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西湖北山街上的38号、39号和40号，就是民国初期湖州南浔富商邢氏家族的房产——抱青别墅。根据有关资料记载，抱青别墅的地皮原先是属于毓秀庵的，光绪三十二年（1906）4月，毓秀庵业主忠成将地皮卖给了南浔的邢为业。后来，在土地所有权证书上出现的登记姓名是“邢抱青”。
既然叫“抱青别墅”，主人就应该与“抱青”有关。然而，有的文章说，“邢抱青”就是南浔八牛之首的邢庚星，抱青是他的号。这样问题也就出来了，邢庚星出生在1790年，逝世于1861年，也就是说，邢家在1906年买下西湖旁的这块土地时，邢庚星早已不在人世。那么，为何还要在土地登记证书上用一个死人的名号，又为何要用死人的名号来命名后来新建的楼房，难道是为了纪念？笔者目前掌握的文献资料还难以解读“邢抱青”的这些问题。
其实，抱青别墅的历史文化，虽然缺少邢庚星的内容，却有邢庚星孙子邢鼎丞的不少内容。
▲ 工程施工前夕的葛岭饭店
前些年，人们站在抱青别墅前仔细观察，总会觉得这座建筑非常别扭。好好的一座西式别墅，两旁却粘着两个怪异的小楼。虽然建造者力图使这两个小楼的风格尽量与别墅的风格近似，但是，让人看了还是非常不顺眼。东面的小楼虽是两层建筑，但是从外部看，仿佛是在抱青别墅上贴了一个大膏药，很不雅观；西面粘着的小楼居然还是三层结构，更是严重影响了抱青别墅的采光，破坏了抱青别墅的美观。
但是，也看得出来，这两个小楼不会是其他人所建，应该是房屋的主人或房屋的使用人搭建的，因为这两个小楼不仅与抱青别墅相连，而且还是借别墅的楼梯上下的。那么房屋的主人或房屋的使用人当年为什么要搭建这样两座大煞风景的小楼呢？笔者后来是从当时居住在西面那个三层小楼底层的柳贞华大妈处获得了谜底。
这座历史建筑内的老住户柳贞华，就是当年葛岭饭店经营者于少甫的儿媳。据柳贞华回忆说：
“我的公公于少甫与邢庚星的孙子邢鼎丞是同学、好友。于少甫学的是建筑，后来成了建筑工程师。有关抱青别墅建筑维修上的事，邢鼎丞都是托付给于少甫的。由于邢鼎丞常年在上海经营房地产，所以西湖旁的这座抱青别墅也就常常是空置着的。”
有人曾撰文说：“葛岭饭店建于1931年。”其实，他完全不知道，葛岭饭店的前身就是抱青别墅。早在1929年，杭州举办西湖博览会时，抱青别墅早就问世，它被西博会租用，是工业馆的第四分馆。当时挂着“工业馆第四分馆”牌号的抱青别墅内，展出的物品主要是玩具、扇子、伞、肥皂、蜡烛、火柴、纽扣等。
西博会结束以后，所借用的别墅、寺庙都一一作了归还。归还后的抱青别墅继续无人居住。但是，西博会使人们看到了沿湖房屋的黄金价值。后来，于少甫便想到可以将这座西式别墅改为饭店。
邢鼎丞获悉了于少甫有这样的想法后，便同意出租别墅。柳贞华说，这样，于少甫最后便以60元大洋的月租费获得了别墅的使用权。但是，在当年的房屋租借条约上，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于少甫用的却是一个化名——王崇德。不久，这座经过全面装修后的西式别墅，便挂出了“葛岭中西大饭店”的招牌。
建筑工程师出身的于少甫，在经营上也有一定的眼光。六十多年前，他就知道用广告的手段可以叫响饭店的知名度和美誉度。1934年3月出版的《杭州市指南》中就刊有葛岭中西大饭店的两则广告，广告的内容如下：
“新开葛岭中西大饭店，保塔脚下。游客注意，本饭店开设里西湖，滨湖西式洋房，地位宽敞，每卧室装有浴室及水汀，交通便利，备有汽车间，免费停放，中西饮食一应俱全，此外，另有美丽酒吧，专售上品洋酒。电话总账房2939号。”
