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泽书院被后世称之为南宋四大书院之一，这种说法本自清全祖望在《答张石痴征士问四大书院帖子》中的所言：“尊谕所及四大书院，考据未核。以愚观之，当以王厚斋《玉海》所定为是，盖嵩阳、睢阳、岳麓、白鹿也。然予尝考其始终盛衰兴废之详，有北宋之四大书院，有南宋之四大书院。”看来在全祖望时代，哪些书院在南宋四大书院的范畴之内并无定论，故全祖望说当以王应麟在《玉海》中的所定为准。因为该书中提出嵩阳、睢阳、岳麓和白鹿洞为四大书院，但全祖望认为这四家书院乃属北宋四大书院。
其实北宋四大书院也有不同说法，故全祖望在本帖子内又有如下列举：“而北宋之四大书院，诸家纪载，互有不同。嵩阳书院建自五代周时，及宋，王沂公请额于朝，至道二年赐额及经。戚同文讲学睢阳，生徒即其居为肄业之地，样符三年赐额，晏元献公延范希文掌教焉。白鹿洞者，唐李渤与其弟涉读书精舍，南唐即其故宇，建为国庠，而宋初太平兴国二年赐额者也。岳麓者，宋太守朱洞所建，而山长周式讲学之地．祥符八年赐额。马端临《职官考》与厚斋同，而其《学校考》则取石鼓而去嵩阳，一人之言。前后相舛。范石湖《衡山记》：‘始诸郡未命教时，天下有书院四：徂徕、金山、石鼓、岳麓。’又一说也。《衡阳图志》亦取石鼓，而去睢阳。愚考石鼓者，李宽之精舍也。宋景祐中赐额，未几改为州学。则其为书院不久。石守道与孙明复相师友，讲学力行，鲁人宗之，称为徂徕先生，然较之雎阳、白鹿、嵩阳则稍晚出。金山当是茅山，在江宁。灭圣二年所赐额，其后无闻。白庆历修举学校，而书院之盛，日出未已。大略北方所置，则仿嵩阳、睢阳；南方则仿白鹿、岳麓，莫之与京，是之谓四大书院。”
《东莱先生晋书详节》三十卷 明正德十一年建阳书户刘弘毅慎独斋刻十七史详节本
既然有了北宋四大书院之说，那关于南宋四大书院，全祖望给出的答案是：“然自金源南牧，中原板荡，二阳鞠为茂草，故厚斋谓岳麓、自鹿以张宣公、朱子而盛，而东莱之丽泽，陆氏之象山，并起齐名。四家之徒遍天下，则又南宋之四大书院也。足下以为是否？”而这其中就有了丽泽书院，全祖望在这里将丽泽书院与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和象山书院相并称，以此可见，该书院地位之重要。
为什么丽泽书院有这样重要的地位呢？李国钧主编的《中国书院史》一书的第八章题目为“婺学与丽泽书院”，将该书院以专章来讲述，并且与一个学派相并立，这正是丽泽书院的价值所在。该章中首先称：“‘婺学’，也称‘金华学派’，为南宋著名理学家吕祖谦所创，有人直接称作‘吕学’。婺学被视为同朱学、陆学并立的南宋三大理学流派之一。”
婺学乃是吕祖谦所创，而吕祖谦是丽泽书院的创始人，这正是该书院的名气所在，故本专著中接着称：“丽泽书院是在吕祖谦多年讲学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先有‘丽泽堂’之名，后称‘丽泽书院’，成为南宋时期颇具特色的书院之一。曾与朱熹复兴的白鹿洞、张栻主持的岳麓、陆九渊创立的象山并立，被称作南宋四大书院之一。”关于丽泽书院与婺学的关系，该书又说道：“‘婺学’，或称‘吕学’的发展推动了丽泽书院的诞生，而丽泽书院又成为‘婺学’或‘吕学’形成和传播的基地。”
《吕东莱先生左氏博议》六卷 明崇祯五年刊本
关于婺学在历史上的地位，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东莱学案》中称：“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
宋代理学最为兴盛，按照全祖望的分法，理学分三大学派，即朱子派、二陆派和吕学派。三家虽然同时并存，但全祖望认为他们的观念各有特色并不统一。朱学讲究格物，陆学讲究明心，但吕学兼朱、陆两派之长，更为重要者，吕派的传统乃是讲求史学。虽然有这样的分别，但却全祖望还认为他们在整体观念上没有质的区别，都是传圣人之道。
然而后世谈到理学时，都会讲朱、陆异同，大多会忽略吕祖谦所创的婺学。比如章学诚在论述浙东学术源流时谈到了朱熹与陆九渊，但只字未提吕祖谦。对此，杜海军写了一篇名为《谈吕祖谦浙东学术的领袖地位》的文章，专门论述吕祖谦在浙东学术上的重要作用。该文首先引用了吕祖谦同时代的人对吕氏的夸赞之语，比如吕祖谦的《东莱吕太史文集》附录卷二中有辛弃疾夸赞吕祖谦之语：“上承伊洛，远溯洙泗，佥曰朱、张、东莱，屹鼎立于一世。学者有宗，圣传不坠。”而永康学派的创始人陈亮在《与吴益恭安抚》中对吕祖谦也是推崇备至：“三四年来，伯恭规模宏阔，非复往时之比，钦夫、元晦已愿在下风矣，未可以寻常论也。君举亦甚别，皆应刮目相待。”
