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楼】蒋吟秋明善堂：密藏八载，艰辛护书（上）

明善堂不是蒋吟秋个人的藏书堂号，他曾任苏州图书馆馆长，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为了保护本馆之书，将馆藏善本分藏几地，其主要部分藏在太湖东山岛的明善堂。故本文乃是通过对明善堂的寻访，来讲述蒋吟秋限期卓绝保护典籍的往事。

关于蒋吟秋个人的情况，各种资料记载较多。郑逸梅先生与蒋吟秋有过交往，故其所写几篇文章谈到了蒋吟秋的性情，比如《谈蒋吟秋之书法》一文中称蒋“性风雅，志恬淡，有古逸士风”。郑逸梅又在《蒋吟秋有功文献》一文中对蒋的为人处事谈得更为详尽：“吟秋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出言吐语，不亢不卑，且庄中有谐，直中有婉，任你满怀的不快乐，愁眉苦脸，和他一谈，不自觉地心境舒适，如坐春风。他虽和人绝交，也不出恶声。在家中与子女相处，从无疾言厉色。”

小亭悬匾明善堂

关于蒋吟秋的收藏及书法之好，郑逸梅在《书法》一文中称：“君之外王父陈公寿祺，字慎三，为英下名画家，收藏金石碑版綦富，而尤工篆隶。年逾古稀而卒。其长孙子清，与吟秋为表兄弟，童龀之年，俱爱于陈公。而于书法若有夙慧，一经指授，即能为人作楹联。”蒋吟秋的外祖父陈寿祺是有名的画家，他收藏有大量的碑帖，在书法方面专攻篆隶。陈寿祺的长孙陈子清在幼年时就与蒋吟秋一同学书法，蒋吟秋在书法上的成就与祝嘉、费新我、汪星伯并称为吴中四大书家。

蒋吟秋同样有藏书之好，郑逸梅在《有功文献》一文中点出了他在蒋吟秋家中看到的善本：“曩年我在故乡，曾一览藏书之室目为琅嬛胜地。登其楼丹函翠蕴，玉签累累，有元版的《宋文鉴》十六本、《春秋属辞》两大函、《韵府群玉》书计二十册，行格疏朗，古色彪柄，书根缮为，又绝精致，为元延祐元年刻。《昭明文选》，为蝴蝶装。更有《行水金鉴》，为世间孤本，附图甚多。”

清静的街道

关于苏州图书馆的开办，卢彬士、蒋吟秋在《省立苏州图书馆略史》中写道：“苏州图书馆创立于一九一四年九月，定名为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先是，沈子良（维骥）呈请江苏巡按使韩国钧，建议于苏州筹备图书馆。经同意后，即委沈为筹备员，着手筹备。所有图书，极大部分是正谊书院及学古堂旧物。”

蒋吟秋在苏州图书馆的工作状况，以及他所作出的业绩，以叶瑞宝先生所写《只留清所洪乾坤——记蒋吟秋先生》一文最为详尽。文中谈及蒋吟秋从1921年服务于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1935年12月1日任馆长，直到1949年8月25日辞职。

带路的老太太

蒋吟秋在当馆长之前，有一度任官书印行所主管员，这缘于当年江苏官书局的书板后来全部划归了苏州图书馆，该馆继续用板片刷印书籍发行全国。因刷印板片的纸张不同，故售价也不同，为此，蒋吟秋编纂了《江苏省第二图书馆官书印行所核实书籍价目》，该《价目》中说明：“本所因纸张、印工日臻昂贵，不弊成本。故自民国十五年份七月一日起，照前定价目暂加一成半，以期持久。如购书多种，酌予折扣，俾顾全成本之中，仍寓体恤寒畯之意。业经呈报，省长核准在案。”

关于经营书板之事，蒋吟秋本人写过一篇名为《江苏官书局及其书板》的文章，此文先谈到了官书局机构设置的来由，接着讲到了江苏省官书局处在苏州城内的具体地点以及经营状况。文中提到江苏省官书局刊刻了大量板片，同时他又说：“官书局除印行木刻书本外，尚有泥盘活字板排印本，也曾一度置备铅字印刷机，排印铅字本。”

名牌

在传统的文献中，大多谈到泥盘活字时，乃是形容制作活字的办法是毕昇法，而并非特指制作出的是泥活字，故泥盘活字有时只是一个形容词。但蒋吟秋是图书馆业专家，他将泥盘活字跟铅字印刷并提，看来其所说的泥盘不像是形容词，乃是指用毕昇法制作的泥活字。该书局所制作的泥活字本我从未见到过，这件事值得继续挖掘下去，说不定能挖掘出官书局曾用泥活字印书的奇特历史。

关于苏图接受书板的数量，蒋吟秋在文中给出的具体数据是：“民国三年，图书馆接收官书局，改称印行所时，统计书板为一百九十六种，七万四千零八十一片，包括一部分残缺不全的书板在。”

