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布政司

 一、 湖广布政司田赋折银背景分析
      湖广承宣布政使司，简称湖广布政司，是明朝在江汉平原和洞庭湖流域等地的一级行政区名，建立在元朝河南江北行省南部和湖广行省北部的基础上，其范围大致相当于于现今的湖南、湖北两省。据《大明一统志》记载，明代置湖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领武昌、黄州、荆州、常德、永州、宝庆、辰州、长沙、衡州、襄阳、岳州、汉阳、德安一十三府，安陆、郴、靖、沔阳四州，置湖广都指挥使司领武昌、武昌左、靖州、沔阳、长沙、常德、永州、永定、衡州、岳州、辰州、平溪、清浪、九溪、镇远、偏桥、宁远、沅州、五开、荆州、荆州左、荆州右、安陆、襄阳、瞿塘、黄州、蕲州、铜鼓、施州、宝庆、茶陵三十一卫，枝江、德安、夷陵、长宁、澧州五千户所，置湖广等处提刑按察司，分武昌、湖南、湖北、荆南四道监察诸府州卫所，而三司并建治于武昌府。武昌府即是省会，亦然是楚王封地；安陆则是兴王封地；长沙是吉王封地；襄阳是襄王封地；江陵是辽王封地。对于湖广的社会经济状况，当时人称：
      大江以南，荆、楚当其上游，鱼粟之利，遍于天下，而谷土泥涂，甚于《禹贡》。其地跨有江、汉，武昌为都会。郧、襄上通秦、梁，德、黄，下临吴、越。襟顾巴、蜀，屏捍云、贵。郴、桂，通五岭，入八闽。其民寡于积聚，多行贾四方。四方之贾，亦云集焉。
      
      
      在两京十三布政司中，不谈江南富硕之地，特别是“东南赋税之重”这一背景，湖广布政司在内陆几个布政司中，如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西、云南、贵州，田赋征收额算是比较高的。
      从上表中的数据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湖广在洪武26年，田赋总额位于中游，弘治16年和万历6年，稍有下降。但令人惊奇的是，每亩平均征收米麦数量湖广是两京十三布政司中最低的，洪武26年为1.12，弘治16年和万历6年分别为0.97和0.98。这是因为所引用数据中，湖广洪武26年的田地达220，217，575，弘治16年和万历6年分别达223，612，847和221，619，940亩，分别占全国两京十三布政司的田亩总额的26%，36%和32%，这显然是不符合常识和逻辑的。根据《万历会典》卷十九《户部六·户口一》所载数字，当时全国人口数为60，692，856，湖广人口数为4，398，785，占全国人口数量的7%。这种田额比例远远高于人口比例的情况是非常不正常的。早在嘉靖8年霍韬修会典的时候就指出：“窃见洪武初年天下田土8，496，000倾有余，弘治15年存额4，228，000倾有奇，失额
      4，268，000顷有奇，是宇内额田存者半，失者半也。赋税何从出，国何从足耶！臣等备查天下额数，若湖广额田220万，今存额23万，失额196万（按：以上湖广额田数与失、存额之和相差1万，原文如此）；河南额田144万。今存额42万。失额103万。失额极多者也。不知何故致此！非拨给于藩府，则欺隐于猾民，或册文之讹误也。不然，何故致此也。若广东额田23万，今存额七万，失额16万，又不知何故致此也。盖广东无藩府拨给，而疆理如旧，非荒据于寇盗，则欺隐于猾民也。由洪武迄弘治百四十耳，天下额田巳减强半；再数百年，减失不知又何如也！（豁文敏公全集卷3上修书疏）
      上世纪50年代的杨开明肯定了这一看法，根据明代生产力下，人均耕地的能力，提出了应为20余倾的观点。而梁方仲则提出了反对，认为其论据薄弱，把册籍数字当真，脱离实际得出每户、每口平均亩数偏高的结论。他认为导致明代册籍登记数字分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各地亩法不同。220万倾是实际耕种数量，20余万倾则是折亩后的数量。
      但是隆庆六年，湖北浅江县的民赋田额为2，055余倾，万历5年清丈结果是11，022余倾，因赋粮不由辽饷而增，按折回隆庆6年数，则实际以5.361小亩折合一单位。又如安陆县隆庆年间的田额为901余倾，万历清丈结果为3，639倾，实际耕地与账面数字之比为4.04。再如黄陂县，额田，006倾，清丈结果12，542余倾，其比为4.1。按照这些例子可知，湖广的实际耕地与额田比不可能高达11.0。
      根据《湖广图经志书》和《湖广总志》,所记载的，湖广的田额都是22万余倾，例如成化八年为249，026倾余。（）隆庆六年为249，334倾余。因此可知明代田额实际确实是20万倾余。而其实际耕地，康熙《湖广通志》记载的各项总和为951，916倾余。万历十年清丈结果为916，281倾余，算上王藩庄田，可认为95倾余方是一个靠谱的数字。因此可得万历6年的每亩平均征收米麦数应是2.27。
      对比山西因田赋负担之重，“盖其土之所有，不能给半岁之食，不得不贸迁有无，取给他乡”，导致“离父母、妻子而为商为贾者岂得已哉？资身无策，糊口是谋耳”的情况而言，湖广的田赋似乎没有想象中来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