浙东学派被后世学者认定的组成部分为婺学、永康学、永嘉学，而永嘉学派的陈傅良与叶适的学术传承都与吕祖谦有关系，比如蔡幼学在给陈傅良写的《行状》中说：“始识侍讲张公栻、著作郎吕公祖谦。数请间扣以为学大指，互相发明。二公亦喜得友，恨相见之晚。是岁乾道六年也。”而吴子良在《荆溪林下偶谈》中亦称：“淳熙间，永嘉英俊如陈君举、陈蕃叟、蔡行之、陈益之六七辈并起，皆赴太学补试。芮国器为祭酒，东莱为学官。告芮公曰：‘永嘉新俊，不可不收拾。’君举访东莱，东莱语一《春秋》题，且言破义。就试，果出此题。君举竟用之，且以语陈蕃叟。蕃叟，其从弟也。遂皆中榜。此盖以誉望取士，犹有唐入之意。”陈傅良本人在《章端叟墓志铭》中自称：“余之金华依吕公伯恭，之霅川依薛公士龙。”可见，吕祖谦对陈傅良有很多的教导。
叶适为永嘉学派的另一位主要代表人物，他在给吕祖谦所写祭文的落款中称：“维淳熙八年十月二十九日，门人文林郎新差武昌军节度推官叶适，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近故主管直阁大著郎中一丈先生之灵。”在这里，叶适明确地称，自己是吕祖谦的门人。吕祖谦去世后，众人推举叶适做为吕祖谦的继承人继续讲学，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谈及此事：“吕氏既葬明招山，亮与潘景愈使余嗣其学。余顾从游晚，吕氏俊贤众，辞不敢当，然不幸不死，后四十年，旧人皆尽，吕氏之学未知其孰传也！并追记于此。”
以此，足可说明吕祖谦与永嘉学派的关系，而对于永康学派的创始人陈亮，其自称是吕祖谦的表弟，陈亮在《又甲辰秋书》中称：“亮二十余岁时，与伯恭同试漕台，所争不过五六岁，亮自以姓名落诸公间，自负不在伯恭后。而数年之间，地有肥硗，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伯恭遂以道德为一世师表；而亮陆沉残破，行不足以自见于乡闾，文不足以自奋于场屋，一旦遂坐于百尺楼下。”
吕祖谦编《皇朝文鉴》一百五十卷目录三卷 宋麻沙刘将仕宅刻元明递修本
即此说明，陈亮也曾向吕祖谦请教学问，故杜海军在其文中称：“因此我们说陈亮于吕祖谦虽无师生之名却有师生之实，可以视为吕祖谦后学。”而吕祖谦与陈亮关系甚佳，陈亮在《又丙午秋书》中称：“亮平生不曾与人讲论，独伯恭于空闲时，喜相往复，亮亦感其相知，不知其言语之尽。伯恭既死，此事尽废。”
同以上这些都可证明吕祖谦在其当世有巨大影响，浙东地区的三大派别都跟他有一定的关系，这也正是杜海军把吕祖谦视之为浙东学术领袖的原因所在。故元代黄溍在《送曹顺甫序》中说：“婺之学陈氏先事功，唐氏尚经制，吕氏善性理，三家者唯吕氏为得其宗而独传。”
关于吕祖谦在金华地区的巨大影响，宋濂在《题蒋伯康小传后》中有如下概述：“吾婺自东莱吕成公传中原文献之正，风声气习蔼然如邹鲁，而其属邑东阳为尤盛，有若李正节侯茂钦，信国葛端献公容甫，监察御史乔公世用，通判眉州赵公周锡皆成公之高第。弟子或以忠义显，或以政事称，或以文学著传之当世，布之简书，相去一百余载，人犹象而法之。呜呼！何其盛也，今观蒋君伯康小传，述其立身行已，动法古人，陆危之际又能力持其家使勿坠，斯可谓之贤矣。此固伯康问学之美所由致，自非前修流风遗泽有以薰蒸之，亦未必遽至于斯也。”
吕祖谦对于浙东学术的影响就如同其他大儒一样，都是通过讲学来实现的，对于吕祖谦的讲学方式及其讲学之地，郭颖在《论吕祖谦“婺学”派教育践行及影响》一文中称：“16 吕祖谦创立的‘婺学’派对中国的学术、书院、文学等领域影响甚重，‘婺学’与朱学、陆学属于南宋时期比较有影响力的三个理学流派。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婺学’则兼取其长，吕祖谦创立的‘婺学’并不像朱学、陆学那样有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婺学’是借助讲学教育实践逐步发展起来的，吕祖谦讲学丽泽，对学术领域有很深的影响。南宋时期书院盛行，吕祖谦创丽泽书院，授徒讲学，从事教育活动，并订立了中国书院史上第一个学规《乾道四年九月规约》，荞使得丽泽书院逐步发展成为南宋四大书院之一。”
讲学需要教材，关于吕祖谦为讲学所编之书，郭颖在文中提到：“吕祖谦不仅开门纳徒，还编著了多种应试学子的学习用书加吕祖谦撰写的《左氏博议》和《古文关键》，成为历代士子科考的必备书。”也许正是这样的教学方法，使得吕祖谦培养出多位进士，郭颖称：“吕祖谦门人的进士及第率，成为宋代书院教学进士及第率最高的一家。”而对于吕祖谦编的另外一部书，该文则称：“吕祖谦编撰的《古文关键》作为文学选集，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明代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唐顺之的《文编》、归有光的《文章指南》等旨受到《古文关键》影响。”吕祖谦的这部书不但对后世编文章选集有重大影响，郭颖认为更为重要者则是：“吕祖谦还开创了文学批评的评点法，在《古文关键》中吕祖谦‘第一次从文学角度评点散文’，并且第一次在文坛上以一种全面评议方式对文学作品本身进行评议。他的观点和主张，对中国文学领域影响深远。”
