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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记忆丨从东单大地到东四人民市场

隆福大厦前身的东四人民市场是解放前兴起的东单大地旧货市场。这个市场是由经营各种旧货的900户摊贩组合而成。笔者是这900户摊贩之一,本文就亲身经历及所见所闻,介绍一下东单大地旧货市场的沧桑变化。



东单大地旧货场的形成


东单大地一开始是在东单十字路口的西南角上(现在东单体育场北半部)。七七事变前后,在崇内大街西便道上曾有过一些打小鼓的旧货商贩及饮食、百货小商贩设摊营业,不过这只能说是东单大地的前身。东单大地旧货市场的形成,是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以后的事。日本投降前,在北京居住的日本人很多,“八·一五”以后,他们陆续被遣返回国(集合地点在当时的新北京,现在的复兴门外玉泉路迤南),每家每户纷纷将随身带不了的家具木器和多余的衣服被子等卖掉,有的还卖掉大袍(和服)换中式便服穿。北京当时有打小鼓的,他们敲打着一个直径约二寸许的小鼓,口里喊着“旧衣裳旧家具我买”,有的还挑着两个大筐,下街串户收购旧货。收买到什物后便运送到崇外或德外晓市(又叫黑市或鬼市)上去卖。日本投降后,打小鼓的每天收购到的东西很多,也很零碎,当时叫做“抄家货”(就是除随身能携带的物件,把家中的其它东西通通卖掉,其中有床铺、衣柜、碗盆、碟子等);日本投降初期,街道秩序没人管,打小鼓的就把收购的“抄家货”一古脑儿拉到东单卖。起先只是在这里停停脚,卖不掉再拉到晓市脱手。后来,由于收购的东西越来越多,价钱又便宜,招徕了很多逛小市和看热闹的人,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全日经营的旧货市场。开始,这里只有些卖估衣的和卖杂项的,这些商贩原本就经营旧货,手里有些商品,这时,他们在东单大地从打小鼓的手里把东西收购进来,就地摆摊转手赚钱。后来有些卖小吃、糖果、纸烟的小商贩也陆续来这里设摊。到1945年年底,集中到这里的小商贩已有几百人,而且摆常摊的人(全日营业)日益增多,于是东单大地旧货市便形成了,“东单大地”这个名字也到处叫开了。那时物价混乱,旧东西也不值钱。许多人没事干就逛小市,遇有适用的就买下来,东单大地旧货市人来人往,形成北平城内的热闹场所。但是,好景不长,不久国民党政府强调有碍市容观瞻,将东单大地的全部摊贩一下子轰了个干净。后经摊贩派出代表多方恳求,并答应出钱认捐,最后才被准许迁到东单马路北树林里去摆摊。当时的东长安街宽不过二三十米,马路北面是有轨电车道,电车道北侧的土坡上是一片树林子(由东单到王府井南口地段),这片树林子约比现在档土墙上的小花园宽五六倍。


提起这片小树林子,还有一段辛酸的历史呢,笔者愿在此稍加叙述。现在王府井大街南口路东的第一条胡同叫东单二条;那么,头条在哪里呢?据说现在由东单往西路北的房子,就是原来东单头条路北的房子,人们至今仍习惯管这里叫东单头条,可是路南的房子又到哪里去了呢?据老人们讲: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城以后,外国人提出,东交民巷四周还需要有一段开阔地,以保障东交民巷的安全。清政府被帝国主义吓破了胆,对洋大人的话唯命是从,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就把东长安街路北东单头条路南的房子全部拆掉了。从此,东单只有二条,没有头条。头条路南房基地都栽上了树,成了一片树林子。这已是题外的话了。


东单大地的摊贩被赶进小树林后,倒有了新的发展,摆摊的户数由1945年年底的400户左右,很快增到1000户。这段时间是东单大地在解放前最繁荣的时期,它由只销售日本人的“抄家货”,逐渐变成一个以旧货为主间有新货的摊贩市场。


解放军围城以后,国民党在东单修飞机场,又把摊贩轰到北京饭店前面及马路以南。再后来又轰到南夹道及菖蒲河河沿。这时正是北平解放前夕。天气很冷,摊贩们吃尽了苦头。


解放后,人民政府在东长安街路南划定了摊位,安置了东单大地的摊贩,并设有摊贩管理处,发放营业牌照,改名为“东单市场”。可是人们仍习惯叫它“东单大地”。1951年对外贸易部建筑用地,东单大地的摊贩迁到了东四隆福寺新修建的永久性市场,即隆福大厦前身的东四人民市场。


