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六四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的大顺军兵败山海关后，撤回北京，二十九日，在武英殿草草称帝，三十日，仓惶西奔。此后大顺军迅速崩溃，兵败如山倒，李自成本人最终葬身于九宫山下。关于李自成失败的原因，看法很多，有人认为李自成的农民军在北京迅速腐化，堕落成地主阶级，失去战斗力，又有人认为农民军没有得到地主阶级的支持，在地主阶级和满清军阀的联合绞杀下，土崩瓦解。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解释，在今天看来有些荒唐，吴三桂勾结满清打李自成，是地主阶级联合奴隶主阶级镇压农民阶级，多而衮向李自成求和，是奴隶主阶级打算向农民阶级投降，吴三桂对满清称臣，好像是地主阶级被奴隶主阶级同化，多而衮进入北京，奴隶主阶级又瞬间升级成地主阶级。
李自成仓惶出逃的直接诱因是山海关的惨败。大顺军不敌满清痛失山海关，但满清本无进军关内的企图，更不用说定鼎中原，甚至对李自成还有几分畏惧，只是在力邀之下出于自保才出的兵，所以吴三桂的立场对山海关之役起了决定性作用。吴三桂之所以反叛李自成，民间的艺术的说法是『冲冠一怒为红颜』，当得知爱妾为贼所夺，『三桂大怒，瞋目而呼曰：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有何颜面？』（《甲申传信录》），令人动容。而当李自成挟其父吴襄劝降时，却又义无反顾写下绝父书，并诡辨『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明季北略》），无耻至极。表面上看，吴三桂降而复叛，是出于对李自成在北京的所作所为的不满，但李自成已经非常收敛了，即便在西安也是纵兵大掠三日，吴三桂对此应该有所耳闻。拥兵自重的辽东边将向来骄横跋扈，明知崇祯有难，却未能奔师勤王，又岂能轻易寄人篱下？来自西北的这支流寇力量，对于吴三桂来说非常陌生，少有任何文化认同感，很难与之建立信任关系，所以才会出尔反尔。与之截然相反，吴三桂投降曾经的死敌满清，立即就剃发称臣，『遂髡其首』，与多尔衮一见如故推心置腹，并『以白马祭天，乌牛祭地，插血斩衣，折箭为誓』（《明季北略》），这显然不是个人气节沦丧或者功利性的阶级立场所能解释的。
胜败乃兵家常事，退回北京的李自成，并未到达山穷水尽的地步，完全有机会重整旗鼓，组织力量巩固城防，力拒满清和吴三桂联军。令人沮丧的是，李闯选择了狼狈逃窜，其后吴三桂一路追杀，惨不忍睹，似乎又应验了所谓农民起义的局限性，目光短浅，政治幼稚。更不可思议的是，李闯在出逃之前，匆匆在武英殿称帝，而此前在西安已经建立大顺政权并称帝，政治逻辑如此混乱不堪。阶级斗争观点持有者认为，李自成在出战山海关之前这段时间，一直在筹备登基典礼。事实上，李自成在领导起义军在拷夹缙绅，搜刮金银之余，还不得不接受明朝降臣不厌其烦的劝进，《明季北略》：『（三月）二十三朱纯臣、陈演率百官劝进，不得入……二十五，伪礼政巩煜，示随驾各官，率耆老上表劝进……至次日二十六甲寅，为劝进之始，其表有云：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四月初一，宋献策奏帝星不明，速宜登位……时四月三、六、九日，官民三次劝进。牛金星云：大位未正，恐事有中变，劝自成会同礼府巩煜出示，定十七举此大事……十三，皇极殿演礼』。《小腆纪年》：『三月二十一日，各穿本等吉服入朝。陈演、朱纯臣劝进，不得入……三月至次日二十六甲寅，为劝进之始，其表有云：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周钟自侈为得意之语……时四月三、六、九日，官民三次劝进』。《甲申传信录》：『十九日，伪礼政官巩煜示各官率耆老等上表劝进……初二日，伪礼政府示：文武百官于初三日再劝登极……初九日再劝进，改登极……二十五日，伪礼政府示称：主上东征，不日回京登极……二十六回京，二十七忽传登极』。
