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丽泽书院的历史沿革，以我眼界所及，以汪旭栋的硕士论文《丽泽书院沿革研究》最为翔实，该论文的第一章谈论的就是丽泽书院沿革考略，关于丽泽书院早期的状况，该文中简述道：“吕祖谦于乾道三年至四年在武义明招山办学，孕育了开办书院的想法；归城后于四年九月在婺州开办丽泽书院，初期创业时书院的建设和规章渐趋完备；乾道九年至淳熙二年，由于吕祖谦讲学中心重新回到明招山，丽泽书院地位下降；吕祖谦淳熙三年归城之后，丽泽书院降格为吕氏家塾，开始了平缓发展的阶段。”
乾道三年正月到乾道四年秋，吕祖谦在明招山为母亲守墓，当时一些学人纷纷前来明招山向吕祖谦求教。于是吕祖谦就在这里开办讲堂，而当时讲学的状况，吕祖谦在《与刘衡州书》中写道：“某侍旁粗如，近日，士子相过聚学者近三百人。时文十日一作，使之不废而已。其间有志趣者亦间有之。城中相识，如新当涂潘教授，金华彭主薄，皆向学甚锐。朝夕过从，颇以有益。”
前来听讲之人有近三百人之多，并且听讲者还有一些名人，可见当时讲学状况之盛。然而那时吕祖谦并未创建丽泽书院，故汪旭栋在其论文中称：“学术界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明招讲堂的办学属于丽泽书院沿革之列，甚至直言丽泽书院地址就位于明招山，如潘富恩先生在他的文章《吕祖谦的教育思想》中写道：‘吕祖谦与其弟吕祖俭在明招山创办了丽泽书院’。不过本文对此表达不同观点：吕祖谦在明招山的办学并不属于丽泽书院的沿革之列。原因之一是丽泽书院位于婺州，而明招讲堂位于武义并不在婺州；原因之二是明招讲堂的办学属于临时性质，说它属于临时性质，是因为它是建立在丁忧这种临时性活动基础上的活动，而临时性的活动并不能归入正式发展历程，吕祖谦前后两次在明招山守墓，期间有学子来讲习者便是属于这样的情况。”
《吕氏家塾读诗记》三十二卷 明嘉靖十年傅应台南昌刊本
既然明招学堂算不上丽泽书院的前身，那它属于怎样的性质呢？汪旭栋认为应当视之为“丽泽书院之孕育”。那么丽泽书院创始于何时何地呢？汪旭栋在文中引用了《浙江通志》所载：“宋吕成公作书堂于城西，观前二湖，悦焉，取易兑象之意，以丽泽名。”而《宋东莱吕成公外录卷·年谱》中则进一步点明了吕祖谦在金华城内讲学的具体地点：“乾道四年冬，授业曹家巷，始有规约。”故汪旭栋认为“丽泽书院的创办地点位于曹家巷。”
虽然如此，其实在曹家巷时期并无丽泽书院之名，但为什么汪旭栋将此视为丽泽书院的创办地点呢？以我的揣测，正是因为有规约在。邓洪波主编的《中国书院学规集成》中收录了《丽泽书院乾道四年九月规约》以及《丽泽书院乾道五年规约》，在此两篇规约之后，邓洪波有如下按语：“吕祖谦先生规约，原来题作《乾道四年九月规约》《乾道五年规约》，今冠丽泽书院之名，以为辨识。”
看来那时有了规约，但并无丽泽书院之名。而此名的最早出现于《年谱》“乾隆道六年八月，会诸生于丽泽，九日复还严陵。”虽然是首次出现，但这只能说此为丽泽书院在此时已建成，但并不是建成之日。然而吕祖谦在给朱熹所写《与朱侍讲》信中称：“增辟斋舍，侯秋间郡中有力乃为之。尊贤堂之类，但当搜访有经行之人，延请入学，使诸生有所矜式，则已不失先生之意，恐不必特揭堂名也。”
可见那时书院还未曾定名，不知是吕祖谦所请还是朱熹主动索言，总之朱熹给吕所建书院起名为“尊贤堂”。但不知什么原因，吕祖谦拒绝了朱熹所起该名，而后面此堂建成后，定名为丽泽堂，想来应当是吕祖谦所起。
最初丽泽堂建在吕祖谦在金华城内的家中，然而《年谱》中又称：“淳熙三年七月十日，选塾于右司宅。”遗憾的是，在淳熙八年，吕祖谦病逝了，年仅44岁，而丽泽堂则由其弟弟吕祖俭继续负责开办。庆元党禁时期，丽泽堂受到牵连，而关门歇业。然《金华府志》中称：“中外侧目莫敢言，祖俭抗章殿陛直指其失。”为此，吕祖俭被贬谪到韶州，后客死异乡，而书院也衰落了下来。
庆元党禁结束后，吕祖谦的弟子在吕氏旧居重建了丽泽书院，宋楼钥在《东莱吕太史祠堂记》中写道：
公之亡既二十有七载，是为开禧三年，邦之士大夫及其门人请于郡，欲以旧居之半为堂，以祠先生。郡侯谏议李公大异慨然从之，又出钱五十万，属掌书记宣君缯经理其事，前增城主薄潘君颐孙宝董斯役，郡寮及其门人合力以佐费。庀工之初，相率持牛酒以犒焉。嘉定改元之秋，为屋才十余楹，外门五间，祠室及前轩各三间，又欲前为一堂，扁以“丽泽书院”，以存公之旧，且为后来讲习之地。后为遗书阁，以庋平日之所著。
