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1月间，腿部负伤的陈赓来到了上海，在牛惠霖兄弟的医院接受治疗。
这时，中共党组织在上海的力量已遭受到极大的损失，临时中央政治局已面临无立足之地的境况。
然而，文化界的组织却是个例外，左翼文化团体不仅人数仍在不断增加，活动地区也在不断扩大。大批革命文学作品和刊物，正以生机勃勃的姿态不断崛起。
陈赓在上海，常常可以在销路最大的《申报》、《大晚报》、《时事新报》、乃至国民党办的《晨报》上，看到反映无产阶级思想的电影批评和文艺评论。
这种状况，使他无比振奋，丝毫不顾病痛在身，立即去找到过去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的熟人，向他们讲述红军的英勇事迹。
他那些充满激情、有血有肉的精彩描绘，每每使听众为之倾倒。
当时在场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宣传部长朱镜我，还作了详细记录。
他们议论：如果有一个作家能把它写成作品，一定能在政治上发挥很大的宣传作用。
大家很自然的就想到鲁迅了，而且认为以这样的素材，通过鲁迅的文学修养和那支犀利的笔锋，一定会产生出超过苏（联）共中央誉为“经典名著”的绥拉菲靡维奇所撰的《铁流》。
朱镜我很快就把材料油印出来送交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请他去同鲁迅谈。
冯雪峰对这个材料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
他坚定地认为，当时像史沫特菜等外国记者和作家用这类材料写成的报告文学，都收到了奇效，如果用鲁迅的笔来写，一定会高出一筹。
冯雪峰很快拜望了鲁迅，向他提出了这个请求。
鲁迅把这件事看作为一个任务那样重要，虽当时只表示了看材料再说，但实际已产生了创作的愿望。
几天之后，鲁迅就发出要冯雪峰、朱镜我陪同陈赓到他住处一叙的邀请。
这确实使陈赓喜出望外。
他十分崇拜鲁迅，曾阅读过鲁迅的许多著作。他说过，就是鲁迅先生那些早期作品，也都表现出很强的革命性和战斗性，都曾给予他很强烈的感动。
受他的影响。尽管是在战火弥漫的鄂豫皖苏区，鲁迅的一些作品仍经常在他的部属手中流传。
第一次长谈，鲁迅深受感染，直到夜阑人静，陈赓等才依依惜别。
当时，以国民党特务头目和党政要员潘公展、朱应鹏、范争波等代表的“宠犬派”，正举着“民族主义文学的黑旗”、为“压迫无产阶级，以苟延残喘”而呐喊招摇。
特别是以“青年军人”身份，撰写军事题材小说和诗歌的黄震遐所抛出的《陇海线上》和《黄人的血》，更露骨地表现了在为不抵抗主义、城下之盟、断送土地的罪恶勾当，演奏“壮大的军乐”。
鲁迅为揭露这些在国难中泛起的沉渣，已发表过几篇杂文予以尖锐的批判。如果再以苏区红军战争题材的作品同世，无异于再抛出一颗重磅炸弹。所以，他请冯雪峰再邀陈赓进一步深谈。
这天，陈赓身着灰色线呢单袍，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人员楼适夷陪同下，再次来到四川北路北川公寓鲁迅的住所。
二人一见如故，迅速落座。鲁迅亲自斟上茶后谈话就开始了。
陈赓那在高昂的激情中充满着爱的述说，强烈地扣动着鲁迅的心弦。
尽管因天阴室内光线较暗，但鲁迅的眼前似乎闪现着一个放射着绚丽异彩的光环，他时而默默点头，时而爆发舒心的大笑，时而插进一两句问话，还特别请陈赓为他绘制了一张鄂豫皖军事形势的草图。
谈话在双方都极度兴奋中持续到傍晚，许广平前来邀请用饭。席间，鲁迅特意打开一瓶久藏的三星斧头牌白兰地酒共饮。
他从心底已经深深地喜欢上这位既有知识分子博学善谈、诙谐幽默的气质，更不失无产阶段军事将领那种赤诚爽朗、精明强悍风貌的青年。
与陈赓的两次会面，让鲁迅许下一个心愿——写一部像《铁流》那样具有战争气氛的中篇小说。
他曾几次向冯雪峰表明这种心迹，并把那些素材郑重其事地藏来藏去。
遗憾的是，鲁迅许下的这个心愿最终并未实现。
据冯雪峰分析：“他终于没有写，显然由于他不熟悉红军及其战斗的实际情况，这很难使他造成创作所需要的真实感”。
这样分析是合乎情理的，主要在于鲁迅的写作态度历来非常严谨。
尽管自“左联”在上海成立，鲁迅同文学工作者们积极切磋着苏联普列汉诺夫、卢那查尔斯基等人的理论，但他还不具备绥拉菲靡维奇那样的经历，所以无法准确地“体察”到红军将士的生活和战斗的脉搏。
事情就这样搁置下来。
再次会见驰名的中外文学巨匠，为陈赓富有传奇性的生涯增添了色彩斑斓的篇章，但他对此毫不存哗众取宠之心。
每当人们询问这件事时，他总是着力刻画鲁迅怀着怎样的激情在关怀红军反“围剿”斗争及苏区人民的生活，强调鲁迅是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不顾个人安危，一定要找他这样一个被国民党到处追捕的人到家里去做客的崇高思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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