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确实是出自多人之手，宋代的郑樵在《通志·艺文略》中对这部集体编纂的《晋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古者修书，出于一人之手，成于一家之学，班、马之徒是也。至唐始用众手，《晋》《隋》二书是矣。然亦随其学术所长者而授之，未尝夺人之所能而强人之所不及。如李淳风、于志宁之徒则授之以志，如颜师古、孔颖达之徒则授之以纪传，以颜、孔博通古今，于、李明天文、地理、图籍之学。所以《晋》《隋》二志高于古今，而《隋志》尤详明。”
郑樵认为，虽然《晋书》成于多人之手，但是每个章节的撰写者都是该专业的名家，这正是《晋书》长于他书之处。至于到撰写该书的具体分工，范市兵在其论文中作出了如下形象的类比：“房玄龄、褚遂良为名誉主编，许敬宗为执行主编；来济、陆元仕、刘子冀、卢永基、李淳风、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邱驭、刘允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分任撰录，即是具体各章的编纂人；令狐德棻、敬播、李安期、李怀俨参与《晋书》修订条例，考正文学。其中唐太宗撰《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四篇末尾的'论’，为全书统一了思想和确定了基调。”
村名牌
正因为如此，金毓黻在《中国史学史》中评价说：“此书为鸠集多人，设局纂修而成，虽用后汉东观修史之成法，亦实开后来官修诸史之先例，大异于往者私修诸史，是时所成诸晋史，以藏最完整，故取以为主，是又可考而知之者。”
唐王朝通过集结一批专业学者来撰写正史，这种作法被后世所沿用，可见其影响何等之深远。高振铎在《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中点到了《晋书》的编写方式对此后千年的影响：“我国史官之设，由来已久，自后汉至唐初，已有设馆修史的事实，但正式设置史馆，以修国史，实始于唐代。六二九年，唐太宗把史馆移到皇帝直接控制的门下省，修史一事，统由宰相领导，自此以后，直至民国，史馆之设，迄未中断。《晋书》便是唐朝史馆官修纪传体史书的第一部。”
在路边看到了院门
然而，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其专著《史通》中对官修《晋书》贬多于褒，他在《史通·采撰》中称：“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诙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夫以干（宝）、邓（粲）之所粪除，王（隐）、虞（预）之所糠粃，持为逸史，用补前传，此何异魏朝之撰《皇览》，梁世之修《偏略》，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悦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
刘知几反感《晋书》在撰写时所用材料，有一些并非是来自严肃的史料，而是摘取于一些小说家之流的著作。刘知几的观念被后世学者所沿用，比如清牛运震在《读史纠谬》中说：“《晋书》有好奇之病，卜筮小术仙释怪迹，皆不惮琐琐，言之务穷情尽致而后已。杂伎、丛谈，前史所不禁，然以附会夸诞为长，此与巫瞽何异？不亦狠且鄙乎。”同时牛运震还指责说：“后世诸史多堕此病，皆《晋书》启之也。”
满是杏树的院落
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列有“《晋书》所记怪异”一条，其在文中举出了多个例子，我摘引之一如下：
采异闻人史传，唯《晋书》及《南、北史》最多，而《晋书》中僭伪诸国为尤甚。刘聪时，有星忽陨于平阳，视之则肉也。长三十步，广二十七步，臭闻数里，肉旁有哭声，聪后刘氏适产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寻之，乃在陨肉之旁，哭声乃止。
正是因为《晋书》有这样的问题，故四库馆臣在给《晋书》所写的提要中提出了批评：“其所褒贬，略实行而奖浮华，其所采择，忽正典而取小说，波靡不返，有自来矣……其所载者，大抵宏奖风流，以资谈柄，取刘义庆《世说新语》与刘孝标所注，一一互勘，几乎全部收入。是直稗官之体，安得目曰史传乎？”
路名牌