东单大地的行当


东单大地初形成时,由于“出买卖”(即能赚钱),市内各处小贩麇集到这里。日本投降后,因无专人管理,市场秩序很乱;加上摊位不固定,商贩们每天早晨都提前拉绳子,抢地盘。开始时,大家都抢占临马路的那条街,到小树林以后,又抢占树林中间那水泥砖路面,因此,争端时起。后来白天日晒,不少摊位都栽杆拉起布帐子,逐渐的就以杆子为界,主要街道上的摊位才算固定下来。这之后,谁要想在主要街道上挤进去比登天还难,那就叫“夺饭碗子”!除非以合伙形式加入,才能在主要街道上立脚。


解放前,东单大地最热闹的时候是由东单牌楼拐角起,沿有轨电车道北侧往西,一直延伸到王府井大街南口,其中又以东头为最。由东往西形成了两条街。估衣和杂项是东单大地的两大行业,占商贩总户数的一半,它们大部集中在东头和靠南侧那条主要道路上。往西有绸片业(零块的绸缎和呢料)、旧五金行(旧工具、旧自行车零件和摩电灯等),它们大多在靠北的那条街上。还有卖旧皮鞋、旧皮箱、旧书、旧药、旧唱机唱片、旧收音机、旧自行车的;有专卖美国走私物资的,如玻璃腰带、尼龙袜子、口红、奶粉、手电筒、眼镜;有修理打火机、自来水笔的;有卖铝锅、胶鞋、布鞋、针织品、制服等新百货的。此外,还有刻字的、拔牙的、点痣的、卖小吃的、卖茶水的等等。卖茶水的夜里不走,附带给各商贩看板子、看货箱。真是百行百业,五花八门,既象庙会但又胜过庙会。


估衣业


估衣业(买卖旧衣服)是东单大地的最大行业。这个行业原来大部分集中在天桥一带,其中有门面的商号有几十家。解放前的东趟子(即天桥东市场),就是个专门经营估衣的市场,分批发与零售两类。过去当铺是估衣行的主要进货对象。旧社会的北京城,大小街道甚至胡同里都有当铺。人们没钱用时就将衣服、首饰等值钱之物典给当铺,待有钱时再去赎当,赎当除还清当本外还要付高利息。赎当有一定的期限,过期不赎的东西叫死当,当铺有权将“死当”处理掉(当期常因物价不稳或时局不安而缩短)。当铺处理“死当”叫“打当”。当铺“打当”时,都要请估衣行的人去议价收购。老北京的穷苦人一提起当铺都不寒而栗,说开当铺的“吃人肉不吐核”,原因是东西一旦送进当铺,十有八九要成死当(因无钱赎当);再则是一件衣物所当无几(一般只能当实际价值的一半),解不了饥渴。


1937年以后,当铺关闭改行的不少,估衣行的进货便转向居民和到外埠收购。估衣批发商多与改活作坊有业务联系。因为购进的估衣多是老式样,拿到市场上不好卖。如老式大氅就没人要,但因料子好,可以改成两件西式大衣。旧毛料大褂能改成两条西式裤子.外埠的进货,大都是中高档商品,要经过改样翻做才能出售。在估衣行里,有人专营直毛皮货;有人专营西服大衣;有人专营绸缎衣服和材料;本钱小的则经营布制衣服。我国近百年来的服装变化很大,尤其是上层社会的衣着变化更大。由清朝官服到长袍马褂;又由便服大衣、斗篷、大氅到制服中山装、西服、西服大衣、军上衣、军大衣、马裤等等。由于时局多变,执政者更迭频繁,由富变穷的人所在多有,使一些贵重的服装变成估衣。因此估衣这一行,近百年来一直是兴旺发达的。日本人侵占北京后,各地交通中断,百业凋零,估衣业也受到很大影响。日本投降后,东单大地兴起,北京估衣行有很大一部分陆陆续续迁到这里来了。天桥几个有门脸的估衣铺,在这里设了分号。他们资金比较多,大都有带围墙的布帐子。当时在东长安街马路北有上百家布帐子,这些布帐子连在一起,象一条街似的。那时的快货是“改活”西裤,料子不错,价钱又便宜,很受青年人欢迎。但有些改活,料子太老,穿不了几天就会破的。人们管这叫“买打了眼”。


