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必大是南宋时的高官，当到了宰相的位置，所以被后世称之为名相，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位政治家。但同时，他又是那个时代的文坛领袖，徐谊在《平园续稿原序》中称：“国初承五季之后，士习俳俚，欧阳文忠公自庐陵以文章续韩昌黎正统，一起而挥之，天下翕然，尊尚经术，斯文一变而为三代两汉之雅健。翰墨宗师，项背相望，故庆历、元祐之治照映古今，与时高下，信哉！其后穿凿破碎之害起，而士俗亦陋，及公发挥文忠之学，被遇高庙，辅相阜陵，弼成治功。于是二公屹然并著于六七十年之内。”
这段话总的意思是说，到了周必大时代，社会文风不正，而周必大力矫此弊。周改变文风的方式，倒不仅仅是他运用手中的权力，而是他真正做到了身体力行，徐谊在此序中接着说到：“连篇累牍，姿态横出，千汇万状，不主故常，何其富也！诗赋铭赞，清新妩丽，碑序题跋，率常诵其所见，足以补太史之阙遗，而正传闻之讹谬，又何其精也！”周必大写出了大量的作品，其数量之多，按照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说法：“著作之富，自杨万里、陆游以外，未有能及之者。”南宋时期，陆游和杨万里都是以多取胜，而周必大与这两位能够鼎足而三，足以可知周在日理万机的工作之余是何等的勤奋。
周必大撰《淳熙玉堂杂记》，民国十一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学津讨原》本，书牌
周必大撰《淳熙玉堂杂记》，民国十一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学津讨原》本，卷首
我的这个说法倒并不是说周必大没有好好工作，其实从工作业绩角度来说，周确实是兢兢业业，清人王敬芳在《重刊周益国文忠公集后序》中说他：“公以忠直，受知孝宗，参枢筦，历二府，举凡战守之机宜、边帅之勇怯、使命之当否，一决于公。赖公之经营区画，而宗社粗安者数十年。”这句话是说周掌握着朝官的生杀大权，他的一句话就能让某人升职，也同样能让其贬官。但是周必大却没有以权谋私，因此在他当宰相的阶段，朝中基本太平。即此可知，周必大是工作爱好两不误，两个方面都做出了较高的成绩。
我们还是说说周必大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宋史》本传上给他的评价是：“在翰苑几六年，制命温雅，周尽事情，为一时词臣之冠。”“词臣之冠”这个词已经足够高大，但是这个高大的称呼倒并不是偏私，因为到了清乾隆年间，四库馆臣在整理他的文集时，依然给予了这样的评价：“必大以文章受知孝宗，其制命温雅，文体昌博，为南渡后台阁之冠，考据亦极精审，岿然负一代重名。”看来，几百年后他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依然得到了后世的肯定。
但周必大在他的那个时代并不仅仅是一花独放，他对社会文风的培植和转变，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谥诰》上说他：“门无杂宾，海内人士有能以片文只字自致于公者，辄忘年忘分，与之交际。虽酬酢终日，不倦也。”看来，那个时代的文人因为有了周必大，真是他们的幸运，无论他们何等的默默无名，但只要能找到周必大，周在看了他们的文章后，都会不遗余力地予以夸赞，也正因如此，李光生在《周必大研究》一书中总结到：“周必大爱惜人才、提携人才，促成了其以宰职身份主盟文坛。”
《续后汉书》四十二卷义例一卷音义四卷札记一卷，清道光二十一年上海郁氏刻宜稼堂丛书本，周必大序
前面提到就数量而言，周必大跟陆游与杨万里并称，而周与此二人既是师友，又有着人事上的瓜葛，那我就分别聊聊他与这二人之间的交往过节。
