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编码。书法批评的“文化阐释”是中国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和层次，是书法批评的历史使命之担当。
书法批评的“文化阐释” 原则：①传统与创新联系；②空间与时间并重；③观照与探索结合。
书法批评的“文化阐释”评价：第一，“文化阐释”为书法艺术批评和书法史的研究开辟广阔道路。第二，“文化阐释”对书法艺术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起到积极作用。第三，“文化阐释”对于研究书法作品风格和书法创作取向实施有益借鉴。
“文化阐释”的主要内容为：文化精神；文化品格；文化价值；文化形象；文化语境；文化指向。
关键词
书法艺术
“书法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编码。”（1）而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群众的精神乐园。“文化阐释”是中国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和层次，是书法批评的历史使命之担当。
当今，书法批评的逻辑框架大都认为分为四个层次：即书法技巧的层次、艺术现象的层次、美学原理的层次和文化渊源的层次。“这四个层次由浅入深，由现象到本质。诚然，在实际的书法批评活动中，这四个层次相辅相成、水乳交融，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什么不可逾越的界限，但即便如此，它们在思维层次上的区别，还是清晰可辨，不可抹杀的。”（2）
而逻辑框架的四个层次，本质上都是对“文化”的阐释与注解。但是，中国当代书法批评的严重缺失，始终只是停留在方法技巧的层次，尽管时而有些“文化”的阐释，也仅限于渊源的寻觅与附会，与中国书法“文化阐释”的担当，相去甚远。
时代赋予了书法工作者必须肩负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继承中国书法传统文化并非仅仅去考察研究古代的书法碑帖遗迹，而是要学习研究并深入挖掘创造经典碑帖背后的古代文化思想对书法艺术的发展与指引。中国书法文化的传统和现代化并非断裂关系，在现实“文化”多元对话中，中国书法艺术提出一些新的示范、新的范畴可以补充或者持续我们的文化传统，这是必须的也是可行的。
一、关于“文化”
1、“文化”概念
与所有抽象观念一样，“文化”概念也是逐渐建构起来的。在拉丁语和古英语中，它通常具有“耕耘”或“掘种土地”的意思。西塞罗使用“文化”一词时已有了一个转移或比喻的意义。他言及“耕耘智慧”（Cultura mentis），意思正如哲学统一。
十八世纪的法国，沃弗纳格（Vauvenargues）和伏尔泰这样的学者，开始在法语中以一种完全的意义使用“文化”一词。他们所说的“文化”是指训练和修炼心智（或思想，亦或趣味）的结果和状态。很快这词就被运用于形容受过教育的人的实际成就。良好的风度、文学、艺术和科学——所有这些都被称为“文化”，被认为是通过教育能够获得的东西。
对赫尔德来说，“文化”仍是一个社会向善论的概念。它意味个人的完善，或者发展他自己的过程中取得的工艺、技术和学识。但是，这些造诣中现已既包括了生活中的智慧方面，又包括了其技艺方面。他已认识到不同的民族在总体上可以对“文化”作出不同的贡献。在克莱姆这位人类学奠基人的著作中，“文化”有着“发展”这种涵义的痕迹，但是它的原始用法现在看来已囊括了一个民族社会中的所有方面：习俗、工艺和技巧，和平和战争时期的家庭生活和公共生活，宗教、科学和艺术。
“至此，我们可以说，文化包含了思想模式、情感模式和行为模式，但并不包含任何决定这些模式的不可见实体，不管它们是什么东西。我们是否应该进一步地把思想和情感从其表现行为中剔除，正象在我们前面把态度和意向剔除的那样呢？”（3）
从“文化阐释”展开书法批评是一种从文化的角度考察中国书法现象、研究书法性质的批评方法。“文化阐释”不是把书法仅仅作为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或时代的产物，也不是将书法视为书家个人意识或无意识的产物，而是当作人类经验的一部分，“文化阐释”关注的是书法的文化意义，与其他文学批评方法相比，“文化阐释”具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在时间和空间上有着充分的自由。它研究的是书法与人类文化的关系，旨在揭示和指引书法艺术所蕴含的深厚的文化内涵。