吕祖谦去世27年后，他的弟子向当地官府申请要建吕祠，这个请求得到了当地大员的批准，为此建起了祠堂三间。在祠堂的前面建起了丽泽书院，而在祠堂之后又建起了藏书阁，此阁在最初专门收藏吕祖谦的著作。但不知什么原因，丽泽书院后来又迁往他处，《浙江通志》中称：“淳祐间，郡守许应龙迁于双溪之浒。”而在此阶段，丽泽书院聘请金华四先生之一的王柏来任丽泽书院山长。在王柏的主持下，丽泽书院再次振兴。王柏在《上吕寺丞》中写道：
平治天下之道莫急于人才，教养人才之地莫急于学校。至于汲引后进，收拾晚生，开导训迪，封植培养，以续不绝，如线之气脉，拾丽泽书院何赖焉。……尊契丈负家世，嵩岳万钧之重，诚宜充养气体、保毓神明、恹崇德业、开拓规模、尊礼有德，招引善类夙夜相与讲磨实学，以腹还先世之旧也。……里居之暇，早定规模，请一老成有行义善讲说为众所敬者为之长。严其尊崇体貌之礼，优其饮食供给之需，使真有志于讲学者三五人相与左右之。汛洁斋宇，增置床榻，接纳后学，不限其来，许其寄爨止宿。……不以虚文利禄之诱入其心，使之一意讲明义理，涵养德性。
在这里，王柏首先提出了书院的重要性，而后讲到许多书院的规制和要求，在他的努力下，丽泽书院的藏书有所增加。王柏在《跋朱子大愚帖》中写道：“今年伯寿死，元思始克同葬，原帖与石刻亦次第而出。某复与舁二刻龛于丽泽书院，使独善之高风义㮣，与丽泽相为终始。非特有以慰元思泉下之灵，亦所以勉薄俗而助风化也。”
王柏将《朱子大愚帖》拓本及原石都放到了丽泽书院内，想来原石藏于此处，有很多弟子都可捶拓来学习。而后的书院又几毁几建，但丽泽书院的藏书与刻书传统却未曾断绝，汪旭栋在其文中写道：“丽泽书院规制完备，藏书、刻书等多种功能齐全。丽泽书院藏有一些珍贵的额文献，引得许多文人学者前来瞻仰。‘乾道九年七月，薛常州来，与公同观《实录》。’书院自己刊刻的图书是书院藏书的重要来源。丽泽书院刻书印书事业亦很繁荣，可从吕祖谦的书信中管窥一二：‘婺州易传已毕工，今先用草纸印一部，拜纳告更为校。视标注及当，令再修也。’吕祖谦在写给朱熹的信中言及丽泽书院撰写的《易传》已完工，且可以草印一部呈与朱熹观看。”
后街街景
后街的另一侧
除此之外，汪旭栋在文中还提到丽泽书院另有一部分特殊的藏书：“潘书度的可庵斋实为书院特殊的图书馆。金华名士潘景宪既是丽泽书院的掌事者，也是著名的藏书家。潘景宪在丽泽书院旁构书室，后来发展成为藏书丰富的可庵斋，不仅欢迎四方学者前来借阅交流，甚至还免费提供伙食和住宿。潘氏书斋藏书颇丰，且所藏多为异书善本。潘氏书斋既是他本人的私人图书馆，也是和丽泽书院有着重要关系，为书院士子提供了重要的借阅途径。因潘氏本人和丽泽书院的重要关系，是为丽泽书院的掌事者，故其私人图书馆也成为丽泽书院藏书的重要部分。”
对于丽泽书院的藏书与刻书，龚剑锋、杨飞所撰《宋代浙江书院略论》一文中称：“金华丽泽书院的藏书亦相当丰富。”而后该文又谈到了该书院的刻书：“随着印刷业的发展，丽泽书院还刻印图书，其中绍定三年（1230）刻印的司马光《切韵指掌图》（二卷）至今尚存，且已成为宋版‘书院本’中的珍本书。宋代浙江书院的藏书和刻书对学术文化和传播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且影响深远，使得藏书、刻书成为浙江古代书院的一个优良传统。”
关于该院的藏书与刻书，邓洪波在《中国书院史》（增订版）中亦有提及：“丽泽规制已相当完备，除了研究学术、创立学派、制订学规、撰写讲义之外，祭祀、藏书、刻书等多种功能齐全。祭祀始于吕祖谦去世后，开始叫祀室，后改名成公祠，其生前好友张栻、朱熹与其同享香火，其弟吕祖俭亦配祀其中。嘉定元年（1208年）重建院舍时，建有遗书阁，收藏吕祖谦生前著作，并开始大量刊印图书。至今存世的还有绍定四年（1231年）所刻吕祖谦《新唐书略》三十五卷、司马光《切韵指掌图》二卷，被藏书家视为珍宝。”
然而吴国武在《宋元书院本杂考——以<书林清话>著录为中心》一文中也谈到了丽泽书院刻书之事，该文首先举出了叶德辉《书林清话》中对于丽泽书院刻书的记载：“绍定庚寅，三年。婺州丽泽书院重刻司马光《切韵指掌图》二卷，见陆《志》。影宋钞本。”
对于《书林清话》上的这段著录，吴国武首先写下了如下一段按语：