东单大地的估衣行,在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时期有两大行,即青估衣和绿估衣。所谓绿估衣,就是专门卖“绿货”——主要是美国军装。当时大量的美国军用物资,经由美军及国民党军队之手,大量流入旧货市场,其中以军装为最多,有军大衣(派克大衣)、军上衣(茄克衫)、衬衫、呢裤、斜纹布上衣,还有睡袋、皮鞋、围巾、背心等等,料子好,价钱便宜。有些人以穿美国军装为时髦,所以“绿货”的销路很好。这种绿估衣是应运而生的一个新行业,存在时间是短暂的。后来货源断绝了,这个行业也就没有了。


估衣行里还有一种吆喝着卖的估衣摊,摊上堆着一大堆不值钱的旧衣服,谓之“青估衣”。摊贩一边吆喝,一边一件一件地向围观者展示,口里不断地这样喊:“唉,吆喝着卖呀!瞧瞧这件吧!这是贡缎的小夹袄呀!卖多少钱?两块五啊!”这些商贩原来集中在天桥一带,后来逐渐转移到全市的主要街道上,如西单、东四、鼓楼前和各个庙会上。而今又到了东单大地。


买卖布衣服,叫“吃布片的”,是估衣行里最次的一等。买来的旧布衣服,要经过拆洗、染色、拼做,才能出售。这部分估衣的销售对象,主要是郊区和外县的农民。日本占领时期,北京还兴了一阵子“老虎衣服”,就是把旧布片洗染后拼成个衣服面,把里子连缀到面上。它看起来像件衣服,实际上一穿就碎。当时日本人大量收买这种衣服,据说是卖给劳工穿的。


解放初期,东单大地估衣行中有几个卖挂毯的发了财。挂毯又叫恰毯,即恰克图毯,中东国家多用来挂在墙上作装饰用。我国新疆等地少数民族也有用挂毯的习惯。挂毯原来在旧货行业中不值钱,当时由于苏联专家喜欢购买,便有些人去全国各地采购。经营此货可获得七八倍到十几倍的利润,干这行的有几户确实发了财。解放初期,西餐具和五金工具是北京的缺货,有几户经营这些东西,也都获得了可观的利润。解放初,北京有个叫刁云鹤的,他利用京沪通车之便,从上海大量买进美制鞋掌,在北京批发,也发了财。


杂项行


东单大地的另一个大行业是杂项行。杂项行的商品多是既有使用价值,又有欣赏价值。经营杂项主要靠修整和捯饬。一些从夜市上买来的旧东西,经过刷洗、修理、配件、改装、喷漆镀亮、打腊等,居然整旧如新。西餐具、桌灯、笔架、瓷盘、碗、壶、咖啡具等,在国民党时期都是快货。那时的顾客大都是国民党中的暴发户,只要他们看中了,是能多给钱的。有些美国兵还爱买中国的铜器,如铜盒子、铜佛像以及各种珐瑯制品。


总之,当时社会上旧货货源多,价格又便宜。这是东单大地活跃一时的重要原因。


解放前靠摆旧货摊吃饭,不管本钱大小,都得有个路子,本钱小专一门也行。如那时东单大地有个专营狗袢的李文华,外号叫“狗袢李”。夜市上有些旧皮带、旧狗袢等,别人不要他要,廉价买回来,拼拼配配就能赚大钱。养狗的人买狗袢有几个心疼钱的呢!还有一个姓王的,专门卖木座,人称“木座王”。他摊上摆着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木座几百个。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买了瓶瓶罐罐之类的古玩器皿,都要配个木座。当时没有卖新木座的,旧木座又都是红木硬木的,所以买主碰上合适的,不管多贵也买,“木座王”便赚了不少钱。


旧货行业这碗饭也并不是好吃的,如果路子不对,又没有“抓”人的俏货,或者不会捯饬,都是不行的。有个叫施明祥的,过去是厨子,失业后摆摊卖杂项,是我的邻摊。他本小进货不多,又不大会捯饬,所以,10天就有4天不开张,养活不了一家四口人,晚上不得不去拉洋车或去当小工。听说没熬到解放他就死了。我在东单大地时,摆摊卖新货。如果卖牙膏、香皂、牙刷等各大商店都有的东西,行市明、利润小,那准吃不上饭;而我卖小五金百货,主要进小手工业产品,本钱不多’大商店里又没有,所以还能维持生活。又如我弟弟,他懂唱片,会修唱机,买旧唱片时一买就是一堆(打小鼓的不懂西洋音乐,也愿意这样卖),这一大堆中即使只有几张好的,也能赚些钱。