因此，“文化”是书法批评的核心概念。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和科拉克洪在1952年发表的《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中，分析考察了100多种文化的定义，然后对“文化”下了一个综合定义：“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和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式样。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这一定义对现代文化学研究有着深刻影响。
1979年版《辞海》“文化”条为“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综上所述，文化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从物质层面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劳动者和劳动工具甚至整个生产过程所产生的一切物质成果，都可以被看作物质层面的文化；从制度层面看，文化体现在一系列社会规范和准则中，正是由于这些规范和准则，社会才能够平稳有序运行，社会公平正义才能得到有效保障；从观念层面看，文化指的是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之中、风俗习惯、道德准则等。”（4）纵观人类历史，无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现代社会，文化在保证社会健康有序运行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2、书法艺术的文化特性
第一、书法艺术的符号基础。文化靠符号来体现，靠符号来保存和传递。中国书法是最复杂的信息传播系统，是当然的符号。人类的有些产品，制作意图本不在传达意义，但一旦被视为具有某种意义，也就成为符号。无论是宗教、艺术，还是金钱，都是符号的创造和运用。人类的符号体系作为人类文化的存在和显现形式，构成了文化的传递物，有效地保证了人类文化传承和文化交流的实现。中国书法在文化生活中最具代表性特征，中国文化的发展依赖于此。
第二、书法艺术的群体属性。文化具有超个体的性质。行为、语言、文字作品或其他产品虽然都是个人或少数人所为，但总是体现所属群体的精神特征。中国书法艺术表现为某一群体共有的理想、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这套文化得到了这一群体的确认和遵守，并在其成员中起着沟通思想、交流情感和增强凝聚力的作用。肯定文化为某一社会群体共有，并不是说这一群体的所有成员都具有一致性。一定群体精神特征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在一种主导文化的控制下，还存在一些亚文化群，即“一种属于一部分有着自我意识，与社会统治势力的活动、期望和价值有着明显差异的人的生活习惯”。（5）
第三、书法艺术的创新本质。人类文化异常稳定为一种累积和延续，又富有弹性，必须适应新鲜的环境。从人类最早的狩猎—--采集文化到今天的文化发展证明，文化变迁是不断的、必然的，尽管有急有缓，但却是经常发生的。运动乃文化的本质属性，文化变迁的原动力在于人类对理想世界的不懈追求和创新本性。书法艺术的发展告诉我们，人类文化总趋势是推陈出新，发展上升。文化应是一个开放性结构，在其行进过程中必须不断扬弃自身，不断接受新的或外来的文化冲击和挑战，而不是自我封闭。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民族如果不构想新的观念，没有具备改变现存行为方式的能力，它就不能够生存与发展。
书法艺术的文化特性主要体现为寻找决定文化演绎的基本模式。它往往求助于实证来认识人类的往昔和引领未来，把握深层的演化模式。“文化阐释”应从全方位、多角度、各层次上去研究书法艺术产生发展的全部过程，从宏观到微观对书法艺术加以研究，才能给书法批评以极大的方法论的启示。
3、书法批评的“文化阐释”原则
书法艺术的文化内容是丰富的，它要从人类历史进程中寻找自身的意象文化原型并作前瞻性思考。在书法批评中，“文化阐释”应注意以下原则：