叶氏仅据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误将“绍定三年越州读书堂本”著录成“丽泽书院本”。检《陆》志、瞿《目》各载一种影宋钞(写)本，其中陆《志》所载今存日本静嘉堂文库；瞿《目》所载之本为《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原书或存南京图书馆。而是书原本，历藏明陈惟寅、沈弘正、清季振宜、徐乾学，后归内府，今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陆《志》、瞿《目》均载此本末尾的司马光四世从孙某识语，然陆、瞿二氏所见为影宋钞本，意识不到阙文问题。惟傅增湘尝亲见原本，所录识语如下:
右先文正公《切韵指掌图》，近□
印本于婺之丽泽书院，深有补□
学者。谨重刊于越之读书堂，□□
子孙。绍定庚寅三月朔，四世从孙□
敬书于卷末。
细检原本，傅氏标有“□”之处确有阙文。依陆、瞿二氏所录识语，“近印本”当是一词，“印”字被理解为动词“刻印”。然而“近印本”一语，宋人未见用者。朱熹谈刻书之事时常说：“近得温陵印本”、“近见藏中印本”、“近方得见印本”等，此处或亦当作“近得印本”、“近见印本”。可见识语是说，绍定三年于越州读书堂重刊婺州丽泽书院所藏印本。叶氏未审文意，将重刊之年误系为丽泽书院刻印之年，后世书目多延其误，惟杨守敬《古逸丛书三编》影印此本时称“绍定三年越之读书堂刊本”为是，《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时从之。
如此说来，丽泽书院并未刊刻《切韵指掌图》一书，那么如何来解释一些书之上的著录呢？吴国武认为：“今人刘明认为，《切韵指掌图》一书先有绍兴初刊本，后有嘉泰丽泽书院刊本，绍定三年刊本为第二次翻刻。笔者同意绍兴初刊之说，因为书中版心下方所列刻工如林宏、林盛、万全、万千、万可、陈琳、叶室、周文、昌、永、宁诸人等，均为南宋绍兴间有名刻工。然而，嘉泰丽泽书院第一次翻刻之说却有误。检嘉泰癸亥（1203）董南一后序，董氏确曾翻刻此书，但并未言刊于丽泽书院。考《康熙江西通志》卷一八，董南一约于嘉泰间任赣县令，赴婺州刻书似无可能。故所谓‘近□印本于婺之丽泽书院’，当指丽泽书院所藏董南一翻刻本。此外，此本风格与绍兴初杭州刻书完全一样，杭、越二州刻书相似，而与婺州本差别较大。宿白先生尝说：‘由于婺州雕印业的繁荣，使它在雕版风格上，跳出一般江浙版刻的方整传统，别树一帜，字体瘦劲。这大约是受到了福建雕版的影响。’若丽泽书院翻刻，必有婺州雕印之痕迹。”
看来，《切韵指掌图》不是丽泽书院的刻本，但由此也说明了丽泽书院当年藏书之富，因为此书乃是该院藏本无疑。从学术史角度来说，丽泽书院对于浙东学术，尤其是其中的婺学极其重要，这正如李国钧主编的《中国书院史》中的所言：“吕祖谦所创立的婺学正是借助丽泽书院的讲学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婺学虽然没有自己独特而鲜明、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在理学发展史上取得一个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同等的对抗的地位，但它却以自己兼取诸家而又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的特色形成了一个足以与朱、陆相抗衡的学派，曾一度出现‘婺学最盛’的局面。”
然而这样一所重要的书院在如今的金华已经没有了痕迹，这真是令人遗憾的一件事。但是丽泽书院在中国书院史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我还是想办法找到它的遗址，后来我在网上搜到了2015年8月13日的《金华新闻网》刊发的《最早的丽泽书院就在市区西华寺一带》一文，该文中提到：“1989年，龚剑锋写了一篇题为《金华书院史略》的论文，发表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籍当中。丽泽书院最早的地址，当时初步判断在一览亭北。一览亭的位置就是西华寺的南边。”
