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古籍版本知识讲座

本居士闲暇偶尔好花点闲钱买线装书玩玩，因此被阁老盯上并拉来作为成员以备“开坛授法”。这次这个“中华古籍版本知识讲座”的题目是大家一起拟定的。其实这个题目范围很大，我能费尽全力讲其冰山一角已经是很初生牛犊了，不当之处，望阁中高人指正批评。
既然是“中华古籍版本”，这里版本学的基础上就已经连续加了两个限制词。也就是说，这个讲座所涉及的只是中国的、古代的书籍版本，再具体一下，就是唐宋以来在中国地区范围内刊刻的雕版书籍的版本（如果有可能，也许能涉及点活字本以及稿、抄、校本）。
但是，这样限定以后范围还是很大，因为限定之后可以讲东西还是很多。由于本人的版本学常识，是由版本鉴定的学习与实践入手的，所以，这里就进一步简化为讲古籍版本鉴定。古籍版的鉴定是使用古籍版本的第一步，也是治学第一步，不能断定版本就基本上不可能有进一步的版本流源研究，也就不可能有建立在文献基础上的一系列深入研究。所以，挑出古籍版本鉴定来讲是很有意义的。
说实话，我对于古籍版本的鉴藏还只是个初级阶段，而古籍版本鉴定毕竟是一门大学问，三言两语自难以让接受者掌握它。这里我不得不避重就轻，仅结合我的学习体会和前人的总结说说如何培养和提高甄别古籍版本的能力。当然，前人的总结是有文章流传的，没必要全篇引用予人以抄袭之口实，这里我讲的重点还是放在我自己的经验体会上，以期对各位增长古籍版本的鉴定知识有所帮助。至于对于基本知识系统的掌握还得认真阅读相关的好的专著或者听真正内行开的专业课程，光靠听我在这里谈天说地是不行的，因为我这里说的是第二步的事，是学习方法的介绍与资料的推荐。
开场白就讲到这里，下面进入正题。

在这里听我讲的朋友大多是真正爱书的人，真正爱书的人买书是不能只看书本身好不好看的，也要讲求内容，毕竟我们手里的钱是有限的，比不得那些富豪阔少。只有既有用又好玩才是我们的追求。既然说到内容，古籍版本所涉及的内容基本上是中国传统的内容。想尽可能多地了解中国传统书籍中的精品，自然就得对中国传统的四部书有些了解。目前来看，能达到这种目的的，还只是清末到民国间的几种大家写的东西，这里主要推荐两种：1、张之洞《书目答问》，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一种是张之洞给年轻人开的读书书目，这个书目是基于培养传统知识与能力的目的的，现在我们拿来了解传统文化学术书籍的概况还是非常有用的。《书目答问》的原本不以搜罗版本详尽著称，可以看范希曾的《书目答问补正》，这里面大量补充了张之洞所遗漏的清刻本。至于范以后近百年的好本子以及张、范二人所遗漏的，至今还没见到有好的新《书目答问》增注本问世（吕思勉曾用《书目答问》原本做过一部版本批注，但没有出版。来新夏也有相关的著作，名曰《书目答问汇补》，似正在筹划出版）。至于第二种，之所以推荐它，是基于现在古籍市场上已经以清刻本为主，明刻已经很少了，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市场情况把重点放在清人著述及校注古籍上。而这部书正是梁启超对于清代学术的一个总结，我最初看的是商务印书馆摘取其中一部分题名《清代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的薄册子，但已经大体够用了。这部书对于清人的众多学术著作有着精辟的评价，我们要了解清人著作的价值，这本书还是不能绕过的。