（1）传统与创新联系。书法文化的研究应有广阔的视野和全面的观点。研究者的思想在传统把握和现代创新上都应大大扩展，从远古甲骨到当代作品都要顾及。书法艺术的发展是具有继承性和流变性的过程，当今，书坛的文化现象是复杂、多元和未完成的有机系统，因此，对书法艺术的文化批评就要将作品置于系统的关系中去考察和评论，只有这样才能发现作品与作品、作品与时代之间隐蔽的、习惯批评所未发现的联系与共性，从而揭示作品表层结构到深层意蕴的文化本质及意义。
（2）空间与时间并重。空间性是对书法艺术在人类财富的总和中，特别是在社会意识形态中进行超意识的、宏观的研究。书法艺术在整个人类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中占有很少部分，在艺术领地中也只占有少量部分，如果仅就书法本身的素材去研究它，或仅从技术层次的角度去进行批评，那是远远不够的，按照空间性原则展开书法批评，才能发掘其深层内涵。时间性是从时序上展开对书法艺术发生、发展的渗透，进行文化血脉的研究。书法艺术其发生、发展是一个连续性与时段性，继承性与创新性统一的过程。书法批评不仅要研究这一过程中人类社会的文化、心理超越时空的共性问题，而且还要揭示它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文明阶段上的离散型和特异性。
（3）观照与探索结合。文化本位方法应该是当代书法批评的历史责任。作为“文化阐释”的书法批评方法，追求目的是直接关照人生经验的各种历史形态，探索历史形态中的非时间性元素，体现书法批评的特色和地位。但是书法批评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它必须植根于书法艺术土壤之中，把书法家和书法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和材料，运用审美标准和文化价值进行阐释。“文化阐释”既可以遵循书法艺术经验积淀的艺术惯例，也可以从其他批评方法和美学原则中引入多元因子，总之它是结合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有形文化与记忆文化相融合的艺术内容与形式的有机批评。
4、书法艺术的“文化阐释”评价
“文化”对于书法批评的积极作用是不可轻视和否认的。
第一，“文化阐释”为书法艺术批评和书法史的研究开辟广阔道路。书法艺术以其雄厚的哲学基础，在人类文化广阔的背景下，全方位进行俯仰环视地研究，这就跳出了纯技法层次的局限，能较科学地考察和评判书法艺术的精髓。在中国书法艺术中，综合历史地理背景比较考察书法艺术的理论继承并再次阐发，影响了一批批书法艺术史学家和书法艺术批评家。综合研究考察文化背景和人文地理，这在书法艺术发展的历史上起到了巨大作用，今天更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
第二，“文化阐释”对书法艺术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在引入文化方法之前，书法艺术的研究往往是就事论事、循环论证、主观臆断，就书法表象研究书法，这种狭隘的观点使得书法基本理论表现得混乱而幼稚，许多书法艺术的一般性问题都得不到科学的解释。文化的渗透，对书法本体研究和评判向纵深发展做出了贡献。而运用“文化阐释”使研究者摒弃种种既定的唯心理论前提和形而上学观点，把眼界视向现实社会，运用考古学和实地考察资料，才能探索和总结书法艺术与人的生命程序的进化发展，与社会更替和时代进步的有机联系。
第三，“文化阐释”对于研究书法作品风格和书法创作取向实施有益的借鉴。文化性注重历史文化背景，以求把握民族、社会、风俗文化的特性并注意用比较的方法寻觅民族文化的特质。书法艺术通过这些内容的把握不仅有利于艺术家在自觉汲取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创作出具有浓郁地方色彩和民族风格的艺术作品，而且有利于认真分析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书法艺术特性，给予准确的判断和科学评价。更重要的是通过研究，准确把握书法文化的继承发展关系，总结书法艺术的风格和创作经验，这对促进书法艺术的大繁荣大发展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意义。
二、“文化阐释”的主要内容
书法批评中的“文化阐释”，对于书法艺术来讲，具有先觉性和前瞻性，最先自觉的应当是书法批评家。文化先觉就是跳出觉察的一种思想，通过书法艺术的形而下的文化观察与体验，产生发现性、时代性的新趋势、新问题，通过形而上的思辨火花产生进取性、引领性的新认识、新朝向。
