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未知地带的玄奘

   阔别东土16年，唐朝僧人玄奘从印度启程回国。

    玄奘选择了走丝绸之路的南道，沿着佛教东传的路线走了1年到达于阗（今新疆和田），玄奘一行人止步不前了。

    有一件事情需要处理。17年前，唐朝与东突厥处于交战状态，西部边境采取了封关政策，当时玄奘的西行申请未获批准，他是非法偷渡出境的；这次回国，他需要合法的入境手续。

    公元644年，玄奘写了一封信，托商人带到唐朝的朝廷，

    这是一封措辞巧妙的信，作为佛门弟子，玄奘却以儒家典故起笔，解释了自己西行的动机，承认了当年偷渡的错误；谈到了只有身处异国才能感受到唐朝的强大，“凭恃天威，所至无鲠”。

    信中还提到，因为大象死了，所以耽搁了行程。

    在印度，能够骑乘大象是一种殊荣。大象是热带动物，它无法翻越寒冷的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也无法穿越干燥的大流沙（今塔克拉玛干沙漠）。玄奘没有详细提到他的大象是在什么地方死的，但很显然，他已经不是17年前那个孤单的云游僧了。

    让玄奘始料未及的是，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回信，“可即速来，与朕相见。”

    让玄奘更加始料未及的是，当他们又走了几个月接近都城长安时，唐朝宰相出城迎接，数十万百姓自发涌上街头夹道欢迎，场面热烈，一度失控。

    玄奘没有进城，他选择在城外的一处客栈里住下，闭门谢客；面对不再熟悉的长安，他一定是感受到了又一次走入未知地带。

    此时唐太宗正在洛阳，唐朝的各路军队正在集结，即将出征高句丽。几天后，玄奘也抵达了洛阳。在隋唐时期，洛阳是连接大运河的重要枢纽。

    一位拥有最高权力的人与一位拥有超高人气的人终于见面了。

    像很多人一样，唐太宗对玄奘的西域和印度旅行感兴趣，对玄奘的阅历和见识很钦佩，唐太宗邀请玄奘还俗任官，玄奘礼貌的谢绝了。

    玄奘阅大小国王无数，他懂得政教关系的敏感性和重要性，玄奘请求唐太宗资助他的翻译佛经事业，此行他带回来了舍利、佛像以及600多部梵文佛经。玄奘还请求朝廷派兵保护，他是有意让宗教活动置于朝廷的监控之下。

    经过了几次会面，唐太宗才答应了玄奘的请求，并要求玄奘尽快写一本有关西域的书。

    或许唐太宗对遥远的西方也着迷了，或许唐太宗的手边需要有一本新的西域情报汇编，在当时，有关西域的权威资料是裴矩写的《西域图记》，裴矩是隋朝的著名使臣。

    仅仅用了1年多时间，由玄奘口述，由他的弟子辩机记录并协助编写的《大唐西域记》问世。这本书12卷，10万多字，记载了138个国家（城邦）的情况。

    这么短的时间，这么高的效率，这么顺利的交稿了，合乎情理的解释是，玄奘在旅行时有做记录的习惯，还收藏了一些可供参考的梵文资料。所谓的玄奘口述可能是口译，辩机对梵文资料和旅行记录加以整理后编辑成书。

    如果没有唐太宗的要求，就不会有《大唐西域记》，公元645年朝廷在长安弘福寺设立了译经院，此后玄奘的全部精力都倾注在译经事业上。

    如果没有《大唐西域记》，就不知道玄奘去过了许多人想去而不敢去的地方。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作为佛学家和翻译家的玄奘有着太过耀眼的光辉，以至于他的另外一个身份黯然失色——旅行家。

    玄奘28岁前，用了7年时间踏遍了半个中国，28岁后，用了17年时间游历了中亚和印度半岛。7年的境内旅行，因没有详细的记录而烟消云散；17年的境外旅行，浓缩成了《大唐西域记》。

    《大唐西域记》是玄奘写的书，书中几乎没有提到过玄奘自己，而是以一种冷峻的口风，介绍了各国（各地）的疆域、气候、地理、民俗、语言、货币、名胜、物产、国王秉性、社会秩序、宗教氛围，还讲了一些历史传说和神话故事。

    还有一本写玄奘的书《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由玄奘门下的慧立撰写，彦悰补记，公元688年问世，此时玄奘已圆寂了24年。书中有大量的生动情节，例如玄奘孤身一人穿越荒漠4夜5日滴水未沾，例如玄奘与高昌王称兄道弟，例如玄奘应戒日王邀请成为曲女城法会上的“论主”。

    慧立和彦悰是怎么知道他们的玄奘法师50多年前的境外经历，就像身临现场一样知道的如此详细？

    今天的人们无法弄清慧立和彦悰是怎么写作的；但毫无疑问，先有《大唐西域记》，后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再后有《西游记》。

    今天的人们已经证明《大唐西域记》是可信的。近代英国人卡宁厄姆根据《大唐西域记》的线索陆续发掘出鹿野苑、那烂陀寺，菩提伽耶等古迹；匈牙利人斯坦因根据《大唐西域记》的线索发现了楼兰等遗址。当然，可信的并不意味着100%都是真实的，玄奘身处那个年代，又是佛教徒，书中有迷信色彩不可避免，也容易理解。

    今天的人们可以透过《大唐西域记》考证玄奘本人，尽管书中几乎没有提到过玄奘自己，但凡有书就会有作者，透过字里行间，今天的人们依然可以感受到这位作者的坚毅品格和强大气场；他不像是一位纯粹的僧人，更不像是一位文弱的书生，他是一位不断走入未知地带的男人。

    他有着不顾一切上路的冲动，明知一切皆有可能，渴死、冻死、被劫杀、感染疾病，触犯异国禁忌，但只要具备条件，他就会从熟悉地方挣脱出去。

    他对未知地带充满着好奇心，能用平和的目光去看待异域的奇风异俗，能以友善的态度去理解文明的多样性，从不以我为尊。

    他是一位僧人，西行的目的是为了学习佛学精义，到达目的地那烂陀寺以后，本该闭关修炼，他却在印度转了一大圈，如同他在中国转过一小圈一样。

    他以超然的目光看待陌生世界，包括佛教正在西域和印度日渐衰落的现实，他敢于造访那些“外道”（非佛系宗教）兴盛的地方，没有忌讳，也没有不安。

    他闯过关隘、穿过沙漠、翻过雪山、越过草原、渡过大河、走过丛林。

    似乎他血液中的流浪因子与生俱来，似乎他认为苦旅也是积累德行，似乎他向往的天堂就是在路上。

    当时的中国，能西行的人不少，能东归的人极少。

    回到唐朝的玄奘一定会感慨，在西域衰落的佛教在东土仍然盛行；一定会惊叹，广大信众对一位活着回来的佛门弟子的顶礼膜拜达到了痴迷程度；一定会发现，有形的未知地带可以企及而无形的未知地带难以逾越。

    公元648年，为了表彰玄奘的功德和译经成就，唐太宗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之序》，文中称：“有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

    在印度的骑象僧人已经变成大唐帝国的法门领袖。

    从今往后，可以查到的有关玄奘的旅行记录仅仅局限于长安与洛阳两地。他的门下弟子如此描述，法师“性爱怡简，不好交游，一入道场，非朝命不出”。

    这是一位将生命看成一段旅程的男人，他的旅行中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