然而对于《晋书》的这些缺点，吕思勉在《史学四种》中却称：“盖史事有无关系，分别甚难，往往有此人视之，以为无用，而易一人观之，则大有用者；又有当时视之，绝无足重，而易一时观之，则极可宝者；古昔记载所略，后人极意搜求，率由于此。然则好奇爱博，未必无益于方来；而过而存之，究胜于过而废之。”这正如唐韩愈在《进学解》中的所言“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岳纯之在《论<晋书>的速成及其存在的问题》一文中认为：“与《晋书》的巨大成就相比，这当然是白璧微疵，瑕不掩瑜，但毕竟令人感到遗憾。而这些缺点，并不是《晋书》所独有的，不少官修正史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类似问题，甚至今天修撰的某些史书在某些方面比《晋书》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么刘知几为什么对《晋书》提出了一些批评呢？陈得媛在《刘知幾<史通>对于唐初撰修<晋书>的批评》则点出了刘知几的矛盾之处：“刘知幾本人也在《杂述》篇中承认'大抵偏纪、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正是这些原始的、第一手生动的历史记录，成为'后生作者削稿之资焉’。刘知幾在《杂述》篇中肯定了前代'杂书’的价值，主张在'博闻旧事，多识其物’之后，对这些'杂书’慎重采择。而在《采撰》篇中批评《晋书》时对这些'杂书’的价值一笔抹煞，并对唐初史臣从前代'杂书’中'多采以为书’大加鞭挞，证明刘知幾的认识陷入了自我矛盾中。”
房玄龄墓的标号
刘知几为什么在承认杂书价值的同时，又对《晋书》使用杂书提出那么多的批评意见呢？陈得媛认为刘知几虽然是杰出的史学批评家，但他却有着正统的儒家观念，刘知几在《史通·曲笔》中说：“肇有人伦，是称家国。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自兹以降，率由旧章。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
刘知几一边要求撰写史学之人要秉笔直书，他一边又强调曲笔的重要性，针对他的这段话，陈得媛在文中指出：“显然，刘知幾一方面称赞直书、倡导实录、表彰南董，反对曲笔撰史，但又极力为弘扬名教的曲笔进行辩解。在刘知幾看来，历史撰述只要符合《论语》之顺和《春秋》之义，只要敬敷名教、烙守纲常，即使是曲笔撰史，也合情合理，不仅不能谴责，还要给予必要的包容和积极鼓励。”而更为重要者，陈得媛则认为：“唐初史臣撰修的《晋书》没有严格按照纲常名理的要求选取材料，从而使得一些虽然真实、鲜活的历史记述大量进入《晋书》，使《晋书》少了些酸腐味，多了些历史鲜活感；少了些伪善，多了些真情实感，这正是《晋书》的优点。但是刘知幾以名教观念审视《晋书》，他认为历史撰述的要求在于以史载道、敬敷名教、弘扬彰善瘅恶的《春秋》大义，因此刘知幾便对新《晋书》取材于《语林》《世说》等杂书表示不满，并严加苛责。”
昭陵文保牌立在了房玄龄墓前
刘知几对《晋书》的另一个诟病之处，则是指责《晋书》的撰写者在每篇文章后面都要写一篇“赞”：“而后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萧、李南、北《齐史》，大唐新修《普史》，皆依范《书》误本，篇终有赞。夫每卷立论，其烦己多，而嗣论以赞，为默弥盛。亦犹文士制碑，序终而续以'铭曰’；释氏演法，义尽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难以议夫简要者矣。”而浦起龙也认为刘知几指出的有道理：“唐后诸史有《论》有《赞》，皆阴奉其诫。可知刘说之当理也。”（浦起龙《史通通释》）
然而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对《晋书》中的论赞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其论赞则区区类别，尽当情理，诉斥奸佞，无微不著，又多责备贤者，殊上足正班史之忠佞混淆，下不同宋祁之刻而无当。行文尤抑扬反复，求得其平，往往如人意中所欲言，典切秀炼，不以词累意。盖其书多出太宗御定，当贞观右文、儒学极盛之时，固足以集艺林之大成也。”
隔着铁丝网
关于《晋书》在文笔上的问题，李少雍在《“文胜质则史”——关于<晋书>的文学语言》中作了全面的分析，并且举出了书中的一些优美段落，他对于《晋书》中的文笔来由给出了这样的推断：“在李世民的倡导下，加之六朝骈俪余习的影响，《晋书》论赞写得非常讲究。其语言典雅、优美、准确、精炼，偶对工切而自然流畅，骈体形式的运用十分精熟，可以说代表了骈文发展的新阶段。”而后，其在文中总结道：
《晋书》著者之记言，无疑对各种史料都有所遴选、改造、提炼、修饰，而为了追求文藻之美，有时不免增饰过头，甚至逞其才学或“矜炫文采”，不顾所记之言是否切合人物身份、性格及语言环境。就历史编纂学而言，此或为记言之一病。但从文学方面说，唐初史家的努力，对于继承所谓“六朝家法”，发展“秀而有骨力”的骈文，乃至积累并提升语言文字技巧或文学语言表现力，则具有一定的意义。
就体例而言，《晋书》也有其独创性，任浩之编著的《国学知识》中说：“《晋书》的创制是设立载记。唐代以前的纪传体史书中，少数民族的历史大都归入列传，排在末尾。《晋书》将除前凉、西凉以外的东晋时期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十四个政权的历史，作为纪传以外的独立部分，称为'载记’。在二十四史中，载记为《晋书》独有。”