1、文化精神
艺术是对人的生命的展示和建构，书法艺术也不例外。从社会文化功能的方面剖视书法，它所扮演的角色是协调和同化个人对社会的期待，艺术若不能提供人的自由状态的标识，不能展示人性状态和价值选择，那么从根本上讲就不是艺术。中国书法恰好表明了在中国文化中所扮演或担当的角色特性。
纵观人类艺术种类，至今还没有发现那种艺术像中国书法这样，既是无比实用的，又是最具理喻的人类艺术专利品。黄庭坚说：“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否则，“纵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这种纯实用的书写和至尚的文化追求置于书写的个人生命行程的赞美，揭示了书法艺术是个人的生存凭附与现实生活联系的纯粹人格状态之展示的完美统一。
中国书法拥有的特点，构成中国书法展示文化精神的特殊性质，同时也深刻披露中国文化的深刻矛盾，即自我纯粹人格的追求和归入文化传统的高度同一性和社会现象上的矛盾性。这种纯粹人格正是中华文化所期待并展望的理想范型，“而表层上的矛盾似乎又是与传统和社会处于对立的状态。正是这一性质决定了中国书法所披露的人文精神的独特魅力。”（6）
中国书法艺术蕴含着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传统文化精神内涵，这种文化精神其实就是一个民族的思想内涵和精神灵魂。书法批评的“文化阐释”自然肩负着传授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历史使命。
书法艺术的构建本身一定是传统的、历史的，即以甲骨文计起3000余年来甚至更为远古、漫长的发展历史为背景。而书法艺术本体与中国社会发展史、文化发展史、文字发展史等又是不可剥离的，历史能够延衍永远的不是物质，而是一种文化和精神！
书法艺术需要依古建识，学书者被置于一种中国传统大背景、大氛围之中，他们在接受中国原型文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一种复合中华文化精神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从而认识和领会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中国书法艺术学习的进行，无论是临学内容、题材，还是其中所包含着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标准等，都囊属于中国传统文化。显然，书法艺术在传授传统文化的同时，肯定也在进行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教育。所以，书法艺术完全具备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条件并必须加以阐释。
梁漱溟在比较分析了中、西、印三种类型的文化后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7）钱穆认为：中国文化是重视现实人生的、是一种向聚凝结的文化。中国文化虽有安足静定的性质，但中国人观念里有着重文化过于重血统的特性，又抱有天下统一、世界大同的理想，所以，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是极为宏阔而适于世界性的。中华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推崇博大精神、持中精神、伦理思想，这种先贤结论是将崇尚伦理道德、讲求修己安人、协和天下的精神视为“存在不朽”的中国文化所特有的精神实质。
书法艺术作为传统文化，从生成、积淀到风格、特性的形成及表现形式渗透着“儒”、“道”学说的精神内涵。从中国文化几千年发展的错综盘杂的线索中理出脉络，来对书法艺术加以研究，也就抓住了传统文化的线路，而将其精神巧妙地实施于书法批评之中，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实质性的把握。
2、文化品格
书法艺术是社会文化现象和人类精神生活的形象化的表征，是心灵的一种最高级、最精微的展露方式，是相应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精神文化土壤的特定产物。每个人啜饮文化甘露，才能卸下世俗的烦扰，迈入诗情的栖居，一座城一个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才能骨骼清健，气宇轩昂。
