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勘是古籍整理的一项重要工序，有不少问题值得探讨。目前有些读者对我们整理的新版古籍抱有怀疑，认为校点者喜欢改动原书的文字，不一定可信；也有一些读者认为新版古籍的校勘过于拘谨，有些明显的错字也校而不改，还是一种墨守成规的做法。看来现代的读者对古籍整理有不同的要求，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有一些问题需要讨论和解释。自古以来，古籍的校勘家就有两种不同的做法，如叶德辉在《藏书十约》中所归纳的死校和活校两派。他说：死校者，据此本以校彼本，一行几字，钩乙如其书；一点一画，照录而不改。虽有误字，必存原文。顾千里广圻、黄荛圃丕烈所刻之书是也。活校者，以群书所引，改其误字，补其阙文。又或错举他刻，择善而从；别为丛书，版归一式。卢抱经文弨、孙渊如星衍所刻之书是也。他所说的死校法实即对校法；活校法则不限于对校别本，还充分利用了他校法和理校法，而最后则“择善而从”，力求在正文上加以取舍，其目的在于校出一个定本。叶德辉还指出：“郑康成注《周礼》，取故书、杜子春诸本，录其字而不改其文，此死校也。刘向校录中书，多所更定；许慎撰《五经异义》，自为折衷：此活校也。”可见这两种校书的传统，早在汉代就已形成了。汉代刘向父子校雠群书，广罗异本，定为“新书”，曾经整理错乱，定著篇章，諟正文字。如《战国策》一书中“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都已作了改正。其功劳是很大的。然而有没有改字不当的地方，由于不加校记，就不得而知了。今本《战国策》当然不免还有错讹的地方，如《赵策》中的“触詟”实为“触龙言”之误，王念孙《读书杂志》(《战国策杂志》卷二)已指出了这个问题，现在则可以根据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来加以校正了。可是到底是刘向校书时的失误还是后人传抄中的并讹，还难以判断。古书中出现的错字，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传抄和翻刻中无意的错误，一是校书者有意的改字。而有意改字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文献知识不足而妄改的，比较典型的例子如韩昶之改“金根车”为“金银车”(见《尚书故实》及《玉泉子》)。另一种一种是校书者主观意识太强，凭自己的理解进行理校，甚至与原作者有不同的观点，不惜替古人改文章。极端的例子如金圣叹改了《水浒传》，还自称是古本，大谈其俗本如何如何不好。通俗小说的著作权往往不明确，似乎谁都可以改，因此好多小说名著都有不同版本。小说在钞本流传阶段异文更多，如脂砚斋批本《红楼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问题在木板印刷术初兴的时期就已出现了。后唐时官府刻印《九经》，负责校勘的太常博士田敏，就曾径改原文。据《宋史》卷四三一本传载：敏虽笃于经学，亦好为穿凿，所校《九经》，颇以独见自任，如改《尚书·盘庚》“ 若网在纲”为“若纲在纲”，重言“纲”字。又(尔雅》“ 椴，木懂”注曰“日及”，改为“白及”。如此之类甚众，世颇非之。因此，宋太宗又命李觉、孔维等重新校定经书。判国子监崔颐正又上书说：本监先校定诸经音疏，其间文字讹谬尚多，深虑未副仁君好古诲人之意也。盖前所遣官多专经之士，或通《春秋》者未习《礼记》，或习《周易》者不通《尚书》，至于旁引经史，皆非素所传习，以是之故，未得周详。( 《宋史》卷四三一《儒林传》)他提出了一条校勘古书的经验教训，就是专通本经还不够，还要博览旁通，才能做好校勘工作。这就是怎样防止因知识不足而误改或漏校的问题。经书是封建帝王用以维护统治的理论武器，所以不惜付出很大力量来进行校勘，但是还不免出错，至于一般的书籍当然错误就更多了。清代学者曾提出“书坏于校”的问题。如段玉裁《重刊明道二年国语序》说：古书之坏于不校者固多，坏于校者尤多。坏于不校者以校治之，坏于校者久且不可治。邢子才日：“误书思之，更是一适。” 以善思为适，不闻以擅改为适也。( 《经韵楼集》卷八)予性素好铅椠，从事稍久，始悟书籍之误，实由于校。据其所知，改所不知，通人类然，流俗无论矣。(《思适斋集》卷十五)说“书籍之误，实由于校”，未免有些偏激；说“坏于校者尤多”，这话很值得我们警惕。因为像田敏那样“以独见自任”的校书官确是有的。这个问题在宋代就引起了学者的注意，而且进行过相当深入的研究。如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八《唐田弘正家庙碑跋》说：余家所藏书万卷，惟《昌黎集》是余为进士时所有，最为旧物。自天圣以来，古学渐盛，学者多读韩文，而患集本讹舛。惟余家本屡更校正，时人共传，号为善本。及后集录古文，得韩文之刻石者，如《罗池神》《黄陵庙碑》之类，以校集本，舛谬犹多。若《田弘正碑》则又尤甚。盖由诸本不同，往往妄加改易。以碑校集，印本与刻石多同，当以为正。乃知文字之传，久而转失其真者多矣。则校雠之际，决于取舍，不可不慎也。(《欧阳文忠公集》卷一四一)欧阳修利用碑本来校勘文集，应该说是非常可信的了。可是董逌《广川书跋》卷九又提出了不同意见：余考《田弘正碑》，盖其杰然自出，拔乎千百岁之上者。永叔尝得此碑，以校集中误字三处，曰“衔训事嗣”，考其所出，杂比成章，错综而不乱，信其有得于此。又曰“降以命书”、“奉我王明”，必以集为误者，余则不得信于此也。“ 以降命书”，不得如集所传；“天明”施于君为不类，不若“王明”之切当而有据也。今碑为非是则不可，谓“天明”、“以降”为工于集所著而传则不可。碑虽定其辞而后著之石，此不容误谬。然古人于文章磨炼窜易，或终其身而不已，可以集传尽为非耶？观其文，当考其词义当否，然后择其工于此者从之，则不得欺矣。今天下知文公者，莫如文忠公。文忠公谓是，人不敢异其说。况碑为当世所书，人岂可尽告而使知耶！今人得唐人遗稿与刻石异处甚众，又其集中有一作某又作某者，皆其后窜改之也。董逌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就是古人对自己的文章不断有所修改，刻到碑上的还不一定是定本。文集里也还有一作某又作某的校注，很难判断哪一个是作者自己的最后定稿。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如《文选》的李善注就有初注、复注、三注、四注的不同文本(见李匡文《资暇集》卷上)，今天见到的唐写本《文选》与刻本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很可能就出于不同的注本。