东单大地还有个罐头行。说是罐头行,实际卖的并非都是罐头。它经营的商品有花筒奶粉、军用奶粉、全天罐头(一个箱子里有早午晚餐和饮料)、腰带(有布的、尼龙的)、眼镜、自来水笔、美国军用袜子、背心、罐头柠檬水、苹果干、背包、小药、饼干、鞋掌、帽子、手套、行军床、布水桶、午餐肉等等,五花八门种类繁多,全是美国军用货。北京人在抗战八年中,除日货外,什么洋货也没见过,美国货当然很有吸引力。这个行业和绿估衣行一样,解放后货源没有了,很快就消失了。


吃“着笔”,卖假货,害群之马


解放前,买卖东西多要讨价还价,而旧货业尤甚。解放前东单大地的杂项行,更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那时不管大小买卖,都有自己的“暗码”,有的用一到十的数字来表示,有的用诗句或英文字母表示,一般写在明码价格的下边或背面。暗码标的是商品的最低售价或成本价,是为了给伙计作参考的。解放前有些估衣行的老伙计,业务熟练,能说会道,专门在本行业里吃“着笔”(着一音“住”)。“着笔”是估衣行里的一种特殊付酬方式。对吃“着笔”的伙计,商号不给任何收入,全靠赚商品“暗码”以外的钱。比如一件皮袄的成本是50元,商号的最低售价——“暗码”是70元,吃“着笔”的伙计经过和顾客讨价还价,最后以85元成交,那么吃“着笔”的伙计就可以收入15元。这是要当天清帐的。


在旧社会里有那么一小撮人,混在小商贩中专门骗人。他们为了多赚钱,就要大谎,蒙外行。譬如有一种卖“托子表”的人,他们把破烂手表修得能走了,把表放在布上用手托着卖,要谎很大,还价就卖。有的表刚拿回家就不走了。他们专门蒙骗青年和外地人。还有一种卖“炸黄戒指”的,就是将铜片做的戒指当镀金戒指卖。商贩中还有少数的害群之马搞“贴靴”、“弊粘子”合伙欺骗人。他们混在顾客中,假充内行夸赞商品,或哄抬价格,造成争购的假相,使顾客多添钱出高价,上当受骗。对于来卖东西的人,他们就褒贬人家要卖的东西,压级压价。东单大地的自行车市上就有这么一帮人专门搞“圈着买”、“圈着卖”。比如有人来卖自行车,卖多少钱自己心里没有底。一进车市,这些人便一下子围上来,都装作要买车的样子(实际上他们是一码事),对这辆车评头论足。卖车人如果要价大了,他们就奚落你一顿;要价少了,正中下怀,他们就这个还个价,那个还个价,最后用低价买下这辆自行车。转手用高价卖出去,然后按人头分肥,搭过话的都有份。而真正想买车的人,根本到不了卖车人跟前,如果你硬是上前去买,他们就把你挤走。这就叫“圈着买”、“圈着卖”。这伙人都是地痞流氓,专门欺行霸市。解放后,政府在东单大地以及各旧货市首先取缔打击了这伙旧货市场上的害群之马。


有句老话;“凡欺负人的,没有不欺负摆摊的”


解放前我和我的两个弟弟,都在东单大地摆摊。我的祖父和父亲也都是摆摊的。我们对摆摊人在旧社会的处境深有体会。旧社会摆摊人大多是城市贫民,没受过什么教育。我大哥从小学手艺作衬衫,稍大一些,摆摊卖衬衫。夏天忙个死,冬天闲个死,19岁上因劳累过度就死了。我13岁时,曾在商店学过徒,后因挣钱太少,养不了家小,就去摆摊。有人和我开玩笑说:“农民之子恒为农,你是摊贩之子恒摆摊了。”


旧社会有句话:“凡欺负人的人,没有不欺负摆摊的。”拿警察来说,无论是警官、警长、户籍警、交通警或便衣警,在小摊上全是白吃白拿,尤其是主管本地面的最厉害。他们给钱你也不敢要。按他们的逻辑是:“拿你东西这是给你脸”。记得我住家“保”上的腿子,有一次到我摊上,非要两把篦子不行,我是卖小五金百货的,没有篦子,只得到别的摊上买来两把给他。1930年前后,东安市场派出所有个姓范的警官娶儿媳妇,大家出“份子”攒“公意”还不算,事后他还带着儿媳妇到东安市场以道谢为名,向各摊贩索取东西。从走进南门就“抄”(白拿),一直抄到走出西门,一家也不放过。最厉害的是“轰摊”。有时一天轰几回,轰时连骂带打,眼迟腿慢的还要被抓走。当时内一区第一分驻所(在金鱼胡同)有个姓王的警官,摊贩们管他叫“净街王”,只要他一出现,摆摊的就象见到了瘟神,无不逃之夭夭。“净街王”心黑手毒,跑慢了让他追上,就把你的本钱搞个净光,抓到派出所去就是一顿毒打。