如果光看内容的话，那也不用搜求线装书了，买新装书就可以满足一大部分需求了。既然要玩线装书，就得讲求版本了。讲求版本，主要有两个方面需要下功夫的：1、如何去鉴别版本；2、了解每种书都有过哪些版本。学习鉴别版本，首先是为了真正懂得自己所见所买的书。买了部书连它是什么本子都不知道那不是瞎买胡买吗？当然，这里也有一个经济问题，如果不懂版本鉴别，把价值低的本子按高价买了，被人笑话倒是其次，长此下来，得花多少冤枉钱啊，我们的钱毕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当然，如果在学习研究中弄错了版本，那危害就更大了。因此，版本鉴别不只是买书玩书的事。而了解每种书都有过哪些版本，就是了解版本目录，这个一方面是辅助版本鉴别以最终确定一部书的版本归属。而另一方面，版本目录除了记录有哪些版本之外，还有一个职责，就是弄清一部书的版本传承关系和版本的优劣与否。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买了个校勘不精、错字百出的本子，但却用来使用作研究，那不是坏事吗？
首先我来讲讲版本鉴别。由于一件事物都是由形式与内容组成，对于一部古籍的版本鉴别，也就主要是通过古籍的外部承载形式的特征与内在内容所显示的时代、地域信息来进行的。讲到这里，我不得不给古籍版本鉴定中外部承载形式这个方面来个正名，说明其在学术中的地位。本来给古籍版本鉴定中外部承载形式方面一个合适的学术地位本轮不着我，前辈学者王国维、赵万里、顾廷龙、黄永年才有这样的资格。但是，近些年来因不懂此道而肆意轻视从外部承载形式进行古籍版本鉴定的却不乏其人。对它正名确实有其现实必要性。我这里就综合我的实践和前人的经验教训表达一下我的意见。
所谓轻视者，除去一些外行胡掺合以外，大部分都是精于从文字内容所提供的刊刻时间、地点信息上判定版本的学者。这些学者所擅长的是通过刻书序跋、牌记内容以及著作内容所体现时代特征来鉴定版本，因而他们大多讥从外部承载形式方面进行的古籍版本鉴定为“书皮子学问”，很有质疑这门学问的研究成果的可靠性的意味。即使有的学者比较温和，但也未能将二者的相对位置放正，像有一部很有名的《中国古籍版本学》的教材，经过修订之后仍然坚持认为“根据形式鉴定版本”只能是“辅助手段”，明显有轻视外部承载形式鉴定的意味。
这里举两个例子说明问题：有一个名叫《古杭新刊的本关大王单刀会》的元本书，赵万里先生根据题目定为杭州刻。但是从字体上看却与福建建阳地区刻的书在风格上完全一致，而与浙江地区的字体风格格格不入，仔细考察之下才发现，这部书只不过是元代福建建阳地区的书商为招徕顾客在自己刻的书的书名上加个“古杭新刊的本”的字样，以炫耀自己刻的本子来源好、文字可靠而已。而那些恃文字内容信息为圭臬的鉴定者却为其蒙蔽。第二个例子是出在这几年的一个学者身上，他在他所编的一部目的在于让人直接认识每个时代版刻风格面貌的版本图录中收录一部《邓析子》的图片，说是明初刻本。版本学所谓的“明初本”指的是大明朝开国到大致弘治年间的版本，这部《邓析子》在内容上确实也没有晚于明初的证据，但是，内行一看就知道他搞错了，因为这部《邓析子》使用了版本学界所称的“嘉靖本”才使用的方板的欧体字而不是明初本所使用的赵体字，因而这一定是嘉靖时期（或其以后）翻刻明初刊本的版本，由于明朝在崇祯朝之前说话行文都不回避皇帝名讳，而嘉靖时的刻书序跋或者被去掉或者本就根本没有，如果这时候不根据承载这部书的外部形式来判断，这部书的刊刻时间一定会被错误地推早的。以上两部书的准确鉴定在内容上是一点用都不管的，必须得靠其所体现的时代和地区的整体外部承载形式的特点才能进行，这里从外部承载形式来鉴定古籍版本已经成为主要手段而根本不是辅助。这种情况不是特例，由于古代翻刻古籍很多，有些心术不正的人经常会剔去体现后代信息的资料（比如序跋）以冒充前代古本，不依靠体现在整本书每个版面上的形式特征来鉴别很容易受残缺的内容的蒙蔽而出问题。由此以上事实可见，很多时候形式的鉴定根本不是“辅助手段”而是决定性的手段。那些将从外部承载形式上鉴定古籍贬为“辅助手段”的谬论也就不攻自破了。