我们先说陆游。关于周、陆二人的相识，陆游在《祭周益公文》中有如下说法：“某绍兴庚辰始至行在，见公于途，欣然倾盖。得居连墙，日接嘉话。每一相从，脱帽褫带；从容笑语，输写肝肺。邻家借酒，小圃鉏菜。荧荧青灯，瘦影相对。西湖吊古，并辔共载；赋诗属文，颇极奇怪。淡交如水，久而不坏。各谓知心，绝出流辈。”原来他二人相识于绍兴，可能是因为他们都喜欢诗的缘故，故而在一起交往得十分快乐，整天小酒小菜地在一起吃喝作诗。陆游的这篇祭文当然是在周必大去世之后所写，如此说来，这应当是个真实的记录。两人也有些唱和之诗流传了下来，比如陆游写过一篇《周洪道学士许折赠馆中海棠以诗督之》：
袅袅柔丝不自持，更禁日炙与风吹。
仙家见惯浑闲事，乞与人间看一枝。
而周必大所和之诗则为《许陆务观馆中海棠未与而诗来次韵》：
莫嗔芳意太矜持，曾得三郎觱篥吹。
今日若无工部句，殷勤犹惜最残枝。
即此可知，两人最初是十分要好的师友关系，方回在《瀛奎律髓》中甚至说：“公尝问诗法于放翁，对云：‘当法子由。’”看来周必大曾经向陆游求教过作诗之法，而陆告诉他的方法竟然是让他去学苏辙。这个说法得到了周必大的印证，他在《跋苏子由和刘共父省上示座客诗》中称：“吾友陆务观，当今诗人之冠冕，数劝予哦苏黄门诗。退取《栾城集》观之，殊未识其旨趣……快读数过，温雅高妙，如佳人独立，姿态易见，然后知务观于此道真先觉也。”周在此明确地说：我的朋友陆游是当今第一大诗人，他多次劝我要学苏黄诗派的笔法。而后周必大仔细研读了苏辙的诗集，但初读之下不得要领，几遍读下来之后，就品得了其中的妙处，于是周感叹说：陆游兄确实是一位真正懂诗的好友。
由此可见，周、陆二人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但是后来周必大做官的本领就如他的名字一样，越来越大，而陆游却没有这么幸运，在职位上比周差着好多级。一对好朋友，其中一个飞黄腾达了，按照传统的观念，他们二人就不太可能继续保持好友的关系。果真，有人拿这个结果来说事儿。
宋淳熙七年，周必大当上了参知政事，当年的十一月，陆游被召回朝中，等待任命。好不容易等来了一个不错的空缺，但却被给事中赵汝愚挡了回去，为此有人开始说闲话，这说闲话者竟然是大名鼎鼎的吕祖谦：“子直庶几善道，而于事物似未尽谙。如陆务观疏放封駮，岂为过当？方人材难得之时，其词翰俊发，多识典故，又趋向实不害正，弃暇使过亦何妨？公与子直厚，胡不语之。”吕祖谦说当时赵汝愚并不了解情况，再加上陆游确实是不修边幅，所以赵阻止陆任职也没什么不对，然而吕又说那个时代人才难得，而陆的内秀，周必大应该了解，所以吕觉得在这个关键时刻，周应当挺身而出替陆说话。
吕祖谦为什么要说这番话呢？我也按照他的思路八卦一下：因为吕跟陆的关系也很密切，吕祖谦是曾几的外孙，同时他又是吕本中侄孙，而陆游曾经分别拜过曾几和吕本中为师，如此论起来，陆游应当是吕祖谦的长辈。如果站在这个角度来说，吕祖谦在这个问题上微责周必大似乎有着维护同道的嫌疑，而事实上也确实有这个问题。李光生先生在《周必大研究》一书中，对周的这个问题进行了长篇辩护，其结论是：“吕氏之责未必无理，然周必大刚任副相，提携人才势必受到多方掣肘，有心无力、爱莫能助似乎更贴近事实的本相。”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鉴》一百五十卷目录三卷，明刻本，周必大序
从事实上说，周必大确实在这个问题上没能给陆游提供太大的帮助，但这并不等于说他没有努力过。淳熙九年，周必大在《与陆务观书》中说：“某力小任重，已非所安，年衰气索，又觉难于支吾”，他在信中告诉陆游，因为自己能力所限，所以难以给友人提供大的帮助。在后来的几年，周必大努力地向朝中推举陆游，他在《学士添员御笔回奏》中说到：“此外惟有陆游大段该博，尤知本朝典故，词章实为独步。并乞睿照。”但不知什么原因，孝宗皇帝还是没有任命陆游。魏了翁在给倪思所撰墓志铭中，也同样证实了周必大确实为陆游能谋个好职位的事情做过努力：“淳熙十六年正月，上问丞相曰：‘学士院阙人，谁可者？’周文忠公进奏数人，公与其一，然意主陆游，上持以命公。”
除了在朝中的努力，周必大也到处夸赞陆游是当今第一大诗人，周在《跋陆务官送其子龙赴吉州司理诗》中夸赞到：“吾友陆务观，得李杜之文章，居严徐之侍从，子孙众多如王谢，寿考康宁如松乔。诗能穷人之谤，一洗万古而空之。”