柳贞华大妈说：“过去的事，我也不是很清楚。只听说葛岭饭店开张后生意很好，客房不够用，饭店服务员也缺休息的地方，这样，我的公公于少甫便动了盖小楼的念头。”
据柳贞华介绍：于少甫不仅在别墅的东西两端加盖了两个小楼，而且还为抱青别墅添加了一层楼，使原来只是假三层的抱青别墅变成了真正的三层楼。柳贞华说：
“当时，抱青别墅的第三层楼，是葛岭饭店的服务员住的；西面搭建的三层小楼，底层用作了汽车间，上面两层是于少甫一家的住房；东面搭建的两层小楼则用作饭店的卫生间。”
柳贞华大妈的回忆，揭开了抱青别墅为何如此别扭的原因，也使我们知道了当年有点小名气的葛岭中西大饭店原来是这样拼装出来的。
于少甫的饭店经营策略还突出一个“洋”字，不仅在广告中打出了“葛岭中西大饭店”的旗号，而且在经营上还形成供应西菜、出售洋酒的特色。
这些招数倒的确能引来不少外国游客。著名学者曹聚仁曾多次下榻葛岭饭店，据他回忆，当年的“葛岭饭店、蝶来饭店、西泠饭店的主顾，他们多是上海客，也有一半是‘洋人’”。但是，在曹聚仁的眼里，“葛岭饭店，虽说是用刀用叉，餐餐吃西菜，看起来，总还是旧日的庭院”。
不光是曹聚仁，还有郑振铎、蒋慎吾、易孺等许多知名学者都曾下榻过葛岭饭店，当然，他们并不是因为饭店有洋餐饮而来。
丰子恺曾留下这样的回忆文章：
1948年3月，郑振铎从上海来杭州，入住在葛岭饭店。晚上，郑振铎去丰子恺家拜访。恰巧丰子恺不在家，郑便留下自己的姓名和所住的旅馆名——葛岭饭店。第二天早晨，丰子恺便去葛岭饭店找郑，但郑已出门，丰子恺便将自己的名片留在郑的房间内。但是，直到晚上8点多钟，郑振铎才走进丰子恺的家。一问方知，郑从早上出门后一直没有回过葛岭饭店。中饭、晚饭都是在外面吃的。
其实，葛岭饭店最大的优势不是它的洋餐饮，而是它所处的地理位置。该饭店既在西子湖畔，又离市区不远，既便于游览山水，又便于走亲访友，加上交通便利（西湖游船是当时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之一），所以不少游客，包括一些名人都喜欢下榻这家饭店。此外，这座西式建筑在当时也开始融入到西湖的山水之中，成为一种标志性的建筑，从而在不少游客的心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晚年定居在香港的曹聚仁就经常提到葛岭饭店。他曾经回忆说：
“抗日战争胜利那年，我重到葛岭饭店，便浑身发战，更不必说西溪的芦花，北高峰的白云了。”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曾租借葛岭饭店为党校的教育用房。省委党校迁走后，葛岭饭店就成为普通居民用房。时间久了，有关抱青别墅的历史文化开始被人们所遗忘。1995年杭州市有关部门编纂出版的《西湖志》就曾认为：“抱青别墅，今已不存。”其实，它一直屹立在西湖之旁。
▲ 工程竣工后，葛岭饭店回归抱青别墅原貌
在2004年的北山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工程中，抱青别墅被恢复了历史原貌，两个粘在它旁边的小楼被完全拆除，顶层上当年被于少甫添加的建筑部分也被拆除。当年的洋饭店今天又回归为老别墅，成为西湖北线上的一个新的文化亮点。
图片来源书籍
文章原题《邢鼎丞与抱青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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