就李自成的性格为人来看，假如他真想登极，显然不会三番五次怂恿百官劝进，更何况他已经有过一次称帝经历。那李自成一直在犹豫什么？李闯想过皇帝瘾并不奇怪，如牛金星所云『大位未正』，需要有说服力的仪式，但如此仓促，似乎只是对狼狈出逃提供某种依据。而在兵败山海关之前，李闯已经有意安排进退，『闻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兵起，乃谋归陕西』（《明史》），『语牛金星曰：北兵势大，城中人心未定，我兵岂可久屯在此。即十北京，不敌一秦中险固，为今之策，不若退处关西，以图坚守』（《甲申传信录》），『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未足易一西安』（《国权》）。为了使西安能抵十燕之重，一些经济上的谋划是必须的，『悉镕所拷索金及宫中帑藏、器皿，铸为饼，每饼千金，约数万饼，骡车载归西安』（《明史》），这显然比登极更为重要，李闯的农民形象也随之丰满起来。在攻破北京城之后，李自成曾经搜索崇祯和太子，『贼大索先帝、太子、二王，搜得太子、定王于内官外舍……内臣献太子，自成留之西宫，封为宋王』（《明季北略》）。明亡之后，太子真赝莫辨，姑且视其为真太子，但与李自成的关系非常耐人寻味，『十二己巳自成东行李自成出正阳门，太子衣绿随后，马尾相衔』（《明季北略》），面对逼死父皇的闯贼，按常理应该恨不能手刃之，怎可能形影相随？虽说太子少不更事，但崇祯登基时也就相仿年纪，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动作令人刮目相看。有段记载不知真伪，似乎能证明太子堪当大任，『自成命之跪。太子怒曰：吾岂为若屈耶？自成曰：汝父何在？曰：死寿宁宫矣。自成曰：汝家何以失天下？曰：以误用贼臣周延儒等。自成笑曰：汝亦明白。太子问曰：何不速杀我？自成曰：汝无罪，我岂妄杀？太子问曰：如是当听我一言。一不可惊我祖宗陵寝，二速以皇礼葬我父皇母后。三不可杀僇我百姓。又曰：文武百官最无义，明日必至朝贺。次日，朝贺者果一千三百余人』（《明季北略》）。
崇祯元年，李自成和一干人在山中喝酒，曾放言『或者取皇帝，未可知也』（《明季北略》），犹如当年项羽『彼可取而代也』和刘邦『大丈夫当如此也』。李自成起陇亩，不读书，但是个军事天才，他攻城时招数阴损，过去闻所未闻。但命中注定成不了刘邦或者朱元璋，他能从群寇中脱颖而出，并不是因为有文韬武略谋臣良将，只是无意中利用了“不纳粮”这样明显带有反社会性质的口号。由于文化背景和个人品质的缘故，李闯又缺乏在关键时刻控制局面的能力和底气，山海关之战，『挟太子登高冈观战』，出逃西安，又『挟太子、二王西走』（《明史》），给人的感觉，李自成并不是大顺朝的皇帝，而是挟『太子』以令诸侯的逆臣。这几乎和当年项羽立怀王如出一辙，自己没有平定天下的能力，却借真龙天子来遮风避雨，以行苟且之事，尽管李闯还欠缺项羽的匹夫之勇和妇人之仁。
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于西安称帝，『追尊其曾祖以下，加谥号，以李继迁为太祖』（《明史》），『国号大顺，改元永昌；百官礼乐，悉遵唐制』（《石匮书后集》），并由牛金星领衔搭建一个草台班子的内阁，号称兵马百万，『籍步兵四十万、马兵六十万』（《明史》）。而后一路攻城略地，杀向北京，『破汾州，徇河曲、静乐，攻太原……入故关，掠大名、真定而北……陷大同……由柳沟逼居庸……焚昌平』，不到两个月就兵临北京城下，『自成驻彰义门外』（《明史》）。此时城内是已成孤家寡人的明朝皇帝朱由检，城外是拥百万大军的大顺政权的皇帝李自成，政治上他们是对等实体，军事上强弱已经泾渭分明。出人意料的是，李自成主动与困守孤城的崇祯进行谈判，『遣降贼太监杜勋缒入见帝』，开出的条件是却是兵谏套路！『议割西北一带，分国王并犒军银百万，退守河南』，想走中唐藩镇割据的老路，『闯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制辽藩』，拟循宋江招安从良的先例，『但不奉诏与觐耳』（《小腆纪年》），还有讨价还价的空间。攻入北京城后，忍见崇祯自缢身亡，李自成伏尸痛哭，『我来与汝共亨江山，如何寻此短见？』（《李自成叛乱史略》），君臣情谊感天动地，丝毫不逊以身殉国的几十位烈臣。
李自成系西夏王室后裔，已经多方考证，包括身世和家谱，这也为『议割西北』提供一条注解，即李自成有为党项复国的企图。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重建西夏国所依赖的血缘基础已经模糊不清，从『悉遵唐制』来看，大顺军倒更有可能想回归另一种历史格局，即中唐时期的东南—西北连线。安史之乱失败后，东北顽固的分离势力失去控制全国的希望，但并未就此放弃分裂企图，转而利用其经济和军事上独特地位，公然藐视朝廷，『虽名藩臣，羁縻而已』，视李家天下为无物，各地藩镇也纷纷独霸一方，诺大一个李唐王朝，只有东南和西北苦苦支撑。尽管物是人非，在东北问题再次出现在历史舞台时，历史的惯性还是探索到这种方案，即所谓东南财富给西北兵马。自五代后，资源无法通过运河航道输送到长安，甚至很难达到洛阳，西北迅速丧失政治地位不可避免。来自东北的契丹女真相继控制北部中国，蒙元又将运河南北截弯取直，西北地区彻底被边缘化。而后元末大浩劫，使得中原只剩下一个地理概念，西北的战略地位再次降级。李自成在那次对饮中，曾经无奈的感慨道『文官必由七篇文字，武科也由策论。我辈不读书，不识字，安敢妄冀有此？』，圣贤书人人可读，但天时地利并非随意可据。此时的西北自然环境持续恶化，经济无财赋商贸，政治无治国良方，文化无诗词歌赋，若想重新融入帝国历史版图，惟有参股兵马刀枪。