董逌提出了一个如何取舍的原则。他说：“当考其词义当否，然后择其工于此者从之。”这就是“择善而从”的办法，在理论上说是正确的，不过在“择”的过程中有校勘者的主观成分，有可能不是作者本人的原意。古人确有给旧本臆改拟补的习惯，因此造成了各本异文。如周紫芝《竹坡诗话》所说：晁以道家有宋子京手书杜少陵诗一卷，如“握节汉臣归”乃是“秃节”，“新炊间黄粱”乃是“闻黄粱”。以道跋云：前辈见书自多，不如晚生少年但以印本为正也。不知宋氏家藏为何本，使得尽见之，想其所补亦多矣。不同版本异文很多，但不能确定哪个才是原文，异文越多就越增加了麻烦。有的学者按照自己的意见来判断哪一个是善本，难免有一定的主观成分。如陶渊明的《饮酒》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有的版本“见”作“望”。沈括《续笔谈》和《蔡宽夫诗话》都认为“见”字好，苏轼《东坡题跋》卷二《题渊明饮酒诗后》也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最可疾。近见新开韩柳集，多所刊定，失真者多矣。他们都认为“见南山”能表现出闲远自得之意，最有妙处，因此认定作“望”字的是俗本。但现存宋本《文选》正作“望南山”，唐人编的《艺文类聚》也引作“望南山”。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之九有“时倾一蹲酒，坐望东南山”的句子，可见唐代的陶集也是作“望”字的，恐怕不能一概斥之为俗本。所以王瑶先生校注的《陶渊明集》定作“望”字也是有根据的(参看《学林漫录》第二集，拙作《从“骥老伏枥”谈古书的异文》)。问题是古人对诗文集的校勘一般比较粗疏，重词章而不重考据，不大重视版本的源流，只在校注中说一作某而不说明出自什么版本，甚至改了字而不作任何说明。《东坡题跋》卷二《书诸集改字》条又说：近世人轻以意改书，鄙浅之人，好恶多同，故从而和之者众，遂使古书日就讹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 自余少时，见前辈皆不敢轻改书。故蜀本大字书皆善本。蜀本《庄子》云：“用志不分，乃疑于神。” 此与《易》“ 阴疑于阳”、《礼》“ 使人疑汝于夫子”同。令四方本皆作“凝”。陶潜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采菊之次，偶然见山，初不用意，而境与意会，故可喜也。今本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 盖灭没于烟波间耳。而宋敏求谓余云“鸥不解没”，改作“波”。二诗改此二字，便觉一篇神气索然也。现在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在“没”字下注“一作波”，大概就是从宋敏求的版本来的。宋朝人编印书籍常有改动原文的习惯，不少学者反对这种做法。例如编《册府元龟》时删改原文，当时引起了争论，最后皇帝下令要改(见《枫窗小牍》卷下)。好在这部书本来不注出处，我们不必把它当作原文。清朝人根据它来辑补《旧五代史》，实在是有些危险的。宋代皇家编的几部大书，如《太平广记》的编纂者往往在唐朝人记的故事之前加上一个“唐”字，把某些人物的称谓改成本名，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删改的地方，对于一些已经亡佚的书就无从核对了。《文苑英华》是一部诗文总集，其中问题很多。周必大在重校本的序言里指出：国初文集虽写本，然雠校颇精。后来浅学改易，浸失本指。今乃尽以印本易旧书，是非相乱，一也。凡庙讳未祧，止当阙笔，而校正者于赋中以商易殷，以洪易弘，正值押韵，全韵随之。至于唐讳及本朝讳，存改不定，二也。元阙一句或数句，或颇用古语，乃以不知为知，擅自增损，使前代遗文幸存者转增疵纇，三也。因此，彭叔夏在校勘了《文苑英华》之后，写了一部专著《文苑英华辨证》，提出了许多校书的类例。宋朝的学者对印本书都不大信任，往往指摘其妄改之弊，认为不如写本书可靠。如张溟《云谷杂记》卷四说：近日闽中书肆刊书，往往擅加改易，其类甚多，不能悉记。今姑取一二言之：睦州，宣和中始改为严州，今所刊《元丰九域志》乃径易睦州为严州。又《广韵》“ 桐”字下注云：“桐庐县在严州。” 然易去旧字，殊失本书之旨，将来谬乱书传，疑误后学，皆由此也。宋代印本书的错误，有的出于妄校擅改，有的出于传抄翻刻的失误，因此前人屡有宋本书也不可尽信的告诫。然而比起明代人刻的书，妄校擅改的错误还是少一些，因为宋代的学者很注意校勘。对于不同版本的异文，校刻者提倡并存不废的校勘法。这不失为一种严谨的态度。如王口《王氏谈录》说：公(王洙)言校书之例，它本有语异而意通者，不取可惜，盖不可决谓非昔人之意，俱当存之，如注为一云、一作(一字以上谓之一云，一字谓之一作)。公自校杜甫诗，有“草阁临无地”之句，它本又为“荒芜”之“芜”。既两存之，它日有人谓“无地”字以为无义，公笑曰：“《文选》云：'’飞阁下临于无地。’ 岂为无义乎？”右《造化权舆》六卷，楚公旧藏，有九伯父大观中题字。淳熙壬寅，得之故第废纸中，用别本雠校，而阙其不可知者。两本俱通，亦具疏于下。((渭南文集》卷二十七)“两本俱通”的文字一起抄入底本，这就是一种“考异”式的校勘。较早采用这种校勘法的代表作如宋人汪藻的《世说新语考异》，把不同版本的文字合在一起，而用阴文字或黑圈符号作为区别，其体例是：今取前篇正文所有而此篇所无者以白字别之，其用字不同者以注白字别之。此篇所有而前篇所无者以黑圈别之。他用不同符号来表示两种版本的差异，就是一种死校法。这在校勘学上是一大进步。做得更为周密的还有方崧卿的《韩集举正》，校刻者采用多种版本的韩愈文集互校，对异文作了几种不同的处理：当刊正者以白字识之，当删削者以圈毁之，当增益者位而入之，当乙者乙而倒之，字须两有而或当旁见者则姑注于其下，不复标出。方崧卿在刻本上加了几种符号，表示哪个字是当补当改的，哪个字是当删的，还有在注文里标明异文的。我们今天在排印书上加方括号表示当增、加圆括号表示当删的校勘符号，就是从这种校勘法承袭而来的。《韩集举正》对异文作了选择判断，哪个字当改当删，表明了校勘者的态度。这就不是机械的死校，也不是简单的活校了。朱熹的《韩文考异》又在《韩集举正》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加工，也对各本的异文作了不同的处理，作了详细的校记，列举各本的异同，又表明了校勘者的取舍抉择。