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有两种不同的文化因素在缠斗碰撞，这几乎是公认的事实。比如，中国人既相信“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平等思想，又相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尊卑思想；既相信“君轻民重”的民权思想，又相信“尊王畏大人，以吏为师”的皇权思想；既相信“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又相信“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既相信“见义勇为”，又相信“各扫门前雪”；既相信“不屈不挠”，又相信“能屈能伸”等等。其结果就是导致中国人没有一种逻辑思维原则，什么都是对的，也什么都是错的。完全是非不分，根本没有做人的原则底线，以致人格分离，相形见绌。这大概是由于上古华夏大道文化因素和后来的周秦礼乐文化因素的作用，是两种绝然相反的文化因素在中国人身上起到潜移默化影响的双重效应！
笔者早就说过，上古华夏大道的文化风俗教化与周秦礼乐的文化风俗教化是恰恰相反的。用司马迁的话就是“风教固殊焉”！前者是开放、自由、浪漫风俗诗乐教化，后者是禁锢、约束、守苦节的礼乐教化。所谓“诗乐”教化是大道文化开放社会自由度，让人在生活上自由浪漫的文化宣传，最终目的让人人追求高标准的幸福文明生活方式。所谓“礼乐”教化是搞儒教文化的禁锢社会自由度，让人在生活上守其苦节的“礼乐”宣传，其目的让人们承受忍耐苦难生活，以适应非文明制造的苦难生活方式！
知道后世周秦礼乐之制的官僚竭尽全力消除上古大道文化的影响力吗？因为，他们治理的社会充满了苦难，害怕追求开放、自由、浪漫风俗教化的文化风韵流行导致政权不稳定，他们需要民众守苦节的忍耐力。然而，由于华夏的开放、自由、浪漫的风俗流韵在一个民族记忆的深处的印迹很难消除。其依然有强大的渗透力，导致几千年来，中国人都在两种不同的文化因素上纠缠不清，每每发生争吵。而民间声音往往站在大道文化因素一边，并一直被儒教官方主流的礼乐文化因素 持对峙状态。
很明显的例证：中国民间有一部伟大的文学巨著《红楼梦》就与官方主流严重不符，乃至其民间作者曹雪芹呕心沥血写成书后，一直不敢出版也不敢自署其名，一直在民间以手抄形式流传。究其原因是因为，官方认为此书与传统主流礼乐文化不相宜。被认为异端的精神污染的大毒草！
王国维评 《红楼梦》之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有一段说明了这个：
“ 我辈之读此书者，宜如何表满足感谢之意哉！而吾人于作者之姓名，尚有未确实之知识，岂徒吾侪寡学之羞，亦足以见二百余年来，吾人之祖先对此宇宙之大著述，如何冷淡遇之也。谁使此大著述之作者不敢自署其名？此可知此书之精神，大背于吾国人之性质，及吾人之沉溺于生活之欲，而乏美术之知识有如此也。然则予之为此论，亦自知有罪也矣。”
王大师说对了，“吾国人之性质”是“沉溺于生活之欲”的性质唯物“崇有”派。而《红楼梦》的文化精神是承袭先秦楚文化精神的“美术之知识”之性质的唯心“崇无”派！显然,先秦南方楚文化承接的精神是华夏大道文化追求“美术之知识”之自由浪漫风韵。
这就是说，中国四大名著的《红楼梦》之精神深受楚国大道文化影响的。这在《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和其评论者脂砚斋们在评论《红楼梦》时候曾有过明确论断认为，《红楼梦》有 “远师楚人之言”的观点。如解盦居士《石头臆说》说：“《红楼梦》一书得《离骚》遗意”。
什么是“《离骚》遗意”？其实就是文人发牢骚的批判文学或揭露文学，其实就是揭示人的灵魂的文学，这与传统的歌功颂德的“大团圆”文学有本质的区别。鲁迅先生在《我是怎样做起小说》一文把这一命题说得很清楚：“文学的任务就是要涵养人的神思”，就是要去除那种“欺瞒的心”、“欺瞒的嘴”，“取下假面具，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写出他的血和肉来。”
林黛玉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特别精心构思的一位充满灵气的仙品级别的女性形象。在这部作品中，林黛玉形象的楚文化因子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是楚国文学以揭示人的灵魂的，把美撕开给人看的悲剧力量才具有文学艺术感染力。楚文化那种以悲为美与女儿崇拜观念正是文化感染力的最佳表现。绝不是世俗的儒士文化那种哄骗的“大团圆”文学能够达到的塑造的灵魂高度。
可以说深谙“楚之《离骚》遗意”精髓的曹雪芹是以楚文化为参照背景来塑造黛玉这一形象的，恰恰这也使多愁善感的林黛玉身上流露出浓郁的楚风流韵。林黛玉这一形象的构思与《九歌》中的《山鬼》、《湘君》、《湘夫人》大有关系。黛玉前世乃绛珠仙草脱化而成的绛珠仙子。而绛珠草也即灵芝草，与上古流行的长江女神传说关系极大。