明岳正发出这样的议论:“画、书之余也。学者于游艺之暇，适趣写怀，不忘挥洒；大都在意不在象，在韵不在巧，巧则象，工则俗矣。”（8）人类在原始 “标识”之前，靠结绳作为记事辅助手段，继之产生“八卦”以更为直接地表现人的观察与思维，进而观天地之变，观鸟兽之文，进取诸身，远取诸物，创造出“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的图形文字；再经过历史的演化嬗变，终于删繁就简，概括而提炼成规范化的文字。因其象形取物而成，所以书法艺术本身就蕴含着天生遒丽的品格。书法经过递代相传的长期书写和社会实践，渗入了主体的审美意识，被开掘、提炼、升华，以至脱离了作为符号的单纯实用的轨迹，而获得了独立的艺术品格——这就是中国书法。
钟繇有一句名言：“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9）通过各种点画线条的使转运动及其有序组合，抒发心灵的唯美意境。
清人沈宗骞曰：“天地之间，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而造化之妙，又惟笔能参之。今以笔写人，是以灵致灵。”（10）
孙过庭在《书谱·序》中说：“情动言行，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呼天地之心。”感情转化为特定的语言，即点画线条、形体结构，汇涵着诗的激情和意境，是生命之歌的大写意，而写意正是生命品格的升华。
宋人晁补之注释：“学书在法，而其妙在人，法可以因人而传，而妙必其胸中所独有。”（11）“妙”，是体现心境于形质之中的精神旨趣，需要用灵心慧性去体悟。“悟”，是对事物本质的一种直观而透彻的察照能力。这是书法家人格涵养、天机培植、心灵化育等内外功夫的全面修养，也是一种文化的综合积累。能感、能思、能憎、能爱、能运用思维财富而独有所悟，才是人的真正完整的生存方式，才能体现人的高贵面与尊严感，才能创造出放射人格光辉、获得独立艺术品位的伟大作品。
我们若把中国古代以书艺立名的艺术人才规模为一个群体星座，那么，能在篆、隶、真、行、草书诸体兼纳，书、诗、画、印，音律诸艺兼工的星座中，再没有一颗比元代赵孟頫更璀璨的星星了。
然而，对赵氏书法艺术的评价，褒扬与贬斥却奇迹般地走向两个极端。有的说他翰墨之妙，名贯一代；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临米书后》曰：“大都家米书，与赵吴兴各为一门庭。吴兴临米，辄不能似，有以也。吴兴书易学，米书不易学，二公书品，于此辨矣。”（12）也有说他“软滑流靡”，甚至诋毁为“奴书”。在对赵书褒贬两个极端的评价中，我们发现，赵孟頫因传统封建伦理人格的影响，其艺术成就明显被打了折扣，以致后人对他的艺术成就没能很好地借鉴和吸收。
构成赵孟頫人格“低下”的原因，既有特定历史阶段狭隘民族情绪对立下的仇视，也有赵盂頫作为赵宋宗室违反“自律”和“他律”之大限。然而，这些都不能本质地反映出艺术家赵孟頫的真正人格。面对赵孟頫这位古人，我们违心地以他“低下”的人格去削弱他艺术的魅力，荼毒他的生命意志，就不能历史地、本质地揭示书法艺术真正的文化品格。
3、文化价值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书法实践是一种文化活动，是“体”，而不是“魂”。书法艺术必须“铸魂”，否则就会迷失方向。搬古诗词写入书法作品，临古字帖拼接艺术形式，书法内容的阅读性，承载性不翼而飞，书法艺术突出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功能化为乌有，陈旧文化的束缚削弱了先进文化的支撑。
从文化价值这个角度来审视当代书法，可以发现它与古代书法所具有的含义伴若两人了，这种现状，既是社会发展所形成，又是不同时代赋予书法不同的文化标准，也使书法艺术在文化价值上产生了很大差异。
当今书坛看重现实，远离历史。“新古典主义”貌似复古的只是一些技巧和外在的形式，只是如何用笔、结体而已，不是透过表象去有效挖掘丰富的社会生活、审美情趣和崇高人格。譬如学晋人行草不失为“新古典主义”的正途，但对晋人的文化生活、文化背景的写照，都需要书家去翻阅历史的陈迹，领悟晋人尚清淡、崇玄理的文化理念，梳理与书法艺术关联的文化态势和文化心理，才能洞悉晋人书法的文化本质。再看看宋人书法，如果当代学书者仅停留在“八面出锋”、“刷字”、“绵里藏针”、“长枪大戟”这些形式技巧上，也就无缘洞悉书法文化内涵及审美价值。