再有就是本钱问题。摊子再小也得有三块五块的本钱,没这三块五块钱就摆不了摊。借债是摆摊人的常事。在旧社会,摊贩们一般是借印子钱。债主给个小折子,上边写好日子,债主每天来收钱,在当天的日子上盖个章,章满了债也还清了。问题是当时印子钱利息高,最高达到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放帐当天就扣当天的利息,借10元实际只能拿到9元6角。摊贩们每天先打完印子钱,才能说买粮买柴。夏天就怕连阴雨,冬天就怕风雪天。当时有个歌谣说:“阎王帐,印子钱,就怕赶上连阴天!”我父亲摆摊多年,一再告诫我们:“一定要省吃俭用,不借债,少赊帐,借了钱就如套上夹板,一辈子也还不清!”


摊贩们的出头日


日本投降后,失业的人很多,在东单大地摆摊的多是这些人。解放后东单大地的摊贩人员起了很大变化:一是解放后各行各业得到恢复和发展,一部分解放前失业摆摊的人回了原单位,一部分年轻摊贩经介绍或考试到了国营工厂、商店当了工人;一是增加了不少新摊贩,他们有的是北京大宅门的老爷、少爷,有的在旧社会当过县长、局长、师长,还有少数资本家,由于害怕“共产”,解散了工厂或关闭了商店,也来摆摊。这些人认为解放了,得靠劳动吃饭了,总在家里呆着不行,干别的又不会,只好出来摆个摊。他们摊上的货物多是自己家里的东西。他们在东单大地只是暂时栖身,后来就陆续离开了摊贩队伍。


北平解放后不久,人民政府就把东单大地的旧货市管理起来,在东单、东长安街路南划定了摊位,建立了摊贩管理处,并改名为东单市场(人们仍然叫东单大地)。这时东单大地的范围是:由东单广场南墙东犄角往西到台基厂口(基本上就是现在对外贸易部那个地方)这块地方。由北往南划了五条街,由西往东划了十条横路。由于地基东宽西窄,所以在东头第一条街的外边又划了一条街,叫一支街。一支街都是饮食业。


解放后的东单大地,西头比东头热闹,临东长安街的叫一街,由一街往南是二、三、四、五街并排排列,以一二街业务最好。在解放后的3年经济恢复时期,摊贩们的积极性很高,销售额成倍增长。原来的地摊(在地上铺上纸或布)不见了,很多摊贩不但有了案子,还搭起棚子,有的还盖起了小屋。这时摊贩多了,行业也多了,新添了照相业、棉布业、缝纫业、新旧医疗器械业、新旧五金工具业、租书业等等。还有小手工业设摊出卖自己的产品。摊贩们编成小组、大组,组织了摊贩联合会。摊贩管理处和摊贩联合会,大力宣传明码标价,整顿经营中的说假话、要谎的不正之风,教育广大摊贩要照章纳税,使营业逐步走上正轨。


管理处还办起了政治学习班、文化学习班和扫盲班。旧社会,摊贩们让人打过来骂过去,根本不被当人看;新社会,摊贩们彻底翻了身,学了文化,懂了很多革命道理。本钱少的,国家银行还给予贷款,积极扶植。1950年北京市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时,也有摊贩代表参加。在旧社会被轰得到处乱跑的摊贩,居然管理起国家大事来!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东单大地一天天繁荣起来,全市摊贩不断迁来东单大地,摊贩人数骤增到一千三四百人,销货额和资金积累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摊贩们的生活也都有了提高。东单大地成了全市的一个商品供应市场。