一般时候，这种愿望显然无法直接表达，否则如同萤火一般轻易即被碾碎。但当明廷受困于辽东战事，西北又发生严重饥荒出现食人现象的时候，所有集聚的矛盾都有可能爆发。陕西大乱的起因是朝廷裁减驿卒，驿卒作为地主阶级的下层，虽不及王公贵族穷奢极侈，但也浊酒小菜旱涝保收，优越的差役生活废了他们的武功，没有能力继续从事耕作，面对薄田黄土。明朝在边疆地区实施的军屯与邮驿制度弊端重重，军户和驿卒并不是明朝社会的最大既得利益者，但最不能失去既得利益。明末大乱的两个主角张献忠和李自成，一个是军户，一个是驿卒。李自成失业回家种地，入不敷出，不得不靠借高利贷过活，后遭逼债，遂为寇。邮驿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驿卒的社会属性却很不稳定，行为介于兵匪之间，所以所谓的农民军就很难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和军事路线，这种草寇力量面对政府军还是很虚弱，明军一度将其剿灭殆尽，而李自成大难不死，几乎单骑匹马拣得一条性命。李自成曾在崇祯内帑中发现永乐年间的铸银，阶级斗争论观点持有者认为这是崇祯赈灾不力的证据。其实有一个基本事实没法回避，尽管非常残酷，十七世纪遭遇小冰河期，罕见灾荒持续数十年，当时天下的存粮已经不足以养活所有人，必定有一部分人要饿死。在一个草木俱尽的环境中，手捧金银，贱比粪土，观音土都能供人苟延残喘数日，没有粮食，任何赈灾举措都是徒劳的。寇乱之所以能死灰复燃，全赖又一轮的灾荒，每一个饥民都成了潜在的作乱者，『河南大旱，斛谷万钱，饥民从自成者数万』（《明史》）。
李自成最初杀死债主和奸夫的时候，只是一个经济上破产者和婚姻上的失败者，之前一直过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生活，种地有一碗饱饭，当差有一口小酒足以，也才有种种『胸无大志』的举动。时势造英雄，外患、饥荒、民粹将其推上了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位置，尽管他只是选择作为西北民众利益的代言人，『此吾故乡也，勿虐我父老』（《明史》）。李自成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适时利用民粹，却又不为民粹所麻痹，『不纳粮』的社会无需多久就会崩溃，单凭农民的力量是远不可能推动历史车轮的前行。士大夫阶层才是封建社会的中坚力量，李自成从来没有想过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士大夫阶层，否则引发社会的全面倒退，将无人能从中长期获益。所以在襄阳议兵所向时，李自成选择先取关中后逼宫崇祯，而不是『顺流取南京，断运道，北京自困』，捣毁地主阶级的大本营。这也是无奈之举，没有士大夫阶层的支持，也没有辽东集团的认可，只能吸收一些游医术士，这些人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满清后来建立一套以种族压迫为基础的伪秩序，完全依靠辽金蒙元的成功经验和更为坚定的支持者，而李自成甚至没有能力这种伪秩序，所以只能寄希望于崇祯。
『嗟尔陕北农家子，轻取皇冠葬九宫』，李自成错失天下多少让人扼腕叹息，退一步讲，流寇和鞑虏两害相权取其轻，似乎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更容易接受，因为此后华夏衣冠不再几乎三百年。崇祯在李自成迫近北京时书御案，『文武官个个可杀，百姓不可杀』，很显然是通过遗诏的方式合法『禅位』李自成。朱由检的举动并不难理解，有明一代，士大夫阶层与极端皇权的斗争贯穿始终，从朱棣倒行逆施逃避监督，到朱由检誓死不屈从士大夫阶层。此前崇祯拒绝迁都南京和太子南下监国，折射出皇权与士大夫阶层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横亘其间有条鸿沟，家天下与公天下，一己私念与社稷江山。在吴三桂投降之前，满清在遭受多次沉重打击下，已经力不从心，皇太极不止一次求和崇祯，皇太极死后，满清内部已现内讧端倪，更遁论定鼎中原。在这个多事之秋，历史需要一个更合理方式，来解决满清、饥荒以及辽东集团的问题，很遗憾，李自成和崇祯都选错了合作对象和合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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