这就为后世考异式的校勘法创立了完善的体例。朱熹对于中国校勘学的发展是有重大贡献的。《韩文考异》是古书校勘工作的一个里程碑，表示了宋代校勘方法的进展。朱熹对校书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在《答许顺之》的信中论校书方法说：但且据旧本为定。若显然谬误，商量改正不妨。其有阙误可疑，无可依据者，宁且存之以俟后学，切不可以私意辄有更改。盖前贤指意深远，容易更改，或失本真，以误后来。其罪将有所归，不可容易，千万千万！旧来亦好妄意有所增损，近来或得别本证之，或自思索看破，极有可笑者。或得朋友指出。所幸当时只是附注其傍，不曾全然涂改耳。亦尝为人校书，误以意改一两处，追之不及，至今以为恨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朱熹的切身体会，深知其中甘苦，很值得我们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借鉴。朱熹在《书韩文考异前》还提出：故今辄因其书(指《韩集举正》)更为校定，悉考众本之同异而一以文势义理及他书之可验者决之。苟是矣，则虽民间近出小本不敢违；有所未安，则虽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又各详著其所以然者，以为《考异》十卷，庶几去取之未善者，览者得以参伍而笔削焉。(<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朱熹校书的确非常严谨，既作了明确的按断，又详著各本异同，使后之览者可以覆核参考。他对于版本的取舍惟求其是，而不偏信官本、古本，已经兼取了死校、活校两者的长处，而避免了两者的偏颇。他提出了一系列比较完整的理论，较之欧阳修校韩文之偏信石本就跨前了一大步。这种“考异”式的校本确是详备可信，但是文字繁富，刻板费事，因而不易推广。有的删并为正文的附注，湮没了不同版本的源流。如洪兴祖的《楚辞考异》，现已分散在《楚辞补注》的各句之下，所存的恐怕只是少数残文了。明朝人刻书很粗率，不仅不作认真的校勘，而且往往逞臆改字，造成混乱，历来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顾炎武曾深恶痛绝地指出：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 又近日盛行《诗归》一书，尤为妄诞。魏文帝《短歌行》：“长吟永叹，思我圣考。”“ 圣考”，谓其父武帝也，改为“圣老”，评之曰：“圣老字奇。”《 旧唐书》，李泌对肃宗言：天后有四子，长曰太子弘，监国而仁明孝悌。天后方图称制，乃鸩杀之，以雍王贤为太子。贤自知不免，与二弟日侍于父母之侧，不敢明言，乃作《黄台瓜辞》，令乐工歌之，冀天后悟而哀愍。其辞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尚可，四摘抱蔓归。” 而太子贤终为天后所逐，死于黔中。其言四摘者，以况四子也。以为非四之所能尽，而改为“摘绝”。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说，岂非小人而无忌惮者哉！( 《日知录》卷十八《改书》)明末人好名，刻古书也是一种风气，然而往往自己看不懂，以为错字，随后乱改。不改尚可，一改，可就反而改错了，所以使后世的考据家为之摇头叹气，说是“ 明人好刻书而古书亡”。(( 准风月谈· 四库全书珍本))清朝人整理古籍是有很大成绩的，然而作为最大工程的《四库全书》在校勘上却偷工减料，无所贡献，比起宋朝人校书的认真态度，只能说是退步了。首先是不重视版本，《四库全书总目》对于底本往往只说明是从哪里采进的，而不说是什么时代什么人的刻本。其次是一般都不作版本校。《四库全书》的几次校勘都作得很草率，因此屡次被乾隆皇帝处罚。然而乾隆皇帝只能在通读中根据上下文义来发现错误，而奉命复校的官员又限于时日，根本不可能作认真的对校。他们所作的考证大多数是凭直觉的判断，用了一些他校法和对校法，真正考证的功夫并不多。王太岳等编的《四库全书考证》里所汇录的考证总数不少，但对于多数书来说，不过寥寥几条而已。最后，则是乱改原书。正如鲁迅在《四库全书珍本》里说的，“那原本就有无意的错字，有故意的删改”。其中故意的删改，鲁迅先生在《谈“激烈”》里举出了《鸡肋编》的一些实例(《而已集》)，张元济先生在《嵩山文集》的题跋里也举出了一些实例，陈垣先生在《旧五代史辑本发覆》里又举出了不少实例，那都是涉及政治原因的。至于一般校勘上的问题，我还可以举一个非常新奇有趣的例证。《分门古今类事》的《十万卷楼丛书》本第六卷《群玉仙籍》条，其中一段有缺字，原作：益□ □□□□□高卧伊洛，国之故老，岂其仙也？公曰 □□□□台贞人，况有寿，年九十三方还昆府。《十万卷楼丛书》本的底本是蜀本，《四库全书》本的底本也是蜀本，但缺字都补上了。前面六个缺字文渊阁本作“曰诸公出入廊庙”七个字，文津阁本作“曰丞相苏易简”六个字；后面四个缺字文渊阁本作“真仙者皆玉”五个字，文津阁本作“苏公乃丹”四个字。到底是哪一本对呢？本书原注出《青琐》，取校今本《青琐高议》前集卷二《群玉峰仙籍》条，前六字作“曰丞相富公弼”，后四字是“富公自是昆”五字。富弼和苏易简两人不同，必有一误。按富弼本是河南人，熙宁五年致仕后确曾归洛养疾，与本书“高卧伊洛，国之故老”等话相合。苏易简卒年仅三十九岁，显然不合。还有令人奇怪的是《丛书集成》根据《十万卷楼丛书》排印的本子又分别补上了“曰某黼黻庙堂”和“某固是玉”十个字，不知又是根据什么版本来的。按理说，《分门古今类事》引自《青琐高议》，《青琐高议》现有传本(不全)，如果要作他校的话，就应该拿原书来校补，否则应该照样保持缺文。可是竟出现了如此迥然不同的异文，恐怕都出自校书者的随意臆改。这显然违背了古人校书阙疑的传统。《四库全书》的纂修，在校勘上贡献不多，然而对古籍整理还是起了推动作用，更推动了学者个人校书的风气。清代的校勘学大为发达，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注重版本。清代藏书家很多，古本、珍本逐渐集中到少数藏书家手里，他们对版本的研究比前人深入了。一是注重小学，结合文字、音韵、训诂的综合研究，对古书理校的水平大大提高了。所以郭篙焘在王先谦校本《郡斋读书志序》中说：自乾隆盛时，表章六籍，老师大儒，承风兴起，为实事求是之学。其间颛门名家言考据者又约有三途：曰训诂，研究文字，辨析毫芒；曰考证，循求典册，穷极流别；曰雠校，搜罗古籍，参差离合。三者同源异用，而各极其能。