东单大地的搬迁


1951年国家对外贸易部需占用东单大地这块地方。北京市政府遂决定迁移东单大地市场。经市工商管理局会同市场摊贩管理处和摊贩联合会研究协商,最后决定在东四隆福寺庙会基地修建一个永久性的商场。当时估算建筑费约需40亿元(旧币)。经各方商定:国家对外贸易部出20亿元,工商管理局投资10亿元;下余10亿元由东单大地的摊贩自筹。自筹的办法是,按货摊大小和资金多少认购迁建股(每股5000元旧币)。当时除自行车市迁往天桥市场外,其余百分之九十的摊贩都认购了迁建股(1953年国家将迁建股全部退还)。因外贸部急需施工,东单大地的摊贩提前于1951年8月迁出大地,临时在灯市口大街、王府大街和猪市大街设摊营业近四个月。隆福寺庙会工程于1951年底基本竣工,正式命名为东四人民市场。各摊贩立即迁入市场,于1952年元旦正式开幕营业。东单大地的历史至此结束。


东四人民市场是解放后国家在北京修建的第一个市场,主要建筑为4个大棚,前两棚为方形,后两棚为长方形,全是黄松木料人字梁铁枷板,前两棚柱高8米,人字梁最高处离地15米,瓦棱铅板为顶,4个棚的总面积为5728平米。在解放初期,这样大的建筑是颇为壮观的。据当时工商管理局搞修建的同志讲,建筑大棚所用的黄花松大柱子都是东北林场献给中央的礼物,铅板也是进口的。1954年修了门窗,1955年打了水泥地面。


东四人民市场开张营业时,共有1100多户,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东单大地的摊贩,约900多户;二是原隆福寺庙会的摊贩,约100户;三是自德胜门晓市迁来的自行车零件和胶胎业,约100户。后来,东华门大街的罐头行和冰鞋业迁来数十户,朝内大街也迁来几十户。当时每个摊位是6尺长3尺宽,摊位前面自己搭案子,后面有木板格子(木板是由工商管理局支援,市场迁建委员会统一制作的),每个摊位装有1个电灯。大部分摊贩是1户一个摊位,极少数大户占有1个半或2个摊位。原东单大地的摊贩管理处和摊贩联合会同时迁入东四人民市场。因市场内有卫生保洁、供电等事务性工作,又建立了场务委员会。后来市场摊联会与东四区摊联会合并,叫东四区摊贩联合会,并设有办公室,配备了专职干部。


市场的前两个大棚每棚各有五条街,两棚中间一条街,共十一条街,每条街编成3个小组1个大组;后两个大棚四条街编成12个小组4个大组;货棚外面的饮食、茶水、山货业编成4个小组1个大组。全市场共编49个小组16个大组。


东四人民市场建立后的一大特点,就是同行业摊贩集中摆设。过去所有市场行业的摆设都是自然的插花式。集中摆设后、一方面便利于顾客选购商品,一方面又为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基础。“三反”、“五反”运动后,各国营公司从货源上照顾摊贩,银行又给摊贩贷款,各户营业额不断上升。1953年国家发行公债,摊贩们都能踊跃认购,到1956年合营时,有的最多认购公债1000元,一般认购数为三四百元左右。1955年在三大改造高潮中,东四人民市场的摊贩们积极响应党的“按行业组织起来”的号召,实行联购联销。这样资金集中,摊位集中,人员集中。摊贩们还民主选举了组长,订立了章程,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此后,摊贩也由利润收入改为工资收入(摊贩本人每月工资35元,协助操作人即家属,每人每月15元)。市场按行业先后组织了百货、搪瓷陶瓷、布鞋皮鞋、唱机唱片、西药、布匹服装、针织、袜子、帽子、童装、旧书、玩具、文化用品、五金工具、眼镜钟表、特艺杂项、电料、无线电、旧皮箱、西餐具、干鲜果品、饮食小吃、自行车零件等30几个联购联销组。国家对私营商业是按行归口,所以每个组都由它的主营公司领导。1956年初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时,国家考虑到市场商业集中,摊贩业已集体经营,影响面大,让市场摊贩们以联营组名义参加了公私合营行列。1958年,市场实行了统一管理,由区商业局直接领导,按商品种类分为6个商品部。


1962年又修建了前场,拆除了原隆福寺山门,盖起了一幢幢大楼,使东四人民市场初建时的面貌全然改观。当时东四人民市场是北京市第一商业局直属的四大商场之一(其它三家为百货大楼、东风市场和西单商场),有1700多名职工,近7000平方米的营业面积。经营品种在2万种以上,内分10个商品部。后来到市场工作的青年人,对市场的起源以及当初的面貌,怕是知道的不多了。


东单大地原有的摊贩人员,现在不少人已经年老退休了。他们在几经沧桑的东单大地上,饱经忧患,每当回忆起过去,都有一种隔世之感。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趁我们这些老年人还在的时候,把东单大地的历史如实地记录下来。它作为一份历史的研究资料,或许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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