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现当代的女性作家,可以罗列出很多,像冰心、王安亿、陈染、林白等等,她们的作品都各有其特点,且从其作品中透露出来的作家性格也皆各异,但如三毛一样有着天涯流浪女性格的,寥寥无几。
三毛的一生都在旅行,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在不断的流浪中”。轻松捧读三毛的作品,与其说是看她撰写的一个个真实故事,一部独特的天涯流浪女的人生履历,不如说是在一个广阔的世界和人生背景里感触她血液的沸腾,体会她灵魂的颤动。三毛把活生生的自己整个溶进作品中,而且毫不遮掩地立在其中,牵引着各色各样的人事,串演着她亲临过的真实故事,她的作品以私人生活和情感为线索,从个人经历中撷取材料,并加之以鲜明的女性意识。关于她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女性意识,可从多方面多角度感受出来。
在中国几千年的父权制文化当中,女性的生存历来被界定在结婚生育、相夫教子、孝敬父母、勤俭持家的模式当中,其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也就体现在这些方面的成就上。纵使到了现代社会,这些观念仍然束缚着人们的心理和行为。可三毛偏要反其道而行之,勇敢地走出家门去过漂泊不定的生活,其选择背后的强大力量都是源于一个独立自强的女性,为捍卫自我心灵世界而勇敢挑战传统的叛逆心理。纵观三毛的文章,写在《沙漠故事》、《哭泣的骆驼》、《万水千山走遍》、《撒哈拉的故事》里的,无不是写其旅途中的点点滴滴。看她的文章,如同是在品读她的自传,自叙中又透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
早期的三毛惯以这种特立独行的生存方式来凸显自我、张扬个性。在《极乐鸟》中讲自己学生时代,“我不在乎学校,我写不出古文尚书有几篇,因为我的确想不出懂不懂那个和我有什么关系。教授问怎么搞的,我回答,‘没什么搞,我没念嘛,天天晒太阳。’他脸上露出要研究我的倾向,我不喜欢有人乱七八糟地分析我,所以一气跑开了”。《逃学为读书》中讲到,数学老师怀疑她考试作弊,还是中学生的她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作弊,在我的品格上来说,是不可能,就算你是老师,也不能这样侮辱我。”在遭到体罚侮辱后,更是每天逃学去坟场玩,以示自己的反抗。在三毛回忆自己早期生活的文章中,有很多这样的描写,可以看出早期的她追求个性自我、精神性自我的方式。然而,这时的三毛给我的感觉则是多了一种刻意与肤浅,她是为“特别”而“特别”,不在乎采取的是何种方式,不在乎给父母带来多大的痛苦。
而后期的三毛则走出封闭的世界,在流浪中变得日趋成熟、豁达。她学会了善待自己,也懂得了心疼他人,并慢慢沉入实际的生活去品位一份平淡中的充实和广阔。其间写了很多关于撒哈拉沙漠和丈夫荷西的文章。但是,虽然她把辽阔荒凉,深邃神秘的沙漠看作是自己的第二故乡,在那里定居与丈夫过着普通人的日子,但婚姻生活并没有使她放弃自我。她尊重荷西的独特性格,自己从不承认是荷西的另一半。她在回忆荷西的文章写到,“我心灵的全部从不对任何人开放,荷西可以在我心房里看看、坐坐,甚至占据一席之地,但是,我有我自己的角落。”这一句“我有我自己的角落”充分显现了其内心的“自我”。西方女性主义者弗吉尼亚·伍尔夫曾说,对于女性来说,“成为自己比什么都要紧”。这样看来,三毛的文章似乎一直要印证这一点,她作品集的大部分都在讲述“我”,困惑迷茫、陷在生活死角的“我”(《惑》);享受世俗、为生存劳碌的“我”(《白手起家》);悲天悯人、感受博爱人生的“我”(《搭车客》),通过“我”的一个又一个故事,将一个具有鲜明女性自我意识的三毛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
尽管三毛浪迹天涯,志在四方,尽管她独立自尊、性格倔强,但有一点不可否认的是,她是一个女性。无论观察世界的角度、感知生活的方式,还是处理事情的态度,三毛都表现地女性十足,包括女性细腻的情感,以及趣意的细节描写。在《亲爱的婆婆大人》里讲述与公婆相处经历,“如果是中国婆婆,你要更厉害一点,进门就跪下双膝,磕头如捣蒜,不必担心,着不是程门立雪三百天叫你冻死,你婆婆如果是一个道行很高的人,自会拉你起来。要称呼你的“假想敌”—“母亲”,对你一定是挣扎过来,才叫得出的,不要不甘心,你还有“妈妈”的,那才是真的爱称。”“早晨你听见婆婆起床上浴室了,你马上也得爬起来,穿衣、打扮、梳洗之后,不等敌人抢到抹布、扫把,你就先下手为强,抢夺过来。家中清洁工作,你要做的尽善尽美。”“在你自己家,或你‘妈妈’家,你可以睡到十三点不起床,你可以煮白开水拌酱油喂先生,你可以一星期不洗一次衣服,你也可以抓先生的头发,踢他的小腿乱开他的支票簿,等等坏事放心去做,不会有报应。”文章写得风趣诙谐,可以感受到一个普通中国女性畏惧婆婆的心理。《这种家庭生活中》真实细致地描写了与公婆一家人在一起洗衣、做饭、带小孩的平凡琐细的质朴生活。看的出来,三毛很倾向于过这种柴米油盐的简单生活;《回娘家》和《亲不亲,故乡人》则有大量的心理描写写出生活在外的三毛对亲人的眷念与依赖。