据《水经注·江水注》、《山海经·中山七经》：“东三百里曰：鼓钟之山，帝台之所以觞百神也。有草焉，方茎而黄华，员叶而三成，其名曰焉酸，可以为毒。其上多砺，其下多砥。又东二百里曰姑媱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蘨-系]草，其叶胥成，其华黄，其实如菟丘，服之媚于人。”这里的“东三百里曰：鼓钟之山”其实就是石钟山，位于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长江与鄱阳湖交汇处。是当年帝禹敬天奉神的神坛。这里的“又东二百里曰：姑媱之山”， 在长江下游，按现在的实地位置就在安徽金升湖一带，这个“姑媱之山”是否现在的安徽中州附近的“神山”呢？笔者查阅资料，发现安徽的中州当年是夏侯氏国的地盘，在商代末期，夏侯氏国的遗民曾经在这里建立的斟灌国。
这样看来，《山海经》里说的“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繇草（仙草）”记载，描述长江流域女神应该是在长江中下游，而并不是洛河。帝禹之女儿是长江下游的安徽下游中州一带淹死的。相传灵芝绛珠仙草系帝禹的第二个女儿死后的精魂所化，在楚文化里被尊为“山鬼（山林女神）”，受到楚人的特别推崇和敬仰，并通过楚之诗乐文化不断的演绎着脱俗的高雅纯洁女性形象。
《红楼梦》的开篇作者就交代了林黛玉乃是楚文化熏染的绛珠仙子山鬼的再世。绛珠仙子山鬼是楚国文化里的的优秀纯情女性形象，正是楚国伟大诗人屈原在《九歌·山鬼》中描写的三秀仙草托化，所谓“采三秀兮於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
你知道林黛玉为什么姓林吗？这恰恰暗示她就是山林女神绛珠仙子的脱化。屈原《九歌》描写了楚国文化题材恋爱故事，主题思想当然离不开楚国先人创业的艰辛，所谓“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因此，楚人文化理当有祭祀山林女神恋爱的歌谣、乐曲、舞蹈了。三秀绛珠仙草托化高雅纯情美女，然后与人间男子的感人至深的恋情故事，一直是楚文化艺术的题材，大多以人神之恋为主。屈原《九歌》就记载了这种楚人的爱情故事，表现人神恋情的脱俗的高雅纯洁刻骨铭心的相恋之情。屈原《九歌》描写了《山鬼》、《湘君》、《湘夫人》里大多是这种楚国文化题材恋爱故事。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正是借楚人这种文化题材和因素来塑造林黛玉这一人物高雅形象的。尤其是借屈原的诗《山鬼》的“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描述。这在红楼梦》中，黛玉是“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几乎都是精神境界的感情细腻，柔情似水、缠绵悱恻描写。还有，把《山鬼》里描写山林女神的居处是“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对照《红楼梦》中描写林黛玉的居所潇湘馆是“有千百竿翠竹遮映”、“凤尾森森龙吟细细”，不难发现两者生活环境也都给人以林间深处幽深静谧处，都有一种幽静雅致的神采风情。在《山鬼》中，美丽的山林女神在忧伤地思恋情人，其悲伤忧愁而企求知遇和理解的满腔惆怅，与黛玉幽处潇湘馆独尝对宝玉的相思之苦极其相似。可以说《红楼梦》对林黛玉形象的成功塑造，恰恰是将屈原《山鬼》中山林女神的柔美形象成功移植于林黛玉这一形象之中。两者的神韵情思太像了。这正是曹雪芹的《红楼梦》能够打动成千上万读者的魅力所在！
一般来说，楚文化继承了上古大道文化的“以柔为美”的精神，往往对女性比较尊重。文艺作品中表现的女性温柔贤淑，柔情似水，都是正面形象。不像周秦礼乐文化那样歧视女性，搞“男尊女卑”那一套，把女性，尤其是漂亮女性打入另册。在周秦礼乐文化理念里，女人就是天生的一肚子坏水，是吃人的老虎。因此他们把国家治理失败责任推到是女人身上。文艺作品表现的女性都是反面的“淫/荡“，勾引男人的角色。可以说，不尊重女性是周秦礼乐文化意识形态一贯的思维。但楚文化则不然，楚文化中有非常多的女神，山林女神是其中之一。还有少司命女神、汉水女神、巫山女神、湘水女神等都有十分崇高的女性形象！曹雪芹正是继承了楚人文化中的这个要素才力主“女儿崇拜论”，借助宝玉来自我比拟。所以我们说曹雪芹在《红楼梦》创作中带有“女儿”自拟心态并无不可。
《红楼梦》中表现的“女儿崇拜”情节，可以在楚文化中找到源头。作为楚文化代表人物的屈原及其以“香草美人”象征传统著称的楚辞作品，便流露出显著的女性中心观。看过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宝玉之嘴写给晴雯的祭文，一定会被那种浓郁悲伤感情所打动。作者以宝玉满怀忧愤和思恋的感情角度，几乎把晴雯神化了。其字里行间透露着仰视的柔情让人叹为观止。
当然。在黛玉这一形象身上，作者更是倾吐表现浓郁的感情。不仅仅以《山鬼》中的山林女神作为构思原型，还将《湘君》、《湘夫人》中湘水女神的风韵神态移植、倾注于黛玉这一形象之中，其身上透示出浓郁的楚地女神特有的意境神韵。那就是柔美温婉、伤感忧郁、情思意绵的楚风流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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