校勘学和训诂、考证相结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然而在改字问题上又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派以段玉裁为代表，主张要定其是非。他在《与黄荛圃论孟子音义书》中说：凡宋版古书，信其是处则从之，信其非处则改之。其疑而不定者，则姑存以俟之。不得勿论其是非，不敢改易一字，意欲存其真，适滋后来之惑也。((经韵楼集》卷四)夫校经者，将以求其是也。审知经字有讹则改之，此汉人法也。汉人求诸义而当改则改之，不必有其左证。自汉而下，多述古人，不敢立说擅改，故博稽古本及他引经之文，可以正流俗经本之字则改之。……故刊古书者，其学识无憾，则折衷为定本以行于世，如戴东原师之《大戴礼》《水经注》是也；其学识不能自信，则照旧刊之，不敢措一辞，不当捃摭各本侈口谈是非也。(《经韵楼集》卷十一)另一派以顾广圻为代表，提倡“不校校之”，可以说是慎于改字。他在《思适寓斋图自记》中说：故子才之不校，乃其思。不校之误使人思，误于校者使人不能思。去误于校者而存不校之误，于是日思之，遂以与天下后世乐思者共思之，此不校校之者之所以有取于子才也。(《思适斋集》卷五)毋改易其本来，不校之谓也。能知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校之之谓也。( 《思适斋集》卷十四)顾广圻主张谨慎，他所说的“不校”，实际上只是不改字。他要“知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还是要校、要思。段玉裁的主张比较激进，力求“当改则改之”。看起来似乎和顾广圻截然不同，实际上也不赞成随便改字的。他说：“校定之学识不到，则或指瑜为瑕，而疵纇更甚，转不若多存其未校定之本，使学者随其学之浅深，以定其瑜瑕，而瑜瑕之真固在。”(《经韵楼集》卷八《重刊明道二年国语序》)段玉裁认为校勘的目的是“求其是”，如果确知经字有纇就应当改正。不过他又说，必须像他老师戴震那样“学识无憾”才可以“折衷为定本”，“学识不能自信”则只能“照旧刊之”，“不若多存其未校定之本”。段玉裁和顾广圻两人在具体的学术问题上确有不同见解，而且还有一些是意气之争。但在校勘上都提倡以“善思为适”，都反对擅改古书。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归纳宋代以来前人的经验教训，共同的一条还是要慎于改字。不论死校、活校，或偏重于版本的对校，或偏重于文义的理校，首先要有客观的依据，不能主观臆断。改字必须郑重，一定要说明理由，主要的一条是要尽量保存底本的原貌，如果改字，应当用校记或其他方式说明原本为何和改正的依据，即使改错了，读者还可以找出根源，把它改回来。这样就可以避免“书坏于校”的弊病了。一、从校勘古书的目的说，应该是“求是”。因此我们赞同“活校”派所主张的，“错举他刻，择善而从”，“改其误字，补其阙文”，力求做到如段玉裁所说的“折衷为定本以行于世”。二、“择善而从”，首先要定是非。而校书之难，就难在定是非，如段玉裁《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所说：“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经韵楼集》卷十二)只有定了是非，才能决定取舍。因此改了字原则上都应出校，以便读者以及后来的校勘者进行覆核。目前新出版的古籍整理本，改字改对的还是多数，但改错了的也时有发现。有些书读者没有条件覆核不同版本，即使有错也很难发现。有些整理本是附加校记的，改错了字还可以追根溯源，找出原因；有些书不附校记，错了就很难找出它的失足之处了。因此，改字而加校记是宋代以来校勘学的一条基本经验，应该坚持。三、不同版本可能有很多异文，有的义得两通，有的难以判断是非，是不是都要写入校记，或者说哪些应该写入校记，哪些不必写入校记，是一个非常难以掌握的问题。甚至有些异文，校勘者已经确认底本不误而他本误的，也可能有参考价值，不一定就毫无可取。从理论上说，“考异”式的校本详尽地胪列各本异文，又充分运用了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的各种手段，给读者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第一手资料，应该说学术价值最高。但是从实践上看，我们不必要也不可能对所有的新印古书都作这样详尽的“考异”本，只能对少数价值较高而版本很多、问题也很多的书才作“考异”式的详校本，大量的书还是应该作经过选择、加以按断的校定本。也许，随着资料的不断发掘和传播手段的不断更新，古书的详校本将会越来越多，这也是可以想见的。有些书根据读者对象不同而有详略互异的各种校本，当然更是不言而喻的了。四、从校勘的方法说，首先还是要重视以版本为依据的对校、本校和他校，对于理校则一定要慎之又慎。前人在古书的理校上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但不一定都是定论。我们今天很少能像戴震那样“学识无憾”的，因此在整理古书时还是慎用理校法为好。正如陈垣先生在《校勘学释例》中指出的：“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若《元典章》之理校法，只敢用之于最显然易见之错误而已，非有确证，不敢借口理校而凭臆见也。”例如一向以“不校校之”为标榜的顾广圻，曾在《资治通鉴》卷二六二的胡三省注文中把“不行”改成“不能”，以致改变句读而与原意相反。因此陈垣先生说：“都阳胡氏复刻《通鉴》，主其事者为顾千里，著名之校勘学者也，而纰缪若此。夫无心之失，人所不免。惟此则有心校改，以不误为误，而与原旨大相背驰。”(《通鉴胡注表微》校勘篇第三)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引以为鉴。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再举一两个实例来看。例如有一位学者在《重印本<太平广记>疑误》一文中，从文义上指出了《太平广记》书里的许多错字，绝大多数都是可信的，但有一条《太平广记》原文作：“状元已有人。此外可副军容诣。”校读者说：“按：'诣’当为'请’，与'副’相应。”(《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132期)这一条出自《摭言》，覆核以今本《摭言》卷九，原作：“状元已有人，此外可副军容意旨。”