三毛就是以对日常生活中林林总总的细枝末节以及孕育其中的女性情感,带给读者“人在家园”的诗意感觉。她在《稻草人手记》作品集中所津津乐道的家庭琐事、柴米油盐,亲情、爱情、友情所带来的温馨和痛楚,历经人生世相后所感到的沧桑及由沧桑生发出的对人事的悲悯情怀,这一切无不是一个脚踩大地、心熨帖着生活的女性对一己人生最真实细腻的抒发。她的文章中无论是对丈夫混杂着爱情和亲情的追忆与怀恋,对父母那份永远也难以释怀的牵挂与关怀,甚至是对世俗生活那份难以言说的真诚和喜悦,都是无数女性最真切的生活写照和情感心声。所以,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三毛的作品是典型的女性化的文本,它是女性作家真实地表达女性的人生经验和情感历程的文本。
同时,在三毛的文章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作者对女界人生的特殊关注。《娃娃新娘》,写的是当地的一种特殊习俗,女孩子往往十岁就做了新娘,还未来得及享受如花般的青春生命,就做了男人的俘虏。文中写到,“这时她开始哭叫起来,我并不知道她是真哭还是假哭,看见这批人如此粗暴地去抓她,使人非常激动。我咬住下唇看这场闹剧如何下场,虽然我已经看得愤怒起来。”“等阿布弟向姑卡房间走去时,我开始非常紧张,心里不知怎地不舒服,想到姑卡哥哥对我说的话—‘入洞房还得哭叫——’我觉得在外面等着的人包括我在内,都是混帐得可以了,奇怪的是籍口风俗就没有人改变它”;“那声音叫的那么的痛,那么的真,那么的无助而幽长,我静静地坐着,眼睛开始湿润起来“。可以看出三毛对沙哈拉威这种极端落后、伤害女性习俗的深恶痛绝。住在沙漠的那段日子,三毛深刻感受到当地妇女地位的低下:出门必须蒙面纱,不能参加重要典礼等等,她在文章中毫不留情地批判了这一传统,表达了自己的嫉妒愤懑,但又苦于自己无法改变这种局面。在《悬壶济世》里讲到,三毛给一群懵懂无知的女孩子讲解生育知识,顺服难产的孕妇去医院生产,并开办免费女子学校,教那些没有文化的妇女识数、认钱币。但这一切的一切效用都是微乎其微的,在落后传统意识极其浓厚的撒哈拉,妇女被压抑得太深了,她们早就失去了斗争的勇气,这种状况并不是三毛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改变的。
因为三毛长年在外生活,深深体会到了这种中西文化的碰撞。在她的文章里,无论是对物质、制度、文化心理层面的剖析,还是不同民族文化的横向比较,均显示出女性作家在处理同类题材时,不同与男性作家的创作特色,即在行文叙述中,三毛总是以人性、情感化的表达投入其中,表现出鲜明的女性化创作特征。
对有关社会历史文化的硬性题材,她不是从整体上加以宏观把握和进行深入的理性分析,而是选取个人情感的切入角度,把自己完全融入到一个个故事的规定情镜中,展现出一幕幕令人惊心动魄的生活画面,至于制度的优劣、文化的内涵、生命的哲理等深层主题,则自然而然地从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文字和故事中流露出来。如作品《哑奴》,写“我”被请去吃饭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年仅七八岁的小黑奴,他跪在地上给主人端肉倒茶,任人使唤、打骂,以及他的父亲“哑奴”,在酷暑骄阳中劳作却没有任何回报,任人买卖没有人身自由。作者在展示这些愚昧落后的习俗和制度的时候,总是把自己完全融入到当地居民中,俯拾生活中的些微小事,抒发真切感受,让悲喜爱恨的细腻情感,承载着一些深奥的社会、文化、风俗内涵她采取的总是女性化的个人情感视角。
同时,从三毛的叙述策略中还可以体会到女作家善于对硬性题材进行软化,对宏大社会历史题材做人性化、人情化转向的努力。作品《哭泣的骆驼》,背景是西属撒哈拉面对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瓜分时所掀起的民族自卫战争,但三毛也只是将其作为远景,而重点突出大敌当前、生死攸关时一对普通夫妻巴西里和扎伊达的悲剧。巴西里是沙哈拉威的游击队头领、当地的民族英雄,特殊的身份和战乱的形势使他们夫妻近在咫尺但始终不敢相认,在流血冲突中,巴西里献出了生命,而美丽的扎伊达也被当地别有用心的人诬陷致死。在三毛的叙述中,我们总能感受到情感的可贵,政治斗争的残酷。
三毛总是以女性化的叙述方式、人性和人情的切入视角,力图在日常生活细节和普通人间悲喜剧中,探讨一些重大问题。在三毛身上,我们更多的看到了女性的艺术天赋和对命运的不屈服。三毛的创作是她真正生活的记录,因而也是真正的女性化的文本,它们会像三毛精彩的人生一样,永远向我们昭示着历久弥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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