西华寺山门
从这些都可看出吕祖谦的学术思想，乃是让弟子们熟读史书以及历代文章。比如他在《杂说》中称：“观史自《书》始，然后次及《左氏》《通鉴》，欲其体统源流相接。”他在《左氏传读说纲领》中又进一步强调：“学者观史各有详略，如《左传》《史记》《前汉》三者，皆当精熟细看，反复考究，真不可一字草草。”
重视史学等传统文献，乃是吕学区别与朱学和陆学的主要所在。而朱熹对吕学的这个特色颇为不满，他跟弟子们说：“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陈同甫一生被史坏了……东莱教学者看史，亦被史坏了。”“伯恭劝人看《左传》，迁《史》，今子约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朱子语类》）
朱熹说陈亮就是因为读史书读太多而读坏了，如今吕祖谦教学也让弟子们读史，这也不会读出好结果。朱熹还说吕祖谦的弟弟吕祖俭等人太看重司马迁，他们几乎把司马迁的地位等同于孔子，这令朱子不能忍受。吕祖谦为什么注重史学呢？他在《史说》中解释道：“观史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如何处之？如此观史，学问亦可以进，知识亦可以高，方为有益。”
有意思的是，朱熹如此反对吕祖谦的教育思想，然而他却让自己的长子朱塾去拜吕祖谦为师，朱熹在《答吕伯恭》中写道：“欲遣儿子诣席下，会连雨未果行，俟梅断看如何也？”吕祖谦回信答应了收朱塾为徒之事，而后两人在几封信中仍然谈到了这件事，等朱塾到达后，吕祖谦写信给朱熹，告诉他自己给朱塾安排得很妥当：“令嗣气质甚醇，已令就潘叔度舍旁书室寝处，同窗者乃叔度之弟景愈，年三十余，甚有志趣，有意务实，相处当有益。已立定课程，令嗣当自寄呈。唯每日到某处，则与叔度兄弟偕来，不许过它斋舍。”（吕祖谦《与朱侍讲》）
西华寺全景
西华寺侧旁道路
应当怎样来解读朱熹的心理呢？对于这件事，后世各有各的看法，然而吕祖谦为人宽厚这一点，却是人人都认同的。朱熹让长子朱塾去跟吕祖谦学习的时间是乾道九年，而两年之后，也即淳熙二年，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与陆九渊在思想上的分歧，由他组织了鹅湖之会。虽然此会并没有达到吕祖谦的预期效果，但由此说明了吕祖谦的思想不走极端。故任维平在《浙东学派杰出的教育大师——吕祖谦》一文中评价说：“吕祖谦少时，思想也很偏激，后因读《论语》‘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而幡然醒悟，性格变得宽大平和。他舍去一般学者的通病，积极结交当时著名的学者，和当时几个主要学派的中心人物都保持着密切、融洽的关系。他不是固执己见、党同伐异。对于理学阵营外的永嘉、永康学派的思想能做到公允地看待，不像朱熹、陆九渊那样，划一道鸿沟，把自己的学说孤立起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吕祖谦兼容并蓄、博采众长，从而形成当时思想内涵最丰富、体系最博大的吕学。”也许正是吕祖谦为人做事的不极端，才让朱熹决定派儿子前往学习的原因所在吧。
关于吕祖谦讲学的地点，邓洪波在其专著《中国书院史》（增订版）中称：“丽泽书院在婺州（今浙江金华）明招山中。乾道二年（1166年），吕祖谦守丧家居，四方学子从而问学，遂建为书院，作为居家会友讲学之地。命名丽泽，乃取《易经》‘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之义。吕祖谦在此前后讲学八九年之久，有《丽泽讲义》传世。乾道四年他首订学规，其后又多次修订，皆收入《东莱文集》。”然而李国钧主编的《中国书院史》中则称：“最初吕祖谦讲学于明招山时，并无‘丽泽书院’之名，而这一名称最迟在吕祖谦晚年即已出现。后人为纪念他，又建祠建书院。在被称作‘丽泽书院’之前，只有一个‘丽泽堂’，这是吕祖谦的书房，也是他晚年会友传道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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