辫发、缠足、八股文并称中国传统社会的三大陋习。在清代，此三者曾为西方国家视为野蛮和落后的标志，西方洋人甚至恶毒地诅咒说：“世界人类由下等动物而进化，中国人不十年必退化为禽兽。”所有这些既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也产生了对愚昧落后习俗的一种“自觉”或“自省”；同时，在近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的情况下，拖着一条长辫子，行礼不便于脱帽，健身不便于锻炼，做工不便于开机器，练兵不便于操练，且每天还得花时间去梳头发、编辫子，勤洗更费时间；因此，剪辫断发运动在近代形成一股风潮，成为中国人改变其外在审美形象的重要举动。
剪发辫
剪辫运动首先在留日学生中开始。留日学生归国后，又将此种风气传播到了国内。1903年时，杭城青年学生剪辫者已不乏其人，当时官方并不严禁，这表明清政府统治力的衰弱。但剪辫毕竟为不合法行为，故遇有科举考试，应试者仍需带上假发辫。
1911年1月15日，上海各界在张园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剪辫大会，参加人数有四万余人。消息传至杭城，杭州市民纷纷效仿。剪辫成为杭城一道新的景观。
辛亥革命后民众剪辫
杭州光复后，浙江临时省议会把移风易俗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上，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禁鸦片，放女足、剪发辫、禁止婢女、禁止贩卖人口等。这对杭州清末已开始的风俗改良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市民们认为“不剪辫子不算革命，也不算时髦”。政府倡导于上，民间行动于下，杭州的剪辫运动狂飙突进，尽管其间抵制的现象时有发生，但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辫发习俗终于被革除。
辫子革除之后，各种发型逐渐流行起来，讲究发式发型的理发店应运而生，迅速取代了传统的剃头店。城镇男子初为光头，继为平顶、圆顶，后通行三七分西发。乡村男子多为光头，男孩多“瓦爿头”。有人还在报纸上呼吁设立女子理发店：“男子剪辫子后已有理发店，女子反无整容之所，诚为女界之一大缺点。况现行时代新髻及背面斜鬓松辫等妆非倩人代梳不可。敌宜速于各省通都闹市之中开设女子理发店。”此后，男女理发业便在杭城兴起。这个过程逼真地反映了在革命风潮中社会风尚的起伏激荡，显示了民国初年革故鼎新社会潮流所向的威力。
剪辫
据1932年调查，杭州独立设店经营的理发店有339家，合计资本81066元，1931年时营业总额达到263880元。此外，还有附设于茶馆的理发摊点（当时俗称“茶座”），约有60余家。理发店有绍、台、温、金、衢、杭、诸暨等帮及扬州、江西、安徽、南京（苏帮）等帮。理发业以设备装潢及椅数多少的不同分为甲乙丙丁四等。铁椅10把以上者为甲等，铁椅8把以上10把以下者为乙等，铁椅不满4把或木椅4把以上者为丙等，木椅不满4把者为丁等。规模较大的店有孔雀、溶溶、时美、如记、东亚、春和、边丝顾影轩、新新、和记、中央、龙记、淙记、陈祥泰、女子理发厅、信和、张合兴、兴华、丽丽、文雅洽记、楼文记等数家。其中溶溶、孔雀两家还特设女座，因而还被列入特等级别。
那时的女性发式，时髦的也有十余种，如处女式、刘海式、圆弧式、水波式、镰刀式、垂翼式、垂苏式、绞练式、平分式、定波式等，男子的打扮也无奇不有，青年人流行德国威廉二世皇帝的“威廉式”小胡子。当时理发的价格由理发同业公会制定遵守，不准自行降价、提价。以甲等理发店为例，男各式理发为0.24元，普通剪发为0.16元，整容修面为0.14元，女各式剪发为0.28元，10岁以下孩童剪发0.16元，烫发为0.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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