就是我们常说的继承，意义上也是很狭隘的。我们千万不能把古人一家写像了便美其名曰为继承，当代书坛不能浅薄或功利到如此境地。当代书法家比起古代书法家就安逸多了，创作作品、参加展览、编选辞典、报刊宣传，就构成了书法家的艺术内容。而古代书家都有书法艺术之外的领地，他们以丰硕的学术成果来渗透、滋养书法，以明清的大书家论，不是往文字学、金石学、考据学、史学、哲学上发展，就是在文学、诗学、文论、诗论等方面有专工。前人这种自觉行为现在慢慢地无影无踪了，实际上是失落了对历史本质的探索热情。当然，认真研究书法艺术在历史上的功用以及批判性地剔除其中的糟粕，都需要宁静的时间和淡泊的心态。
从书法文化价值取向来透视书法，书法意识不是简单地由“书法”来限定“意识”。从人的意识的自觉角度来说，有着鲜明的倾向性和文化构成的目的性，这个目的性要体现时代风尚、反映时代趣味、揭示时代理念，而书法艺术的“内容阅读”和“书写生态”持续恶化，必然会使延绵的历史出现平淡而空泛甚至中断。这便是中国书法的文化价值所要铸造的历史诗意。
意识不是个人的，它是超个人的，书法文化价值正在于此。它是扎根于个人的生命行为中的群体“意识”。“但这并不是说它就不允许个人的独特意识的存在。某种书法作品的特殊偏爱和某种书体的独特体验，都是别人不可重复的，甚或也是不可理喻的。针对这种意识所要关注的便是它在人的生命状态中究竟对个人的文化生命意识的生成构成什么样的作用，也就是特殊的个体意识中的普遍性问题。追溯这种普遍性的支配作用，也正是对书法意识的价值取向的描述。”（13）
4、文化形象
对中国书法的形象性的看法，最为流行的观点是自然物象说。这种书法批评的“文化阐释”是浅显的。书法艺术所显现的“文化形象”，靠吸纳书法艺术实践的鲜活经验和成功范例，用信仰来驯服内心的想象力，创造力。
蔡邕《笔论》认为：“为书之体，须入其形”，犹如自然和社会中的万事万物。从生命的意义说，字要写得“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14）；从结体上说，须“若虫食木叶，苦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15）；从气势上说，更要“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16）所谓“纵横有可象者”，即是说从字的形体构造上，能窥视自然生命的某种影迹。这种观念经千百年不变，始终成为书法造型的原则，但这只是书法艺术的外在“形象”。
成公绥《隶书体》便描绘或拟想了书法艺术生命物象的特征：“或若虬龙盘游，蜿蜒轩翥，鸾风翱翔，矫翼欲去；或若鸷鸟将击，并体抑怒，良马腾骧，奔放向路。”（17）王羲之《笔势论》试图概括出这种造型特点的原则和技法：“夫著点皆磊磊似大石之当衢，或如蹲鸱，或如科斗，或如瓜瓣，或如栗子……”（18）这种比喻性的造型说法，充满书札、书论、学术笔记之中，而大凡又都是某一笔写得像什么、如什么，等等。“象形”成为了书写能否成功的关键，甚至连《说文解字》也如是说：“书者，如也。”
张怀瓘《文字论》对此概括得非常精辟：“仆今所制，不师古法，探文墨之妙有，索万物之元精，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润色，虽迹在尘壤，而志在云霄，灵变无常，务于飞动。”（19）所谓“元精”即由书写对自然物象的简省、概括、提炼出生命“元精”之线，以有限事物展示无限的生命感悟。因此，他进一步说：“磲髦竦骨，裨短截长，有似夫忠臣抗直，补匡主之节也。短折规转，却密就疏，有似夫孝子承顾，慎终思远之心也。耀质含章，或柔或刚，有似夫哲人行藏，知进退之行也。”（20）“相尅而相生，亦相反而相成。岂物类之能象，实微妙而难名。”（21）就是说，类似某种“物象”是为了呈现出某种难以具体详说的社会内容，犹如五行五常的人伦精神，所谓“文则教育乃成其意，书魁一字已见其心”，即此之谓也。
“腹有诗书气自华”，书法艺术开始应由自然生命的比喻进入社会历史的文化攀升性的表达，书法艺术便成为书写者的生命人格的象征。中国书法文化形象的内涵因而包括以自然现象的生命概括来蕴含人格的价值。
《中庸》（二十二章）说：“惟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所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儿说的就是格物从人的书法艺术“形象”。作为“书法之书写”首先是一种“至诚”的内部感受的形式外化。“它是书写者自身生命状态的展开形式，这是书写的起点。只有落实在这个起点上，才是书写者探究和内感化自身的至诚性的途径，从而书写也才可能成为艺术。临帖写碑便是进入这个过程的前奏，是这种人格形式化的必备的要素。”（22）