其实在我看来，从外部承载形式方面进行的古籍版本鉴定与从古籍文字内容的信息上判定版本应该是古籍版本鉴定的两个方面，两个相互依存不分高下的方面。二者相比，从外部承载形式方面进行的古籍版本鉴定可以称之为外学，因为它所关注的通过研究版本的外部承载性质（包括承载篇章字句的文字字体、版式风格、刻工姓名、避讳字、纸张、装祯等）的来断定古籍版本的刊刻时地。而从古籍文字内容的信息上判定版本相应就可以被称之为内学，即从书籍内容所提供的时代信息上断定古籍版本的刊刻时地。内学与外学相比较，二者的特点很明显：外学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可以同时囊括一批时地相关的书籍版本，这些外部承载形式的变化基本只与书籍风格的整体差异有关，但同时内学所涉及的特征信息又必须要通过大量考察进行专门总结以条理化；与此不同，内学针对每一种书籍都有着较其它书不一样的信息与标准，这种信息与标准难以很实用地进行总结，它依托的是其他学科比如历史学的研究所提供的常识。但是内学与外学又不能孤立存在，不管是仅用外学还是仅用内学都难以成功。忽视外学的弊端我已经通过举例表明了，至于仅从外部承载形式进行鉴定，而不适当考察具体内容，就难以将时地以及刊刻机构落实。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不偏不倚，才能真正达到古籍版本鉴定的目的。
这里的内在的信息内容大抵有书籍编排方式、内容多少、刻书序跋以及具体的文字中所透露的著书或刻书的时代、地域信息等，由于这些东西大多会因为每部书的内容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因而这就需要结合众多的文史知识来认定，而我也就没法在这里用简单的话讲清楚。这就得需要大家丰富自己的文史知识，逐渐培养从书本本身寻找断定信息的内容了。



一



现在我们重点讲讲外部承载形式鉴别能力的提高。古籍的外部承载形式因为有相对独立于内容的发展脉络而容易提纲挈领地掌握，这种外部的承载形式主要包括字体、版式、纸张、避讳、牌记风格特征、装祯形式等几方面，这些承载形式会因为时代、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这些不同时代、地域的差异与特点正是我们判断的标尺。这里的字体自然就是指承载书籍内容的文字的形体特征，版式则是一叶书上所体现的版心（书叶正中）的形式（白口还是黑口？版心记书名的位置等等），而纸张则是基于每个时代的印书用纸各有特点的一个标尺，避讳就是为回避皇帝的名字而改用其他的字或者缺笔的特殊现象。至于牌记，这里指的不是具体的牌记内容，那是属于内学的范畴，这里的牌记更多的是牌记本身的形态演变过程。还有装祯，就是指书籍是如何装订起来的。
而在以上的几大方面中又以字体这种标尺最为重要，因为对于版式和牌记风格，后代的人想模仿前代的哪个时期的都行，所以根据在书籍上出现的较晚的一个时期的版式或牌记风格来判断该古籍出现的上限而不能根据上一时期的风格判断下限。避讳字由于从元代到明末崇祯三年之前都没有避讳，故而这一时代根据宋板书翻刻的书多和底本一样避宋讳，故而避讳字这里也不能用。至于纸张只要有资源，用旧纸在新版片上刷印并不困难（当然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的，因为书商大量搜集旧纸毕竟不是件容易的事）。中国的装祯经历了好几次的变革，经常会因为变革的影响以及书籍本身保存状况的因素而使得藏书家对于本来是使用旧装祯形式的旧书用新形式改装，而仿古装也是时有出现，故装祯也是一种不能百分百可靠的标尺。