何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该文中也谈到了丽泽书院曾有一度开办在曹家巷：“据光绪《金华县志》卷三《地理·乡里表》记载，曹家巷‘巷西属西六隅’，‘巷东属南七隅’，两个区域大致以今天的后街为界，曹家巷位于后街、夏塘街附近，夏塘街即今雅堂街。可知曹家巷位于金华城西南隅，这与雍正《浙江通志》‘吕成公作书堂于城西’的记载吻合。‘它应该是一条贯穿后街的巷。它的北面，即今天的西华广场和宾虹广场。’”而后根据这些史料推论，“龚剑锋考证认为，最早的丽泽书院应在西华寺这一带。”既然有这样的认定，于是宾虹广场和西华寺就成为了我寻访丽泽书院的坐标点。
宾虹广场
2018年9月5日，这是《北京青年报》青睐读书会历史遗迹第八季寻踪的最后半天，因为这天中午读书会的二十名成员将从金华乘高铁返回北京，而我也将于此时继续前往江西寻访。几天的相处，与众位队员间颇感融洽，因为此行大多是女士，故我向王勉老师提议是否请大家转转商店，而王勉征求过大家意见后，众人仍然愿意跟我访古，于是我们一同来到了宾虹广场一带来探访丽泽书院遗迹。
在广场附近探寻
转到了这一带
如今的宾虹广场处在解放东路与后街交口处，其乃是把角的一座楼房，此楼下两侧是底商，上面感觉是住户。围着此楼探看一番，未见有跟丽泽书院有关的说明牌。之后又转到了雅堂街，这一带依然是现代化的社区，看不到任何古物。而雅堂街118号就是西华寺所在地，于是众人一并走入此寺内。
雅堂街路牌
沿雅堂街前行
然西华寺之小超过了想象，其仅有一进院落，完全不是标准的寺院格局。也许是城区拆迁所致，使得该寺的面积仅余下了这样一个小角落。在院内探看一番，也同样没有与丽泽书院有关的字样，因为大殿内正在做法事，不便入内拍照，在门口问过几位香客，无人知道西华寺和丽泽书院的关系。而我此前在网上搜得了2015年7月15日《金华日报》刊发的首席记者许健南所写《南宋四大书院之一有望重现尖峰山脚》一文，该文的副题为：“重建丽泽书院”已开展前期规划设计。此文中谈到：
金华最早的书院是创建于南宋的丽泽书院。丽泽书院与岳麓、白鹿洞、象山书院并称为南宋四大书院。时隔近千年，岳麓书院依然欣欣向荣，声名远播，丽泽书院却消失在历史尘埃中。
这样的现状让金华文化人士扼腕。数十年来，“重建丽泽书院”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歇过。有历史专家甚至将丽泽书院称为“金华最后一张金名片”。
前不久，重建丽泽书院一事终于有了眉目。今年年初的市两会上，一份由民革金华市委会提出的《重建南宋四大书院之一的丽泽书院》提案，得到市委副书记、市长暨军民和副市长祝伦根的批示。从4月开始，重建丽泽书院进入前期规划和设计阶段。
纷纷进入西华寺
西华寺门前是窄窄的广场
既然此篇文章刊发在三年前，想来丽泽书院的建设有了些眉目，就此事向当地人寻问，依然无人知晓，看来这所著名的书院的重新面世依然需要耐心地等待。好在丽泽书院在历史上名气很大，这正如任维平在《浙东学派杰出的教育大师——吕祖谦》一文中的所言：“继吕祖谦创建‘丽泽书院’后，宋、明、清三朝又出现了12所‘丽泽书院’，分布在浙江、湖南、山东、山西、广东、广西、甘肃等省，在中国书院史上创下了同名书院数量的最高记录。有些书院，如宣成书院、丽正书院，也含有对吕祖谦和丽泽书院纪念的意思，另一些书院在内部纪念吕祖谦与丽泽书院，如东林书院的讲堂取名为‘丽泽堂’，五峰书院（渐江永康）内建有‘丽泽祠’。还有不少书院奉吕祖谦为祭主，如浙江的包山书院、衢麓讲舍等。这些书院受到吕祖谦和丽泽书院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进内探寻
山门内情形
里面正在做法事
既然丽泽书院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而金华相关部门又对该书院的恢复如此重视，期待着我下次再来金华时，能够看到一座辉煌的书院重新再现于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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