形式凝聚篇章，动态激昂的书写过程终究成为沁人心脾的墨迹。中国书法最深刻的内涵，正是以纯形式的存在陈述着人对自由的梦幻。书写把心灵的无功无欲净化成自由的线条，它仅仅接受汉字字符规约，而专注于 “形”的世界的流动。特别是草书，它把自由的梦幻揭示得淋漓尽致，那种疾涩浓淡、奔放多姿的线条，以纯粹流动的内在差异诉说着……你无法以任何具体的社会内容以及人生的具体经历去加以比附，只有一种十分美妙的线条把你带进无穷遐想的形象之中，一种积极乐观、昂扬向上的生命激情开始在血液里沸腾……你感受到你是绝对的自由者。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血脉中断的中华文明，无论经历过多少诸侯争霸、朝代更迭，民族文化创新、主流文化价值播撒以及民间文化习俗传承始终呈现递进姿态，不断为人类文化发展史奉献特有的思潮和范本。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在西方列强的船坚利炮中不仅政治昏暗、军事孱弱、经济落后，而且也陷入深深的文化焦虑、彷徨和怀疑之中。在人类文化的现代性建构现场常常处于缺席、失落、模仿和“被文化”的尴尬境遇，在文化印证“落后就要挨打”这一朴素真理过程中，引发无数民族精英在“中西之争”、“体用之争”、“古今之争”中前赴后继地奉献出他们的智慧和青春。我们终于在摸索和奋进中，找到了一条从来没有这样呼唤“中国梦”的康庄大道。书法艺术的文化特性，也一定会在实践理性和文化理性高度统一的基础上，确保艺术形式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符合民族文化利益、符合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诉求，塑造中国书法艺术特有的“文化形象”。
5、文化语境
当今世界文化大趋势呈现出交流交融交锋的语境对话竞争之中，如何在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中华文化传统中，维护和促进世界文化多样化，通过中国书法艺术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文化话语权，这是历史赋予中国书法艺术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从中华民族自身社会的语境来看，处在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思想氛围中，知识分子面临的际遇和文化心态是完全不同的。在7世纪至12世纪的书法结构以及社会语言的巨大变迁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儒家文化的流变。宋代书法从个别到整体的文化艺术价值上逊色于唐代的内在因素，就是体现在所有成功书家身上的儒家文化本色与平庸书家身上的禅学面具。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儒释文化对文人思想的染化，赋予了中国书法的文化语境与内在转向。
魏晋六朝书法在言意之辨的学术思潮影响下，直接导致了书法创作上追求自我、张扬艺术精神的基本审美立场。因此，这段书史以灵活奇逸、飞动婀娜的多样面貌奠定了书法史的基本创作语言和格局。在其后的书法批评体系中，魏晋六朝之后的书法创作标准几乎都以此际书法的文化语境作为权衡标准。
看看隋朝，“书写气氛却相对冷却，或因如此，书写情调归于平和，楷书日渐齐整，草书趋于内敛。但是，在唐王朝走向政治、文化大开放的艺术背景下，书法领域短暂的平静被彻底打破了。”（23）
折射在艺术上，隋代智永、唐代陆柬之极其迷信王羲之，尽管在书史上有着较大影响，但在书法艺术上总是不如李邕、褚遂良、张旭、孙过庭、颜真卿、怀素等人既有高度，又有深度。后者在书法艺术上既能师法古人，又能自我异化，把临摹过程的平衡状态转变为实践生命激情的快感。
唐代书家群体正因有与政体不可剥离的一面，所以，他们所创作的作品就深含法度森严之特点。由于唐代庞大的官吏、僧侣、寺院等都要树碑，唐代楷书家们就忙得不亦乐乎，读杜甫的《八哀诗》 ,就知道李邕有多富足。唐代书法家拥有着庞大的接受群，在极为自由、开放的艺术环境中，完全有信心也有激情去实践艺术生命人格，即使是普通读书人身份的书法家，也完全可以受到别人的尊重。艺术和学术的高度自由，使唐王朝真正迎来了一个群星璀璨的书法时代，这足以引起当代书法艺术的深思和模拟。
