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村不折所说的第二段话只是讲到了沈周与文征明在明代画坛中的领袖地位，并未提及他们两位是吴派的领袖人物。郑秉珊在《沈石田》一文中则称：“文征明与石田齐名，后世并称‘文沈’。吴门画派就是他们两人创立的，是明代的最大画派。”然高居翰在《图说中国绘画史》中谈到吴派创始人时，却只点到了沈周：“他们大部分出身世家，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浸融了洋溢于明代中期社会里的安全感和优越感。他们之中很少人展现出像无数元代画家所具有的那种反社会倾向，或者好似明末和清初的独创主义画家们所表现的那种热烈的突破精神。稳健与平衡才是他们绘画的主要调子，由创始人沈周奠定了下来。”
沈周《京江送别图卷》局部一 故宫博物院藏
高居翰在这段话的前半段讲述了进入明代后，文人画的活跃区域，特别提到苏州乃是士大夫文化的中心。正是因为有这样一大批画家集中生活在苏州附近的吴县，所以才渐渐形成了吴派。关于该派的发展及延续，中村不折又在其专著中提到了吴派中的董其昌、陈继儒等人对于沈周和文征明的继承，同时他们更加强调尚南贬北之论，而这种论调符合了那个时代的思潮，由此而遮盖了浙派如日中天的局面：“万历以降的画苑，完全为吴派的独占场，甚至使继绍明代文化的清朝二百多年的山水画独属南宗。”
由以上的论述可以判断，吴派在明代中后期成为了江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一个画派，而该画派的领袖人物就是沈周。
沈家原本是苏州地区的旺族，到明末时期，常州沈氏渐渐衰落下来。沈周的曾祖父沈良琛迁居到了相城，相城乃是苏州的郊区，而后其家又渐渐有了起色。如果追溯沈家绘画的渊源，从相应资料记载来看，应当是源自沈周的祖父沈澄。沈澄的画作后世并无留传，然而《完庵集》中有一篇题为《题月舟山人所藏沈茧庵同斋父子诗画》的诗作，而茧庵乃是沈澄的别号，由此可见，他确实有绘画才能。
沈周《京江送别图卷》局部二 故宫博物院藏
明代永乐年间，因为沈澄在当地的影响力，他被朝廷征召，故乡人称其为沈征君。但沈澄不喜欢出外做官，他拒绝了征召，而后隐居于家乡，主要精力用于读书绘画，倒也因此颐养天年，活到了88岁的高龄。
沈澄有两个儿子，长子名沈贞吉，次子叫沈恒吉，而恒吉别号同斋，也就是《完庵集》那篇题目中所提及者。兄弟二人都拜陈继为师，与之学习经学，后来又跟著名的画家杜琼学习绘画，刘凤在《续先贤赞》中称“贞吉恒吉，皆善绘素”，兄弟二人取得的绘画成就在当时就颇受肯定。徐沁在《明画录》中夸赞沈恒吉：“画山水师杜琼，劲骨老思溢出，绝类黄鹤山樵（王蒙）一派，两沈并列神品，寿俱大耋。”沈氏兄弟二人受父亲的影响，均未出外做官，只在家乡读书绘画。
沈恒吉的儿子就是沈周，幼年时拜陈宽为师。陈宽乃是陈继的儿子，也是位著名画家，同时收藏了不少黄公望、王蒙等著名画家的画作。后来沈周又拜赵同鲁为师，赵氏在诗文方面很有成就，并且精通鉴赏，沈周在他那里学到了不少本领。跟父辈一样，沈周也克守家训，不出外做官，只是读书作诗绘画。几代人都不看重功名，这样的家族并不多见。钱谷在《吴都文粹续集》中谈到沈家称：“当其燕闲，父子祖孙相聚一堂，商榷古今，情发于诗，有倡有和。仪度文章，雍容详雅。四方贤士大夫闻风踵门，请观其礼，殆无虚日。三吴间一时论盛族，咸称相城沈氏为之最焉。”
沈周《庐山高图》纸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这真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族，不靠权阀，结庐乡间，一心只以读书学问为乐。然而人生世间总有些劳役是无法躲避的，比如沈恒吉就被任命为当地的粮长，每过一个时期就要到南京汇报工作。沈恒吉对此没有兴趣，于是就派儿子沈周代表自己去完成这项公差，而那时沈周年仅15岁。
沈周来到南京时，见到了户部侍郎崔恭。此人也是位文士，沈周写了百韵诗奉上。崔恭看后很感意外，怀疑这等成熟的作品是否真的出自这位15岁少年之手，于是出题让沈周当场作诗。而沈周一挥而就，崔恭看后，大为激赏，将沈周比喻成唐代的王勃，因为王勃也是少年英才，一挥而就写出了千古名篇《滕王阁序》。崔恭觉得让如此有才华的年轻人担任粮长这种无聊工作，显然是浪费人才，于是给苏州的地方官下令，免除了沈家粮长的劳役。
以上这段历史出自文征明在《沈先生行状》中的记载。然而浦铣的《历代赋话》中把这个故事的时间说得更早：“（沈周）年十一，游南都，作百韵诗上巡抚侍郎崔恭，面试《凤凰台》赋，援笔立就，恭大嗟异。”
沈周《青绿山水轴》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
《行状》中提到沈周是在15岁时替父到南京办差，而这里把年龄提早了四年，如果说11岁的沈周就替父亲办事，似乎太小了一些，更何况，文征明乃是沈周的弟子，他所作的《行状》应该更为可靠，想来以15岁更贴近事实。