小学门前的停车场

苏图所藏书板，以名气论，则是黎庶昌、杨守敬在日本刊刻的《古逸丛书》为其中之巨擘。蒋吟秋在文中写道：“从光绪八年开始至十年完成。归国时将书板运到苏州，归官书局管理。在黎氏自作序文中写着‘书成，将敛其板运致之官局，以与学者共之’的一段话，可见在日本辑刻时早经决定化私为公，归藏苏局。”

对于这批书板归苏州后的情况，蒋吟秋接着说道：“十一年，曹赓荪（允源）任馆长时，因为藏板中古逸丛书和资治通鉴两种印行既久，字多剥蚀，漫漶不可辨识，特招集良工，用图书馆旧藏初印本复刊修补。在古逸丛书中，刊补的有：荀子一页、庄子注疏七页、尚书释音三页、王篇零本四页、草堂诗笺八十九页，经时半年竣工。精本古籍遂得完善。”

戒备森严的告示 

可见这些书板有了残损，苏图曾找刻工予以补刊，因为印刷方法的差异，苏图后刷之《古逸丛书》本要比日本初印本在质量上差了许多，但因纸张的不同，两者之间很容易区分出来，但遗憾的是，抗战期间苏图仅是将善本转移了出去，这些书板放在馆内被日本人毁掉了不少：“抗日战争期间，图书馆将善本全部移藏洞庭东西两山，而木刻书板未及移出。在二十六年十一月至二十八年五月间，馆舍为日寇所占，书板多被生火烧毁，以致凌乱间缺，损失重大。”损失的数量，蒋叭秋给出的数据是：“损失二十二种，一万八千一百七十九片，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二。”

小学介绍刻成了砖雕

但是后来，苏图又征集到了大批的书板，比如昆山赵氏又满楼丛书全部板片、邓邦述群碧楼的一些板片、刘世珩刊刻的一些丛书板片以及董康诵芬室的析片等等，这些大藏书家的板片陆续都归了苏图，可见该馆在藏书家心中的地位。对于该馆藏板片的数量，以及后来板片的归宿，蒋吟秋说：“到三十七年年底为止，统计板片总数为七万一千三百六十片，其中旧藏官书局等书板计五万五千九百零七片，新增私家捐赠书板一万五千四百五十三片。解放后除残毁板片外，已于一九六一、一九六二两年全部调运扬州古旧书店应用。”

大门紧闭

除了对书板的整理发行外，蒋吟秋还对苏图所藏书籍进行了编目，他与陈子彝共同编制了适合该馆的《十进分类法》。对于为何不采用四库分类法，蒋吟秋在《新编图书目录》一期的《序》中说：“全容新入旧，果非精确，强中适西，又岂欠当？爰就本馆藏书之性质，考各家分类之学说，根据四库，而参以十进，务使适应新旧，力避臆造。编定大纲，整订子目，无失国学之专长，兼悉科学之方式。”他在二期的《序》中又提及：“八年以后，图书日积，种类益繁，检取庋置，均感不便。因与陈子彝先生参照杜威分类法，间采各家专著，就本馆所宜，订立编目大纲，清理积存未编各书及续购图书，至二十年后，计二万八千余册，悉以十类编目，付之剞劂。”

小学校均为仿古建筑

正是因为蒋吟秋在工作上积极肯干，又有许多的创新性，故到了1935年5月，苏图馆长陈定祥捐馆后，江苏省教育厅下令让苏图推广部主任蒋吟秋临时代理馆务一个月。1935年11月25日，苏图馆长王德林投奔殷当耕，任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的八委员之一，同时兼任建设厅长和教育厅长，为此，国民政府下令立即免去王德林馆长之职，同时要将其拿办，于是又命蒋吟秋任苏图馆长。

窄而长的小巷

蒋吟秋任馆长后，在苏图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活动有两个，一是他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梅花展，这个展览既有梅花实物，也有名家所绘梅花作品。另外他在1937年春节举办了吴中文献展览会，本次展览受到了许多大藏书家的支持，比如叶恭绰、张善孖、潘承弼、徐乃昌、吴湖帆等，他们共同开会，组成了几个专业委员会，共征集到了四千多种展品，分十四个市进行展出。当时的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特意参观了这个展览，并题下了“神舟之光”，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国立北平图书馆长袁同礼、省国学图书馆长柳诒征等均参观了展览，可见这次展览的影响力之大。

湿滑的地面

全面抗战爆发后，蒋吟秋担心苏图所藏善本受到损害，于是从中挑选出珍善之本转移他地。言午在《历劫犹存铁骨梅——访蒋吟秋先生》一文中转述了《完书图记》中的所载：“1937年7月7日，日寇在芦沟桥燃起侵华战火，蒋先生已决定将馆藏善本相机移至安全地带。八月十二日，于日寇侵入上海前夕，即将首批善本装八箱，计三百六十种，于十三日雇船运至洞庭东山，藏于后山之鉴塘小学内。九月三日，上海战局日紧，于苏城受敌机轰炸之时，又将特藏库所有善本分装四十箱，于四日运至洞庭西山，储藏于包山显庆寺内。当时馆内员工已纷纷离散，蒋先生也绕道至上海，担任教职，每月将执教所得薪金，汇至两地作为保管人员的开支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