周必大跟杨万里之间的关系，也是后世八卦的重点。这件事情的起因，应该是出于《宋史》中的记载：“万里为人刚而褊。孝宗始爱其才，以问周必大，必大无善语，由此不见用。”这段话说，宋孝宗喜欢杨万里很有才气，于是向周必大咨询杨的为人，但周没有替杨说好话，所以孝宗就没能重用杨万里。
周必大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两朝纲目备要》中有这样的说法：“周必大与杨万里居同州，二人论不合。必大得政，万里独不得登从班。”此段话说，周、杨不和是因为政见不同，而后周当了总理，所以就坚决压制杨。对这件事，李光生举出了很多证据，以此替周必大辩诬。
宋绍兴二十年，在参加科考时，周、杨二人得以相识，而后交往了半个多世纪。从现存的材料看，二人并无攻忤之文，相反，他们在各自的文章中都在夸赞对方。淳熙二年三月，周必大在敷文阁待制和侍讲的位置上到期离任，于是乎，他就写了篇《举杨万里自代状》，文中称：“……杨万里，居家孝谨，从事廉方。富于艺文，可备西清之访；邃于经术，无惭重席之荣。臣实不如，举以自代。”周在离职时给朝廷写信，希望杨万里能够接替自己的职位，并且说杨在各个方面都超过了自己。
除此之外，丁传靖在《宋人轶事汇编》中有一个较长的段落详记了周必大在皇帝面前使劲儿推举杨万里：“德寿八十上尊号，周益公当国，差官撰册读册，册拟杨诚斋、尤延之各撰一本，预先进呈。益公与诚斋乡人，欲除诚斋侍从，寿皇披阅，谓：‘杨之文太聱牙，不如用尤之文温润。’益公又请以杨读册官，寿皇云：‘杨江西人，声言不清，不若移作奉册。’寿皇过内奏册宝礼节及行礼官至杨，德寿作色曰：‘杨某尚在这里，如何不去！’寿皇奏曰：‘不晓圣意。’德寿云：‘杨某殿策比朕为晋元帝，甚道理！’”周在推举杨时，不管皇帝如何否决，他都变换着方式一再地替杨说好话，希望能得到皇帝的首肯，而能帮杨谋个好职位。
其实周必大这么做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因为在淳熙年间，孝宗皇帝为了削弱宰相的权力，专门制定了一条新的规定，徐自明在《宋宰辅编年录校补》一书中称：“‘命大臣进拟，皆于姓名下注本贯封入，遂为故事。’同时规定‘不许宰相进拟乡人，王丞相（淮）在相位八年，林子中亦乡人，八年不得除命。’”也就是说，宰相不可以任人为亲地用自己的同乡。但是为人谨慎的周必大，为了杨万里这位同乡，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皇帝推荐杨。
周必大撰《近体乐府》，清光绪十四年钱塘汪氏振绮堂翻刻《宋六十名家词》本
以上所言是周必大对杨万里的态度，那杨对周的态度是怎样的呢？淳熙十六年，光宗即位，有人向新皇帝说周必大的坏话，于是周被赶出朝廷前往潭州任职。当时杨万里在筠州，他闻听这个变故后就给周写了封信：“某自得邸报，知释位去国，而莫知风帆所指。近得尤延之书，乃知度夏于阳羡。吾人仕宦，有进便有退，有出便有处。丞相学力，岂不能筑河堤以障屋溜？所可撼者，君子得时行道而不得究其所蕴，……已矣，姑置是事，独世路风波，真可畏耳。”
杨在信中称，他是从小报上得知周被降职的消息，但他却不知道周被外放到了哪里，但他对这件事很关心，后来他得到了尤袤的来信，方了解到周必大任职的确切地点，于是他就给周写了这封信，写信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安慰周不要被降职之事扰乱心绪。由此可见，二人的关系确实很不一般，远非社会上所流传的二人不和。
《江西通志》卷七十六中也同样驳斥了这种流言：“史家谓‘孝宗爱其才，以问周必大，必大无善语，由此不见用’，愚窃谓不然。观益公致政后，诚斋亦相继归田，末路往还倡酬，情好颇密，篇章俱在，可考而知也，益国公固非忌才者，诚斋又岂匿怨而友者哉！”而《鹤林玉露》乙编卷五中用了很长一个段落，记载了周、杨二人都退休后二人在一起交往密切的历史史实。经过以上的举例，李光生得出了上述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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