这是封建中国的封闭文化语境下书法艺术的呈现。而今，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我们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继承和发扬中华书法艺术优秀文化，拓展书法艺术的文化抱负，在培养世界意识和世界关注上，中国书法艺术应是世界文化多样化的攸关者。实际上，中华文化并不缺少世界意识和世界关注。在中华文明5000年的发展史中，中华文化正是因为有这种强烈的冲动和举动，才实现了尊重，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才能融合儒、道、释的异彩文化，使自身得到继往开来的繁荣和发展，也正是强化开放包容和兼收并蓄的意识和精神，推动中外人文社会科学融合创新，促进不同文化的相互借鉴，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使中国书法艺术在时代生活中薪火相传，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6、文化指向
中国当代书法艺术发展，只要是推进中国书法在东方和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书家学者，只要是对中国书法艺术的本体价值和审美特性有独到的体验者，都可以汇成一个书法文化的集合体，使书法艺术成为中华“文化阐释”的担当者。
因为，汉字书写让人们认识到“仓颉造字”的伟力在于文字诞生后是可以“惊天地而泣鬼神”的，可以超越“结绳记事”的混沌蒙昧，而书法技法可以使我们感受到书体嬗变中的文化推进感和历史空间感。“文化指向”必然来自书法家的文化担当，一个时代，应该有一批坚守文化良心，除去功名利禄的书法家，自觉站在时代潮头，关注文化状态、问题及走向，敏锐觉察社会进步中的富于积极作用和引领意义的文化信息，不仅仅是发现它、揭示它，还要推动它、纠正它、引领它，一句话，承担它、演绎它。
翻开中国书法史，历代大学问家无不是书法家，而书法家无不是饱读诗书者。今天，书法和学术文化似乎分道扬镳，书法越来越不学术了，而且，似乎也不艺术了，书法艺术渐渐丧失了文化上的中心合法性，书法一步步走向边缘。近30多年来，中国书界热火潮天，特别是90年代，书法在市场经济中复兴甚至过热，书法家在尽享名誉的同时获得可观收入，人们在自由地鉴赏书法艺术的同时收藏书法成为时髦，于是，书法同经济泡沫趋近而与文化雅兴渐远，“文化指向”到了九霄云外。
儒道佛在传统文化中的影响，使得中国书法在“文化指向”上呈现出一种多元格局。“道”的渗透使书法更具意味性，并在“得道”的书法形式中也寄寓了各种复杂的审美心态，因此，中国艺术的思想底蕴是儒化了的，而传统的艺术精神则是由“道”奠定，最终道、佛合流而成其大局。这是历史回味中的“文化指向”。
强调“神韵”是中国书法文化的重要指向，这也是时代的呼唤。书法作为一种符号化了的艺术，在表现风格、技巧运用、情感宣泄、意趣追求等各个方面，都偏重于“神”与“韵”的发挥。这也是品评中国艺术是否可入上乘的重要标尺。
书法的程式和规范，以及欣赏领悟的物化机制，二者重合构成了中国书法的“本位”质理，也必然隐匿着一种“文化指向”。它不仅仅是一种表现形式，更为重要的是它自身内涵的文化属性，因而，书法创作形式的转换不能脱离自身的文化氛围和文化依据。“本位”与“转换”既是主从关系，又有互补必要。
文化强国的新论述新部署吹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号角。“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战略任务提练了文化发展的新走向，“以人为本”价值体系，既是兴国之魂，又决定着文化发展方向，中国书法艺术表现形式必然体现新的人文朝向，传统文化中的“自强不息”、“浩然正气”、“崇和精神”，会在中华民族向一个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社会的跨越中实现自己的文化理想，这种先进文化一定会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基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上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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