而字体则与其他几个要素略有不同，字体由于其特点决定它最具时代性，看过相关的研究资料就会知道，所有的古籍版本书都是手写样张，再将样张蒙在木板上雕刻的（可参看卢前《书林别话》），而写样、雕刻都是由专门的工匠进行，这些工匠在旧时多是师徒相传，其刊刻字体风格的形成都有一定的时间段，想另改风格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故字体会有很强的时代性乃至地域性，而后代仿照前代书籍刊刻毕竟没有多年的浸润与影响而会有一定程度上的“失真”（看杨守敬在中国用数年时间培养出来的覆刻宋刻本的刻书工人刻出来的书和真宋本相比仍然难以让人满意就知道了）。所以在外部形式上，还得以字体为主，参考纸张、版式、牌记、避讳乃至每本书的具体内容及序跋等来进行综合考察。对于这种外部承载形式的各时期各地区特点差异的总结研究，王国维先生的《五代两宋监本考》、《两浙古刊本考》算是奠基之作，他基本总结出宋元两代浙江地区刻本的特点。此后他的学生赵万里先生又对于宋元两代其他地区（即宋蜀、宋建、金平水、元建、蒙元平水）版刻的特点进行基本令人满意的总结。而继王赵二位先生之后，黄永年先生以一人之力，基本完成了从唐五代一直清末各时期各地区版刻特点的总体梳理。这里大致讲个时代的外部承载形式的特征交代一下，更详细具体的情况请阅读黄先生的《古籍版本学》（这里凡与黄先生的书内容有异的均是师友的新研究成果及本居士的心得）。
北宋的实物由于流传的比较少，不是很清晰，南宋一代形成自己风格的刻书中心有浙江、福建建阳、四川三大处。以杭州为中心的浙江地区刻本的字体一律是欧阳询为代表的欧体字，书口折叠处为白口，即鱼尾上下除了文字以外为空白，纸张一般用黄麻纸或白麻纸，纸纹有两指宽；福建建阳地区刻本的字体为颜真卿的颜体字，这种颜体字早期还有些欧体味道（可以参看王叔边刊刻的《前汉书》），后来就变得横细竖粗（但如果是双行小注还是横竖一般粗有区别于横细竖粗的正文大字），书口早期同浙本为白口，后来发展成为细黑口，即在一版书中心对折叠处上下空白处有一条细细的竖线以便折叠，用纸多为当地所产的一种枯黄发黑的麻沙纸，纸纹不明显；以眉山（早期是成都）为中心的蜀刻本在字体上有大小字本的区别，一般行宽字大的大字本是颜体略带柳公权柳体的笔意，因而显得撇捺均长而尖利，小字本一种与大字本相同如十二行本唐人诗集，另一种如十一行本唐人诗集则在颜柳混合体的基础上又比较古拙，略带北魏体的味道，书口为白口，用纸为白麻纸，比建本好得多，但还是不如浙本用纸。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就是今江西、安徽以至两湖一带的刻本均是欧体与颜体混杂，有的是一个字杂糅欧颜，有的是同一本书有的叶面是欧体，有的是颜体。这大概是由于这些地方介乎浙闽之间，所招募刻书工匠混杂浙闽的缘故，这尤其在江西刻本中最为明显。
与两宋并立的辽金刻本又有其特点。辽刻本传世极少，据近年出土的实物资料显示，其字体大多是近于北魏体，十分古拙，这非常像北宋初年在四川刊刻的《开宝藏》，也有很少的一部分的字体是近于南宋浙本的欧体，但比南宋浙本古拙（这里说一下，黄永年先生对于辽刻本的描述由于受资料限制不甚准确，当据此补正）。至于金刻本，即金平水本，其刻书中心在今山西平阳，其字体早期纯乎欧体很像南宋浙本，后来又在欧体上参杂颜体因而既方正又挺拔，其版式为白口，且行字较密，纸张与南宋浙本、蜀本相近而不同于建本。