“诣”实为“意旨”二字之讹，并不作“请”。可见如果有书可以作对校或他校的，首先还是应该校原书。又如另一位学者在《<明清民歌时调集>校勘的失误》一文中，也是用理校法指出书中有不少“明显的错误”，如原书页一八三“团圆儿共一篓”，校读者说：“当是一搂，言情人拥抱。”(《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224期)但原歌题作《叶》，上文列举了柳叶、藤叶、竹叶、红叶、荷叶，最后一句是：“怎能似荼(引者按：与茶通)叶儿和你团圆也，团圆共一篓。”这里的“篓”就是装茶叶的器具，谐音作“搂”，因此不能说是错字。又原书页四〇五：“你阿有萧山？阿有富阳？”校读者说：“两个'阿’都是'可’字之误，是问可有萧山和富阳造的纸。”(同上)按：山歌用的是吴语方言，在吴语里“阿”是一个疑问词，根本不需要改成“可”字。校读者不懂吴语，因此把吴歌里的许多方言词都当作错字了。像这样的理校法，如果作为一种质疑和探讨，问题还不大，如果真用来整理古书，那就是很危险的事。因此，当我们“学识不能自信”时，还是应该以对校法为主，慎用、少用理校法，那么也许可以做到“刻鹄不成尚类鹜”了。当然，校勘的方法应该根据具体对象，因书而异。像敦煌写卷那样的书，错字缺文很多，异体字又不少，有的遗书并无别本可校，不能不以理校法为主。正因如此，所以敦煌变文和敦煌诗歌的辑校本，补校和勘误的论著日出不穷，也是不足为怪的。前人或批评死校法“芜 而无所发明”，或批评活校法“专擅而妄改古书”，不免各执一偏。我们主张博采众长而去其偏弊。在校勘的目的上应该采取活校派的积极态度，择善而从，惟求其是；在校勘的方法上要更多地学习死校派的严谨作风，务存其真，以善思为适。“求是”和“存真”本来应该是统一的，但任何人都可能有“自以为是”的时候，所以还要强调存真。当然，所谓“存真”也不是绝对的，即使作者的原稿也会有资料性或技术性的错误，校书者也不能熟视无睹，不过这主要属于考证和注释的范围了。我们力求克服主观主义的臆断妄改，又要防止客观主义的存而不论。为了谨慎从事，恐怕只能首先判断两类显然易见的错误，一是底本上显然易见的错误，积极地加以改正；一是别本上显然易见的错误，就不必一一入校。至于不易判定是非得失的异文，则只能根据书的具体情况及读者对象而斟酌去取，出校的详略，不必强求一致。在这方面，只能信任校勘者个人的判断。至于判断的是非得失，那就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了。古籍的校勘成为一门学问，正由于它不同于机械的校对，因此不能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确定每一种书的校勘体例。这也是不言自明的。本文编辑：启正 文章来源：《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4期。谨致谢忱！古籍校勘：问题与方法
原标题：既是方法的阐述，也是发展的思考——《古籍校勘方法论》导言
《古籍校勘方法论》 王瑞来 著 中华书局
本书题名为“古籍校勘方法论”，涵盖了三个关键词，“古籍”是讲对象，“校勘”是讲学科方向，“方法论”则为具体内容。其实，说到校勘，主要就是针对古籍而言，对古代以外读物的整理校订一般并不叫作校勘。因而“古籍校勘”是一个毋庸详释的连语。书名的重点是在后面。“方法论”云云，并非哲学意义上的理论建构，就是字面意思，直白的具体方法的讲述。
一
校勘，是一个十分古老的行当。自从有了书籍的流传，甚至在纸张没有发明之前的“有典有册”时代，应当说便有了这项工作。《国语·鲁语》记载春秋时期鲁大夫闵马父对景伯说：“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西汉刘向所描述的“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此条史料的出处有争议，但描述的校勘情形则没问题），讲的都是校勘作业。西汉时代纸张或已发明，但尚未普遍使用，刘向、刘歆父子所校的“中秘书”，无疑就是竹简木牍，至多加上帛书。两人校书作业有一人进行，有两人操作，所以统称“校雠”。后世又因“雠”不雅训，遂通称为校勘。
校勘成为一门学问，正是从具体校勘作业中产生的。刘向在从事校勘之际，后世校勘所遇到的各种讹误，他多数已经遭遇。如在校勘《战国策》时，“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战国策书录》）；校勘《列子》时，“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列子书录》）；校勘《晏子》时，“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晏子叙录》）。此外，还常见“以见为典，以陶为阴”（《别录》）。这些出自刘向的“夫子自道”，把后世校勘常见之形近而误、音近而误都涉及到了。《汉书·艺文志》也谈到了刘向校书时遭遇的脱误：“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至少从西汉时起，历代历朝均设置和配置有专门的校书机构与人员，长年累月从事校勘作业。如北宋的欧阳修就担任过馆阁校勘，他在自述校勘经历时说道：“予在馆中校勘羣书，见有八十馀篇，然多错乱重复。”
宋代科举规模空前扩大，造成知识人一统天下的士大夫政治。朝廷的重文导向，金榜题名的名利吸引，不仅促进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流动，更是带动了全社会的向学，刺激了印刷业在商品经济背景下的发达。写本、刻本的增多不仅促进了书籍流通，还让校勘走出宫廷，成为读书人的普遍意识。在这个时代，校勘的普及，也使校勘作为一门学问开始被加以具体而细致的归纳。南宋初年史馆修撰范冲和秘书少监吴表臣就拟定有《校雠式》如下：
诸字有误者，以雌黄涂讫，别书。或多字，以雌黄圈之。少者，于字侧添入。或字侧不容注者，即用朱圈，仍于本行上下空纸上标写。倒置，于两字间书乙字。诸点语断处，以侧为正。其有人名、地名、物名等合细分者，即于中间细点。诸点发字本处注释有音者，即以朱抹出，仍点发。其无音而别经传子史音同有可参照者，亦行点发。或字有分明，如传记之传，为邮传之传，又为传习之传；断绝之断为断绝之断，又为决断之断；轻重之重为再重之重，又为重叠之重；春夏之夏为华夏之夏；远近之近为附近之近之类，虽本处无音，亦便行点发。点有差误，却行改正，即以雌黄盖朱点，应黄点处并不为点。点校讫，每册末各书臣某校正。所校书每校一部了毕，即旋申尚书省。