从侧旁进入墓区
可见，《晋书》跟任何历史著作一样，有优点也有缺点，白寿彝在其主编的《中国史学史》中点到了这个问题：“《晋书》同'五代史’比较起来，据事直书是其优点，不像后者那样采取纪、传不同处置的写法，这跟晋史距唐年代久远有关。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是其缺点。”而后该专著中又引用了宋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对《晋书》的评价：“叙事虽烦猥无刊剪之功，然成败得失之际，十亦得七八。史臣语陋，无一可采，然予夺亦不差。”
总体而言，《晋书》还是难得的一部正史，虽然有各种问题在，而杜维运在《中国史学史》中依然夸赞该书说：“平情而论，晋书有其缺失，亦有其不容忽视的成就。两晋一百五十六年（二六五年至四二〇年）的历史，错综复杂，写于一编，不是易事；同时存在的五胡十六国政权，以<载记>包容之，完整地叙述了胡族割据的始末，圆满地解决了汉族正统与胡族割据并载一史的难题，这不但是纪传史体例上的创新，同时显现出史学上的恢弘气度。”而后，杜维运给《晋书》作出如下概括性的评语：“所以《晋书》应是历代官修正史中的上乘作品。”
墓前刻石
2018年6月12日，我在西安又进行了一次寻访，其中目标之一就是房玄龄之墓，然而在导航上却查不到这样的目的地，故我与李欣宇先生共同乘王帅所开之车前往昭陵博物院去看房玄龄的墓碑，而后向那里的朋友打听房玄龄的墓的具体位置。那位工作人员对此颇为熟悉，他详细向王帅讲解了路途的走法。我在网上查得，房玄龄墓位于陕西省礼泉县昭陵乡刘东村东北。然而指路之人却告诉我们，墓在山底村附近的一条路的路边，于是王帅就以山底村为目的地导航来到了这里。
当代制作的石香炉
唐太宗的昭陵处在九嵕山，此山脚下有一百余座陪葬墓，而房玄龄的墓是其中之一。开车驶向九嵕山方向，而后找到了山底村，这个村名形象地点出了其所处位置乃是九嵕山的山脚下。眼前所见，这一带是大片的杏树林，有些杏树已经很粗壮了。欣宇介绍说，这一带的杏很有名，而我们在路边不断地看到有人摆摊整箱地出售杏。王帅称，杏从树上摘下来直接食用，味道最鲜美，放在箱里的不知道已经摘下来多少天。但谁会让顾客直接到树上摘下享用呢？北京附近的一些樱桃园会这么做，虽然人格又贵又辛苦，还是有不少人愿意亲手摘下胜利果实。可惜我们在山底村一带兜了一大圈，也未曾看到这样的采摘园。
走向房玄龄墓
虽然目标明确，但寻找之路还是有周折，随着路途越开越远，王帅觉得有可能走错了方向，于是在半山上的一个操场中去问停车之人，果真如他的猜测，于是掉头下驶转到了山底村的另一侧，边走边探看，还是看不到房玄龄墓，而路边路过了一个很大的院落，王帅看到院中有人，于是径直驶入院中。此院内有几个人坐在杏树下乘凉，他们盯着我们的车猜测来者为何人。我劝王帅不要把车开到这些人的近前，否则对方没有安全感。王帅把车停到了院中，欣宇走过去向那几人问路。一番交谈后，欣宇从树上摘下了一些杏，而后捧着上车让我跟王帅品尝，其味道之鲜美，果真如王帅所言。
墓的侧旁也在整修中
出此院落前行三百米，在路侧看到了房玄龄墓的文保牌，而我在路边注意到这条路的名称叫“烟昭路”。昭显然是昭陵，而烟是哪里，我却猜测不出来，想来不会是山东的烟台。路牌的后方所立文保牌写着“昭陵六十二号陪葬墓保护区”，看来相关部门给昭陵的陪葬墓标出了号码，而其旁边的文保牌则是写着“昭陵”，并没有点出房玄龄的大名。好在旁边立着一块一人多高的观赏石，上面刻着“房玄龄墓”四个大字。
看到了登上墓顶的小径
这几块刻石的背后是一片正在整修的田地，看来房玄龄墓要重新恢复起来。而文保牌的后面则拉着铁丝网，我探看了一番，没有破洞可以钻入，于是请王帅继续开行，果真前行三十米，有右转之路。从这条小土路就可进入房玄龄墓的陵区，从侧旁望过去，房玄龄墓前有十几亩大的空地，这块空地满是车辙之痕，想来正是在搞路面硬化。而空地的后方，则有一座十几米高的小山，这应当就是房玄龄墓。
又回到了车上
我跟欣宇踏着松软的土地向房玄龄墓走去，其正前方立着一通高大的石碑，细看碑文，这正是刚才在昭陵博物馆看到的房玄龄碑的复制品。从尺寸上看，此碑应当是一比一的复制。但从刊刻的精美程度看，此复制品要比原碑差着好几条街，而碑前摆放的石香炉也同样显现着当代工艺的粗糙。
路边的刻石
房玄龄墓前除了这一通复制石碑外，未再看到其他的刻石。而后我跟欣宇围着房玄龄墓丘兜了完整一圈，从各个角度看过去，房玄龄墓上仅是近年种植着一些小的柏树，余外上面长满了荒草。而转到相反的一侧时，欣宇看到了可以登顶的小径，因为墓的周围正在进行施工前的清底，故从下面登上小路并不容易。我放弃了这样的企图，而欣宇则一跃而过，他沿着小径一直攀登到了房玄龄墓的顶端。看他展眼四望的英姿，让我有了“老矣真堪愧”之叹。同时也希望着下次再来房玄龄墓时，能够看到整修后的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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