元朝由于宋元之际四川战乱而四川刻书中心毁于一旦，故刻书中心仅剩下南方的浙江、福建和北方的平水。元浙本的字体突然一变宋浙本欧体为赵孟頫的赵体，也有部分地区是在欧体基础上加进赵体，版式则上大部分继承了宋浙本的白口，但也有些变为细黑口，纸张上一般是纸纹一指宽的白麻纸，但也出现一种比较薄的白绵纸；元建本的字体还是颜体，但已不同于宋建本中期以后的横细竖粗而变得一般粗细而且更瘦更圆活，版式上一般是细黑口，也出现大黑口即一版书中心对折叠处上下空白处原来用来便以折叠的细线变粗了，纸张上既有麻沙纸又有很脆的一种竹纸；蒙元平水本的字体还是像成熟的金平水本一样是欧颜混合体，但更近于颜体，故显得挺拔而不像元建本那样圆活，版式还是白口，字行已宽，纸张基本与金平水本无异。但是今江西、安徽以至两湖一带还是同时受浙闽影响而混杂赵颜。
明代刻书技术高度发达地域性亦不太明显，但是由于受其他外在因素影响而在时代上有较大区别，但是建阳地区还是保持传统，因而出现大中心包小中心的情况。就大部分地区看，明代版刻分为弘治以前，正德至隆庆、万历以后三个时期。弘治以前字体为赵体，但内府司礼监刻本有的用当时出现的馆阁体即在赵体基础上掺入柳体，因而显得挺拔有力，版式基本是大黑口，纸张为白绵纸也有用黄绵纸，因而这一时期号称“赵体大黑口白绵纸”的明初本。但是到了正德嘉靖时期可能由于文坛复古之风的影响，字体和版式剧变，由赵体大黑口变成了有点像南宋浙本的欧体字，但却方板整齐，趋于规范化，而版式也变成宋浙本的白口，纸张上用白绵纸，因而有“嘉靖白绵纸”之称。万历以降，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刻本风格又有一变，字体上比嘉靖本更规整方正，完全没有了欧体的味道而成了后来所谓的老宋体而且也变得横细竖粗，而到了天启年间这种字体又出现一种字形上下更长的字体，好像是把原先的万历方体字左右加力往里压一般，而在万历天启之际，又出现了所谓的“写刻本”，其实所有的雕版印刷都要写样，只不过这种写刻本的字体明显与明嘉靖以后呆板的字体不同而显得有书法的灵动。这一时段（万历至明末）的写刻本还是赵体的路子，但和明初本不同的是带有赵体行书的味道而更加精瘦流利。至于版式除了还是白口以外，还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特点，就是在版心的鱼尾之上镌刻书名，或抵上栏，或位于鱼尾之上，纸张上很少用绵纸而多用竹纸。至于建阳坊刻一直都是颜体字，一直延续到明末，只不过越变越生硬呆板，版式上前两期都是大黑口，最后一期与万历本无异：白口，书名在鱼尾上，纸张上全部是竹纸。
明末出现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以一家之力独创一种风格，这就是明末著名大藏书出版家汲古阁主人毛晋。汲古阁以一家之力，在刻书数量上超过任何一个官私刻书机构，而汲古阁本也形成其独特的刻书特点。从字体上，汲古阁刻本既有天启时的长方体字也有万历时的方体字，前者多为毛晋在天启时所刻，书口下端多有“绿君亭”字样，后者如大字的《三唐人集》、小字的《列朝诗集》。但是汲古阁刊本使用最多的是一种把万历方体字压扁的字体，也有人称之为汲古阁体字，像《十三经注疏》《十七史》这些大部都用的这种字体。此外汲古阁刻的《中州集》等书用的是一种瘦且长的仿欧体字，这种欧体字与南宋浙本、明嘉靖本的欧体字均有大的区别。而《唐人选唐诗八种》则是软体写刻。版式上除了部分用前人旧版重刷的外，都标有绿君亭（这是毛晋早年好用的）或汲古阁（《十七史》则是在每卷首末叶版心镌“毛氏正本”）的字样。至于用纸，一般是如前人所说的，用毛家在原产地特制的毛边纸、毛太纸，前者薄后者厚，均是竹纸。但也有一种高档的洁白细腻几乎没有纸纹的开化纸印制的极初印本，我就见过《毛诗正义》的开化纸早印本，连文字的取舍与内容的增删上都与后来的印本有差别。
