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填写表格，颇费思量的一栏是籍贯，不知是写原籍好呢还是填出生地好。
依照固有说法，原籍就是我们世代居住的本乡本土，如果离开原籍，到另一处谋生，那就是客籍或称寄籍。我虽然生长在北京，但我父亲的家乡是上海嘉定，所以我的原籍应该是上海；不过我的曾祖父的原籍却又在浙江余杭。我们这几代人迁徙的结果就是，客籍变原籍，原籍兼客籍。我这一辈之后，所有人都远留异邦，估计将来原籍只能以国甚至洲而论了。
其实，因为农耕社会的原因，过去我们多数人的原籍并不复杂。除了兵荒马乱、实在难以苟活的时候，大家从来都是安土重迁。踏上仕途的，告老之后还要还乡；有了出息的，衣锦之后也要还乡；人死了，更要归葬故里，叫做叶落归根，连狐死都要“首丘”，何况人呢！
客死他乡，过去那是一句很凄惨的形容，言者听者无不垂泪。就是天南海北经商的，仍然忘不了在家乡置产兴宅。前些年山西旅游业最盛行的“大院”，正是当年那些富商大贾立足原籍的结果。即使不得不举家迁徙，也永世不忘自己的来历。
我们常讲的那些客家人，都不知做“客”做了多少辈子了，还是自称客家；祖籍山东，许许多多的关外人也是至今难忘。
乡土观念和原籍意识是被工业化、城市化所侵蚀的。树挪死，人挪活，为了生计，背井离乡成了家常便饭，好象走得越远越有出息。
人一旦离开了土地，又犹如断梗漂萍，在社会化的生活和工作中，不能不随遇而安，入境随俗，只有逢年过节、拉帮结派，走后门托关系、找个由头聚聚时，老乡、老家才派上用场。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原籍的意义只有在远离原籍之后才显露出来，所以出门在外才知道什么是“亲不亲，故乡人”。我见过有些同胞的公司，尤其是定居海外的企业，上下都是同乡，倒不如说是某省某地的会馆更恰当，但真要让他们生活在原籍，大概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三十多年前的一段岁月里，原籍也成了众多人的归宿，不过那是被迫的，叫遣返原籍。1966年到1968年是遣返的一次大潮，在火车上，不时看见被剃成阴阳头的中老年人满怀屈辱地向着早已离别多年的原籍地颠簸，任何人都可以啐他们一口，殴他们一拳。
那个时代，一有风吹草动，首先想到的也是砍斫城市人口，手法之一就是让人返回原籍。当时经常听见有人振臂一呼：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于是，一拨拨居民退房子卖家具，拖家带口，呼啦啦地跑回老家。
他们回到乡村老家，并不像古人。古人无论致仕还是归隐，只有求田问舍、采菊东篱、结庐林下的乐趣，没有 “非转农”的担忧或是吃不上商品粮的恐惧，当然更不会又为后来“农转非”而吃尽了苦头。
遣返原籍的原籍实际所指是乡村，如果是上海南京路，恐怕想回也不让回去。
据说原籍最便于监督，乡里乡亲，知根知底，清楚祖宗十八代，随时能够翻出陈年老账，有仇的不妨报仇，有愤的也不妨泄愤。三十年前在原籍还有干不完的农活，并且人人都是挣工分领实物，对农业户口而言，票、证、现金、介绍信基本没有，所以也动弹不得。
活生生地把人口遣返原籍早就成为一段历史；农业人口进城、人群自然流动、人人自由迁徙，也早被证明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人的正当权利；缩小城乡差距、消除所谓“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之间的森严壁垒，更是早晚的事情，但把人强行送回农村、钉在原籍，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却一直潜在维持着。
本来，进城农民最需要的是帮助，食宿无着时更需要的是救助，可是迎接他们的却长期是收容二字。既然叫收，那就无所谓方式，既然称容，那更无所谓环境，因此在收容之所出现非人的景象，最终遣送了事，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终于，我们看见收容改为救助，不安定因素也改称弱势群体，这种变化，是不是意味着遣送原籍也可以从此永远成为历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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