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愚：您讲过《红楼梦》里面完全是中国的情感、中国人的文化传承，在您看来，中国人的文化特性到底是什么？
蒋勋：我一直很感动《红楼梦》开始讲到的神话。宝玉是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底下的一块石头，女娲补天剩下来没有用的那一块石头，它自我修炼，后来修成了人身。然后走在灵河岸边，看到一株草快死掉了，他就用水浇灌它，草就从枯黄变成茂盛，浇完水，自己也忘了。他后来想到人间去经历繁华，就下凡了。这株草很难过，受人雨露之恩，五内里面郁结着想要还报的那个东西。它就说：“好，他到人间去，那我就幻化成女体，我把我一生的眼泪还他吧。”我觉得这个“还”是东方哲学里非常动人的东西。我跟很多西方朋友讲“还”这个概念，他们不太容易懂。我觉得“还”是东方的，他必须相信因果，他才能够“还”。而且这个因果是非逻辑的，也不是理性的。我觉得“还”非常地宽容，“还”是到最后心甘情愿为他爱的那个人去做一些事情。苏东坡最后“一樽还酹江月”也是在讲“还”。好像身体到人世来走一遭，最后都有一个“还”。可能是针对某一个人，可能是针对江山，也可能是空间跟时间。这是中国文化里面非常动人的一个概念，它不是正统教条的思维，这个“还”是在非常具体的生活里完成的。
这个“还”是珍惜缘分。我们说同船过河要五百年修来的时候，同船过河的那一个小时就不一样了。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东方哲学的东西，它可能有一部分儒家，有一部分老庄，加上佛教，由很多东西混合出来的一个生命态度。我觉得这个东西《红楼梦》里面非常强，那我也希望我们能够找回来，把“还”的这种情怀能够找回来。因为“还”就是没有怨悔，我不仅在父亲母亲身上、兄弟姐妹身上看到这种东西，我们逃难到台湾，社区里面的人对我们的照顾，我都一直觉得那是“还”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字好美。
老愚：就陕西人来说，父辈一代代养育后代，养大以后给他盖房娶妻，然后再给他抱儿子。
蒋勋：没有任何的功利。我在法国看得很清楚，一位母亲的儿子生病了，我们巴黎大学的同学去看他。到吃晚饭时间，这位母亲跑来跟我们说，对不起，没有办法留你们，因为今天只有几条鱼。听到这个话以后，我完全没有责备她的意思，我觉得这是西方的逻辑。我想说的是，我的同学来，妈妈会说，留下来吃饭添双筷子就是了。由这个东西我才知道，文化行为学主流思潮里不见得看得懂，而是在民间的行为里看得懂的。从罗马尼亚移民到法国的一个很有名的作家跟我学中文，他学中文的起因很有趣，他说来到中国，有一件事让他讶异：十几个人围坐一个圆桌，菜端上来了，每一个人都知道该吃多少。我说这有什么难，我们从小就这样。可是他说，西方人如果你不分好，他就不知道哪一份是自己的。你看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料理里面是有这个行为学的。我们小时候随时会注意到，如果你夹几筷子那个菜没有了，你自己会知道怎么节制，你自己会衡量今天是八个人吃饭还是六个人吃饭，所以我应该夹多少。这其实是了不起的生命哲学，可是西方人很难懂。越消费主义越难懂这个东西。
老愚：大陆“改革开放”之后，有一股思潮让中国的父母和孩子都学西方，父母要和孩子算账的，鼓吹者说中国的愚昧和落后就在于分不清楚，您这么一讲，我才明白这个分不清就是我们的特性特质。
蒋勋：全部诉诸法律其实很可怕的，因为到最后诉讼不完，在法律之外必须有一个东西是诉诸道德的，所以道德里面的衡量跟节制变得非常非常重要。这个“道德”绝对不是一个唱高调的东西，而是说在生活里我知道怎么跟别人共有那个东西。小时候六个兄弟姐妹住在一个房间，一直到读大学的时候我们才分开。可是我觉得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我们学会了怎么和别人相处。
哼！聖誕老人怎么到現在还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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