这一载于陈骙所编《南宋馆阁录》卷三《储藏》的《校雠式》是朝廷校勘的规范，对校勘操作有着细致的规定。这些规定无疑是来自长期积累的校勘实践。《校雠式》中所提及的“点校”，与今天常说的“点校”一语完全是同样的意思。
除了朝廷有这样的《校雠式》，民间也有对校勘方法的归纳，如南宋郑樵《通志》中的《校雠略》，张淳的《仪礼识误》、方崧卿的《韩集举正》、彭叔夏的《文苑英华辨证》、岳珂的《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等。从南宋开始，科学意义上的早期校勘学专著已经相继问世。在乾嘉之学的熏陶之下，清代校勘之学大盛。张之洞《书目答问》附录胪列有清代校勘之学家者凡三十一人：何焯、惠栋、卢见曾、全祖望、沈炳震、沈廷芳、谢墉、姚范、卢文弨、钱大昕、钱东垣、彭元瑞、李文藻、周永年、戴震、王念孙、张敦仁、丁杰、赵怀玉、鲍廷博、黄丕烈、孙星衍、秦恩复、阮元、顾广圻、袁廷梼、吴骞、陈鳣、钱泰吉、曾钊、汪远孙。校勘之学，其盛于此可见一斑。而章学诚的《校雠通义》以及清末叶德辉《藏书十约》第七《校勘》都有对古典校勘学的源流以及理论进行的归纳。
近代以来，对校勘学理论加以科学梳理的，当首推陈垣先生出版于1931年的《校勘学释例》，继之则有张舜徽先生初版于1946年的《广校雠略》和1962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较近的则有1997年出版的程千帆先生和徐有富先生的《校雠广义》的目录编与版本编。当然近年还有数种，恕不赘述。
以上简略地缕述校勘学的源流，其实是想强调的是，作为文献学分支的校勘学是一种实践的学问，根植于文献的土壤之中。没有了具体文献的依托，校勘学就真的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上述的例举，宋代的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岳珂《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是出自对具体典籍校勘归纳，而近代陈垣的《校勘学释例》又名《元典章校补释例》，张舜徽先生的《广校雠略》则附以《世说新语释例》《汉书艺文志释例》《毛诗故训传释例》，更是来自校勘的具体实践。
二
强调校勘学的实践功能，其实还是没有离开对本书的解题。本书使用了理论性很强的“方法论”为题，却很少纯粹阐述理论，这似乎不大像方法论之类的著述。想看纯粹的校勘学理论的读者，翻阅此书可能会有些失望。不过这正是校勘学的特性性质所决定的。离开了实例的依托，校勘学便无法阐述。如上所例举，宋代的彭叔夏依托于《文苑英华》、岳珂依托于九经三传，近代以来陈垣依托于《元典章》，张舜徽依托于《世说新语》《汉书艺文志》等。
理论须向实践求，这是千百年来校勘学走过的路径。本书自然也不例外。不过本书并非像上述所举诸例那样仅仅主要依托于一部书籍的阐述，而是依托于多种书籍。并且所依托的多种书籍，并不是翻检古今校勘实例所进行的归纳，而是来自我30多年自身的校勘实践。就是说，书中从不同角度、从不同古籍所列举的实例，都是我自己在具体校勘作业时发现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
本书收录有80余篇校勘学短文。在30多年校勘实践中，偶有所得，间有所悟，陆续写成。除了20世纪80年代在《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刊出的18篇之外，近年所写曾在《文史知识》杂志开设过一年多的《校勘学摭谈》专栏连载，而后多数又收录于五卷本《王瑞来学术文丛》的《仇雠相对：版本校勘学述论》一书中。作为校勘学的专门著述，本书则是在有所增益的基础上首次面世。
30多年间陆续写成的文字，尽管涉及了校勘学领域的方方面面，但无疑显得有些“散”。有些问题的阐述还有些重复。不过由于是以不同的实例进行的阐述，所以重复也还是有其一定的存在意义，反复强调方能强化意识。这次结集成书，也并非是简单对既往短文的汇集，还是基于授课的需求。近些年，类似日本大学设置的集中讲义的课程，集中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在国内的几所大学都讲授过古籍整理方法论的课程，所依据的教材就是这些短文。根据授课之需，我就把短文作了大致分类，成为本书的雏形，即综论篇、方法篇、扩展篇和案例篇。综论篇以讲校勘学基础理论为主；方法篇则着眼于校勘方法，阐述对具体问题的处理方式；扩展篇从校勘学延伸到周边知识，如历史地理、历史年代、典章制度、天文知识以及辨伪、避讳、音韵等之于校勘学的关系；案例篇则是讲述对校勘实践中遭遇的各种典型问题的解决。不仅限于案例篇，几乎所有篇章都不是无的放矢的空谈，而是围绕校勘实例作出的展开。
就传统的校勘学来讲，本书已经通过个案于各个方面均有涉及，可以说是一部依托于多种古籍的“校勘学释例”。古籍整理工作者以及有志于校勘的读者阅读此书，相信会有所得。诸如中医的药引，在阅读此书获得一定具体知识和启发的读者，继而从事校勘学实践，则会更有助益。而校勘学的教授者，本书展示的大量实例，也能省却辛苦翻检之劳，开卷一阅，俯拾可得。直接用作教材，自无不可。除了专门从事校勘之业以外的文史研究者，自然也可以从并不乏味的叙述中获得一定的启发。
校勘学意识的拥有，对于文史研究其实是必不可少的。校勘学知识会使研究如虎添翼，可以借此解决不少问题，甚或是解开许多历史之谜。这样的案例，本书已经展示。比如对《隆平集》作者之谜的破解，对王安石是否斥《春秋》为“断烂朝报”的辨明，以及楚襄王是否梦会神女的辨伪等。我一直认为，有出息的文史研究者，一生至少要做一次古籍整理。哪怕是一部很小的古籍，具体动手，也会从实践中得到多方面的知识训练。这可以说是在书本上、课堂上难以学到的东西。
三
本书基本上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校勘学著作。那么，或许要追问的是，在大数据时代，这样的知识有没有过时，还是不是适用？对于这样的发问，我想回应两点。
