书。为此，张元济费了很多的心力，而其主要助手就是孙毓修。为了编纂这部大书，首先要选择最佳的底本，当时的底本一部分出自涵芬楼旧藏，而另外则是向全国著名藏书家去征集，以数量令常熟的铁琴铜剑楼贡献最大。这项工作的进行当然先要从选择收录范围做起，在这方面孙毓修也有自己的想法，比如他曾向张元济建议在集部内增添道士、闺秀、外域三个小类，孙毓修在给张元济的信中写道：
僧家诗所收独多，而道士、闺秀、外域三者阙如，终觉不称。拟添数种如下：《杜光适集》蜀道士，此集相传皆抄本，意《道藏》必收。今《石门文字禅》等书皆用《释藏》本，再采《道藏》—二种，亦无不可。《鱼玄机集》宋本，在丁梅轩处，连跋有数十叶，可成一本。《回文诗》，馆有抄本。《桂苑笔耕集》，唐时高丽人。毓修有高丽旧刻本，比收藏家所得高丽活字本为古。
与孙巷相邻的大张巷
目录确定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确定用哪个底本，这个底本现藏何处，而最佳底本是否有缺页，这些工作基本是由孙毓修来具体操作。与具体藏书家的联络，由张元济先作沟通，而后请孙毓修具体操办。乐怡的论文中录有张远济写给嘉业堂主人刘承幹的信：“翰怡仁兄世大人阁下：昨承枉存，晤谈为快。委购旧籍，尚未奉到。清单于明日傍晚送到敝寓，亦尚不迟。欲得何时版本，并乞开示，俾有遵循，是为至幸。敝公司拟印行《四部举要》，目录尚未印出，将来当托敝友孙君星如赍呈鉴定，务乞不吝指教，无任感荷。邺架如有善本（不必宋元古本也）可以借我影照者，并恳批示。专此预陈，即颂箸祺。”
而张元济在跟刘承幹商量借底本的同时，又去信从孙毓修：“示悉。《四部举要》书目印成后，乞惠寄数分寄京，并注某书已有，某书须借，何处可借，以便遵办。又刘翰怡处已致函告之，将来即托我兄面致，并商一切。匆匆，恕不走别。即颂星如先生台安。弟张元济顿首六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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