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治】
1、据说儒家讲求“人治”，受现代人诟病。其实，这里存在着双重误解：对儒家的误解，以及对“人治”的误解。首先，儒家的治理观并不是所谓的“人治”，而是礼治。那么儒家的礼治与法家的所谓“法治”，哪个更接近现代法治呢？不妨来比较一下：法家的法为君主所立，表现为严密的成文法，官吏只是唯命是从的执法者，而人民则必须乖乖地守法。显然，君王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主宰，法律只是君王实现其统治的工具。因此，法家的“法治”，不如说是权治、官治。
2、儒家的礼，即礼法，在中国封建制时代，礼法有着广泛的约束力，不仅庶民，而且君主，均在礼法的约束之内，君若不君，诸侯可发兵征伐，以武力恢复礼的秩序，所谓“凡君不道于其民，诸侯讨而执之”是也。君臣关系也是礼法关系，即使贵为君主，若违背礼法，臣可以提起诉讼，可以自行解除君臣关系。显然礼治更接近现代法治之精义。
3、礼，又是礼俗，即习惯法、社会自发秩序。礼不是君王所立，而是来自传统、习俗，来自对人情常理的承认，来自圣贤对自然法的发现。英国政治学家埃德蒙 柏克说，“如果民间社会是习俗惯例的产物，那么习俗惯例便是它的法律。”如果你承认他说出了法治的精义，那么你应知道儒家也这么说过 南宋理学家真德秀说：“夫法令之必本人情，犹政事之必因风俗也。”（宋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此语可与柏克的话互为参注。
4、将儒家治理观概括为“人治”者，还多半认为“人治”是个坏东西。他们对“人治”的理解，也存在偏见。譬如在儒家的司法观念中，当然更强调人的因素，尊重法官对判例的援引与解释，承认法官拥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这本是判例法、习惯法法系的常见情形，如何可以贬称为“人治”，或者说这样的“人治”又何坏之有？
【德治】
1、儒家倡导德治。以我理解，德治有两层涵义，一、所谓“政者，正也”，儒家希望将政治纳入到一种德性秩序之内，这未必就是阔迂，哈维尔主张的“反政治的政治”精神，不正是与此相合吗？二、所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儒家主张，社会的治理应尊重道德习惯、礼俗秩序，避免过分依赖国家立法与暴力机器。
2、许多自由派朋友都说，要法治，不要德治。仿佛法治秩序的建立可以跟道德秩序割断。如果这样，人们建立起来的法治秩序跟法家之治又有什么区别？法治不是纯技术活，而首先是符合德性、符合自然正义的治理秩序。是的，即使在法治付之阙如的时候，人们需要做的是建立法治，而不是将道德剔出法治秩序之外。
3、以“德治”乃至“人治”来概括儒家的治理主张，我觉得其实都不准确，儒家的治理理想是“礼治”。礼治包括承认与尊重社会的礼俗之治，董仲舒提出了一种理想的治理之道：“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这句话，我们应当从“社会自治”的角度来理解。儒家用语中的“教化”、“风俗”，与其理解为与“法治”相对的“德治”，不如理解为与“国家立法全能主义”相对的社会自治。
礼俗、宗法构成了一道有效隔离皇权渗透的屏障，用顾炎顾的话说，“宗法立而刑清。 民自不犯于有司。风俗之醇，科条之简，有自来矣。”如果说“科条”代表了国家管治，“风俗”即为社会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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