第一，相当肯定地说，完全没有过时，并且十分适用和需要。比如说现在文史研究者常用的数据库有《四库全书》电子版以及《中国基本古籍库》等。这些数据库的开发和投入使用，为文史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巨变，甚至使纯粹的资料性考证不再成为学问，而让每个文史研究者不必皓首穷经便可博闻强记，其功甚伟。然而所有数据库的制作都要涉及收录文献的底本问题。包括底本固化的《四库全书》，不少面向文史研究的数据库所采用的版本，都是未经整理过的古籍原生态。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个问题，即所收文献底本存在着或脱或缺和或衍或误等状况，从而就会影响到检索的结果。而不加留意地使用，则必然会影响研究的质量，甚或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数据库的这种缺陷如何改变？令人十分无奈的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文献底本的完善还必须依靠手工操作。就是说，需要古籍整理工作者和文史研究者精心校勘才能实现文献底本的完善。这就需要本书所提供的传统的校勘学知识。在大数据时代，更需要呼唤传统的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的复活。而版本、目录、校勘之学又需要传统的文字、音韵、训诂这样“小学”的支撑，还需要广泛的文化史等知识的辅助。
现在，中华书局开发的《经典古籍库》是目前通行的古籍文献数据库中最为可靠的数据库。因为其中所收录的文献底本都是经过精心校勘后公开出版的新整理本。不过，由于局限于新整理本的收录，文献的涵盖范围还比较小。因此更需要有志者以及更多的古籍整理工作者和文史研究者加入文献整理的行列，运用校勘学知识整理古籍，充实数据库。
第二，在大数据时代，传统的校勘学也需要有与时俱进的更新之处。传统的校勘学有许多规范，是在从事校勘时必须恪守的原则。比如，无版本依据不得改字；又如，只校底本，无视他本之误。这些规范无疑是合理的。像无版本依据改字就会改变古籍原貌，校证与他本之误就会使与底本无关的校勘记增多等。
然而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库检索的便捷，往往使研究者怠于费事费时去查找纸本原典，常常惯于鼠标一点，瞬间即得。这样就随之带来的一个问题是，除了上述中华书局开发的《经典古籍库》，多数数据库采用的是未经整理的文献底本。今天的古籍整理者在校勘之际，无疑也使用各种收录有该整理古籍的数据库。这便常常会发现底本以外的数据库所收其他版本的讹误。按照传统的校勘学原则，当然可以无视底本以外的版本讹误，但是为多数使用数据库文献的研究者着想，我觉得应当对传统的校勘规范所有突破，正如本书中一文之题所示，“底本不误亦出校”。这样的校勘记便会使阅读校勘记的研究者对数据库相应的讹误有所警觉。至于版本无据改字的问题，其实在有十足的根据而又附以校勘记的前提下，是可以适当改字，进行有限度的越界。
从上述意义上讲，本书既是对传统校勘学方法的阐述，也包含有对传统校勘学如何更新发展的思考。校勘学在新时代的更新发展是所有古籍整理工作者和文史研究者的使命，我愿与同道共勉。
校勘学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是我在北大古典文献专业四年所学。而古籍整理的实践，是我在中华书局从事十年编辑工作和日后长期从事文史研究时所为。古文献的基本功底和校勘学的实践经验是我知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构成。回顾40年的文史研究，深感得益于此。对于无缘进入古文献专业接受专门训练的古籍整理工作者和文史研究者来说，自信阅读本书会少走些弯路，径抵佳境。
校勘看似一门很专业的学问，其实入门并不难。本书权当入门教材，不仅阅读，重要的是亲下雌黄，具体实践。传承文化继绝学，其在吾侪！
（作者：王瑞来，系四川大学讲座教授）
长知识，校勘当然不是校对
——谈中国古代校勘学
2018-01-30 17:46
【何谓校勘】
校有比较、核定的意思，勘则是勘定的意思，又作刊，有削、除的意思。校勘又称校雠、雠校、斠正，西汉刘向《别录》曰：“雠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读折，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校勘最初的意思正是刘向所说一人持本读，一人校对文字异同。狭义的校勘学是对古籍文字、句、段、篇正误的勘定工作，而广义的校勘学则包括目录、辨伪等工作在内。本书所指是狭义的校勘学。
唐宋时期，校勘二字被用于指古籍的勘定工作，应用日渐广泛。如欧阳修《书<春秋繁露>后》：“予在馆中校勘群书，见有八十余篇，然多错乱重复。”
研究古书，必须要准确理解古人的意思，因此校勘文字，使之没有错误，是首要之事。
校勘的原则是存真复原。指原作者思想内容与语言文字的真与原貌。凡不符合作者原意，歪曲原书面貌的处理都是错误的。校勘是要修正古书在流传中出现的问题，而不是为作者改文章，也不是要规范语言文字，而是要提供原书原作者最原始的信息。
【古书致误的情况】
古书讹误现象可以总结为五类：
一、误，即误字，又称讹、谬。
1.有形近而讹。即因字形相似产生错误。因为上古有些古文、籀文、隶书字形相似，因此致误。还可分为一字致误，如《文选·宋玉<高唐赋>》：“其鸣喈喈，当年遨游。”王引之认为“年”字当是“羊”字之误，当羊就是徜徉。
2.一字误为两字，两字误为一字。如三十日误为一二十日，闰月误作门五日。
3.脱半字为误，如赵字脱半误为肖。齐字脱半误为立。
4.或与书写记号有关而误。古人书写也有标点符号，如重文符号“二”与二极像，空缺符号□与口字非常像，常常误混。
二、脱，即文字缺失，又称夺、漏、阙。或是因为传抄不慎遗漏，或是流传过程中部分被毁。大面积的脱文称为脱简，竹木简因为贯串的绳子容易腐烂，因此常散乱遗失，称为脱简，后人虽不用竹简，也将文献的大面积脱文称为脱简。《汉书·朱云传》：“臣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以厉其余。”王念孙云：“佞臣一人下原有头字，而今本脱之。《后汉书·杨赐传注》《初学记·人部中》《白帖》十三、九十二、《太平御览》兵部七十三，人事部六十八、九十三引此并作佞臣一人头，《汉纪》《通鉴》同。”
三、衍，即多出文字，又称羡。往往是抄写时无意添入或因错误判断而武断增加。主要有不明文义训诂而增加，因注疏而衍，因上下文而衍，因旁注混入而衍。举一例说明。《庄子·外物》：“神龟能见梦于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网，知能七十二钻而无遗策，不能避刳肠之患。如是则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王叔岷云敦煌残本作“神能见梦于元君”，《艺文类聚》梦部、龟部同。只因旧钞本能字旁注“本作龟”，又在龟字旁注能字，因此抄写误入。