清朝由于雕版印刷技术更加普及，在版式上白口黑口随意杂出，在地域上已基本不甚明晰，建阳坊刻的小中心也完全消失了，只是大致能在时间上分为三个时期：开国到雍正、乾嘉道咸、同治以后。第一时期的刻书既有用万历方体字、天启长方体字、也有一小部分明显是受汲古阁的扁方体字即所谓汲古阁本影响，而且还有所谓的“写刻本”，清初期的写刻本大致有三种风格，第一种比较方劲，有欧体的味道但又不同于南宋浙本和明嘉靖本，像徐乾学给纳兰性德刻的《通志堂集》、《通志堂经解》，张士俊刻《泽存堂五种》均是这种风格；第二种比较软美，很像宋明人所说的晋唐小楷而略为规范。其最著名的代表是曹雪芹的爷爷曹寅负责的扬州诗局刊刻的《全唐诗》《曝书亭集》《楝亭十二种》；第三种实际上是请名书法家亲自写样，再据以上版，故有书法家自己的风味，最著名的就是王士禛学生林佶写样的“林佶四写”：《渔洋山人精华录》、《古夫于亭稿》、《尧峰文抄》、《午亭文编》。这一时期的用纸既有竹纸也有白色的连史纸，也有更好的开化纸和比开化纸厚而相近的开化榜纸。乾嘉道咸四代由于受乾嘉学派的影响，大量仿刻宋元善本，由于刻书技术已远比嘉靖是成熟，故虽然不能和当作底本的宋元本的字体丝毫不差，但仿得却比嘉靖本像得多，由于这种风气影响，模仿这种仿宋本的字体的书也不少，当然，写刻本和万历方体字本还是不少的。这一时期的用纸除了连史、毛太以外，开化、开化榜也还在用，只不过开化纸已经明显减少。当然，此时也出现一种薄的皮纸。同治以后除了万历方体字一直在使用之外，汲古阁所使用的扁方体字即所谓汲古阁体又大大风行起来，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个时期由于曾国藩等湘淮军将领平定了太平天国，在重新安定的江南设立官书局翻刻了汲古阁刻的“十七史”，用了汲古阁体扁方字（刻的时候又配上“二十四史”另外七史，但也用的汲古阁体扁方字）。当然这种扁方字在不同刻书机构手里刻的优劣有别，最开始刻且刻得最好的是设在南京的金陵官书局，其所刻正史如果仅看单叶，字体与真的汲古阁本基本没啥区别。而同时刻的难看的就比如设在湖北武汉的崇文官书局，其所刻的正史和《百子全书》（又名《子书百家》）又扁又黑又粗，颇有污浊之感，很不好看。这一时期还出现一种刻书风格，就是覆刻宋元珍本，这种覆刻比前一时期的仿宋本更求点画逼真、惟妙惟肖。这种风气最早是光绪初黎庶昌、杨守敬在日本聘请日本刻工高手刊刻《古逸丛书》开始的。这些日本工匠功力精湛，尤其以《古逸丛书》里的《春秋谷梁传集解》、《宋本荀子》最为逼真，与宋本原刻丝毫不爽。这种要求绝对不是上一时期的仿宋刻本可比，故黄永年先生称这种为“覆宋本”。此后刻这种覆宋本的还有徐乃昌、蒋汝藻、陶湘等，这些都是藏书家兼刻书的。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在这一时期，贵州地区刻的书还出现了一种很独特的字体，方而肥厚，字形扁而起收笔无棱角，很呆板，莫友芝自刻的几本书如《宋元旧本经眼录》就用的是这种字体，这也许是贵州地区所独有的吧，至少目前还没在别的时代或地区刻的书中发现这种有点古怪的字体。这一时期即同光宣三朝的纸张开化纸和开化榜纸已经绝迹，好的用宣纸、皮纸，差的用赛连纸、太史连纸乃至竹纸，还开始使用一种用细密的铜丝抄成的罗纹纸。
民国以后，西方铅印技术在中国逐渐普及，传统的雕版印刷技术也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几乎成为了绝响。


先把第一讲贴出来，大家批评指正，多提意见，以便我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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