如前所言，沈周拜师学过诗文，在这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当然这跟其天生聪颖有很大关系。清梁章钜《巧对录》中载有这样一个故事：“沈石田先生尝偕陈启东会饮于吴太史家，时贺解元恩、陈进士策同在座。石田不善饮，酒至辄辞。启东曰：‘吾有一对，君能对之，当代君饮。’先生颔之。启东曰：‘恩作解元，礼合贺其荣也。’‘其荣’贺字。先生应声曰：‘策为进士，职当陈嘉谟焉。’‘嘉谟’陈字。合座无不击节。”
沈周确实才华横溢，可惜的是，他在诗词方面的光芒被绘画成就所遮掩。清许起在《化须疏》中称：“石田翁不仅画掩其诗，而其文亦有绝佳者，即如此疏，用事妥切，铸词深古，字字皆有来处，即古人集中亦不可多得，何况近今，后进好轻诋前辈，动辄高谈史汉，亦可嗤已。”
关于沈周的书法成就，明李日华在《沈石田募须疏》中则称：“沈石田天赋异禀，苞茹奇奥，不独绘事超奇，书法雄丽，吟情洒落，称三绝而已。即游戏之文，亦擅三味。尝见其《募须疏》一首，虽子渊僮约，鲁直跛奚，亦不是过也。”而沈周书法的来由，《明史》中则称“字仿黄庭坚。”张金梁在《明代书法史探微》中也留意到《明史》中的所言：“（沈周）由于不重科举，书法学习便不受‘台阁体’左右，其喜黄庭坚之书中锋劲健，以便与画山水所追求的锥画沙笔法相结合，便大加练习，成就斐然，开明代习黄庭坚书之先河。”
沈周《松石图轴》 故宫博物院藏
看来，沈周的不以功名为念，也影响到了他的书风，不受当时流行字体的影响，而是专仿黄庭坚，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但也有人认为沈周的书法成就并不太高，与他同时代的李应祯在《沈氏藏石田先生所拓大姚村图歌》的跋语中称：“相城沈启南妙于诗画，然字不甚工。后乃仿黄山谷书辄得其笔意。盖书画同一机也。今观此卷虽不纯用米家笔仗，要之自有一种风致，可爱可爱。”李应祯认为沈周的诗和绘画成就很高，而书法却一般，不过他也承认沈周模仿黄庭坚的字颇有特点。
关于沈周的诗风，民国陈惟坻、施兆麟等辑的《相城小志》载：“书无所不览，文摹左氏，诗拟白居易、苏轼、陆游，字仿黄庭坚，并为世所爱重。尤工于画，云烟满纸，片楮尺幅，流传四方。名流交相推重。”
总之，沈周在诗、书、画三方面都有自己的成就，正如明王世贞在《沈周像赞》中的总结：“先生博学无所不通，喜为诗，其源出白香山、苏眉州，兼情事，杂雅俗，当所意到，訾亹不得休。书法双井，矻矻未化。至丹青之学，久而天下愈宝之，以为北苑、巨然、徐熙父子复出，胜国诸贤勿论也。”
沈周虽然被后世称为诗、书、画三绝，但三者之中，人们还是认为以绘画成就最高。对于其绘画的渊源，明何良俊在《四友斋画论》中说：
沈石田画法，从董、巨中来，而于元人四大家之画极意临摹，皆得其三昧，故其匠意高远，笔墨清润。而于染渲之际，元气淋漓，诚有如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者。昔人谓王维之笔，天机所到，非画工所能及。余谓石田亦然。
何良俊把沈周的绘画与唐代王维相并提，并引用了苏轼在《东坡志林》中对王维的夸赞之语：“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而吴宽也在《题启南写赠袁德纯同年万壑春云图》的诗中对沈周有着同样的夸赞语：“吾乡沈子今王维。”
沈周《杏花图轴》 故宫博物院藏
但王维虽然绘画极高明，其身份更多的是一位大诗人，所以吴宽在《跋沈石田画册》中又称：“石田翁为王府博作此小册，山水、竹木、花果、虫鸟，无乎不具，其亦能矣。近时画家可以及此者，惟钱塘戴文进一人。然文进之能止于画耳，若夫吮墨之余，缀以短句，随物赋形，各极其趣，则翁当独步于今日也。”
在这里吴宽将沈周与戴进相比较，戴是明前期著名的宫廷画家，吴宽认为他所见到的沈周这本画册水平不在戴进之下，更何况戴进只会画画不会写诗，而沈周在诗作方面也很有水准。那么吴宽的所言是否为实情呢？王鏊在《石田先生墓志铭》中称：“石田之名世莫不知，知之深者谁乎，宜莫如吴文定公。”王鏊认为吴宽确实是沈周的知音。
沈周的绘画成就在其当世就受到了高度首肯。明嘉靖年间，苏州名士王穉登写过一篇《国朝吴郡丹青志》，文中列出苏州二十五位知名画家，其中“神品志”仅一人，就是沈周。而此志中附列三人，分别是沈贞吉、沈恒吉和杜琼。接下来的“妙品志”列了四人：宋克、唐寅、文征明及文嘉。由此可见，王穉登认为，沈周乃是明代画家中的第一人，而他在《丹青志》中又对沈周的成就有着高度夸赞：“沈周先生启南，相城乔木，代禅吟写，下逮僮隶，并谙文墨。先生绘事，为当代第一，山水、人物、花竹、禽鱼，悉入神品。其画自唐宋名流及胜国诸贤，上下千载，纵横百辈，先生兼总条贯，莫不揽其精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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