四、倒，即文字颠倒，又称乙、窜、乱。有时两字颠倒，有时则数字颠倒，也有句子颠倒的情况。如《老子》十四章：“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马王堆帛书乙本作“隋而不见其后，迎而不见其首”。唐经幢也作“随之不见其后，迎之不见其首”。这是句子前后颠倒。又如《荀子·非相篇》：“谈说之术，齐庄以涖之，端诚以处之，坚彊以持之，分别以喻之，譬称以明之。”王念孙认为“分别以喻之譬称以明之”一句有倒文，当作“譬称以喻之，分别以明之”，并引《韩诗外传》《说苑》证明。
五、错简，即因古代竹简次序错乱而形成的大面积文字颠倒。与脱简一样，本属于竹木简的问题，但后人也用来指后世文献所出现的大面积颠倒。
【古书致误的原因】
一、古籍历时久远，历经损失散亡，特别是水火战乱，使得书籍篇籍散乱，不经整理，无法阅读。
二、古籍流传中因刊刻传抄所引起的讹误。
三、后人对古籍任意增删改易，造成的错误。
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传世古籍与其原貌有相当的差距，如果不对古籍进行细致专业的校勘，则无法提到准确理解与运用。
【校勘简史】
最早的古书校勘记载是周朝大夫正考父。《毛诗注疏·商谱颂》郑玄云：“当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归以祀其先王。”此在周宣王的时代。
春秋时孔子删定六经，校其同异，除去重复，也是校勘工作之祖。历代学者都对孔子审慎的校勘态度极为推崇。今天经文中仍有一些证据可以证明孔子校勘的科学态度。
孔子弟子子夏也是早期的校勘专家。《吕氏春秋·察传》记载：“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巳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这表明子夏当时已有对文字讹误及其致误之由的正确认识了，也可以看出当时学者已经对古籍有了校勘订正的科学态度了。
秦代残害文化，秦汉之际的战乱又使书籍大规模散亡，存世的也散失不全。因此到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令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这是大规模官家校书之开始。我们根据古人的记载，以及存世的刘向《别录》的几篇，可以看到他们当时进行校勘工作的大概情况，即汇集众本，去其重复，定篇章次第，校正字句脱误，对脱简、错简、误字有规律性的认识。
汉代私家校书则有郑玄等大儒，校勘今文古文诸经。他的大量校勘成果保留在他对儒家经文的笺注中。或指出字形错误，读音错误，脱字，衍字，错简等古籍讹误情况。汉末高诱注《淮南子》《吕氏春秋》，也保留了一定数量校勘的成果。
魏晋时期，何晏的《论语集解》、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中都体现了他们不仅能继承汉儒对文字篇简错误的校勘经验，也能够开始运用文字训诂、天文历法等多种学问对校勘异文进行辩证。
南北朝的《颜氏家训》书证篇，汇集各种文献典籍的校勘笔记，不仅有经典，也有文学与通俗作品。另外，还运用地下出土器物的铭文校订《史记》人名。再者，他在《勉学篇》里也谈到了“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杨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徧，不得妄下雌黄。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或本同末异，或两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这是对校勘学的治学态度的早期探讨。
唐代私家校书著名的有颜师古和陆德明，颜师古注《汉书》，同时指出版本异文。陆德明编注群经，有《经典释文》一部，汇集大量版本异文，今与《十三经注疏》合刊。此外还有孔颖达等奉旨编订《五经正义》，也有经注校勘的内容。又如《史记集解》《史记索隐》《史记正义》，即所谓三家注，存在大量的文字校勘的内容。
南宋彭叔夏作《文苑英华辨证》，是其校勘《文苑英华》的成果。此书以总结校勘经验为主旨，并不以《文苑英华》篇目为序，而是以致误之原因为类编排，分用字、用韵、事证、事误、事疑、脱文、同异等20类。每类有丰富实例，还有说明与校勘处理方式。
至清代，考据学大盛，名家辈出，有卢文弨、顾广圻、高邮王氏父子、戴震、钱大昕、俞樾等，校勘至此，愈加精密，进入最为辉煌的时代。著名成果有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卢文弨《群书拾补》、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经义述闻》、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等。理论实践又分为两派，一派以卢文弨、顾广圻为代表，主张广列版本异文，但作说明而不更改，保留古书原貌，前人称死校派。一派以段玉裁、高邮王氏为代表，广泛运用各种学问，对异文进行考辨作出判断，并加以更正。前人称为理校派。
清代学者在前人基础上愈加精密，对校勘通例的归纳上了一个层次。王念孙校勘《淮南子》，将错误的原因归纳为62条。俞樾在古书疑义举例中又归纳为37条。
民国学者继承清代朴实学风，在校勘学的研究上更进一步。史学家陈垣，校勘《元典章》，成《校勘学释例》一书，成为近现代校勘学理论著作的里程碑。融会历代校勘经验和成果，全面归纳校勘通例与理论方法。并且将校勘学从一般经典的应用推广到普通古籍上。
【校勘的主要工作】
1.整理错简、乱简。古书是简策，用绳子串起来，因此读久了容易断开，断开后很容易发生简与简的位置错乱，或是脱落遗失简片的情况。
2.删除衍字。
3.增补脱字。
4.校正错误字句。
以上四种都是在书籍流传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影响书籍内容的正确性，因此校勘的价值在于尽可能地将版本恢复到原本或较为正确的状态，以便阅读。前辈学者对校勘学的重要性提到极致的地步，比如清代学者叶德辉甚至说书不校勘不如不读，可见校勘的重要。
【校勘的方法】
经陈垣先生的《校勘学释例》总结，校勘方法主要有四种：
1.对校法。即将一书的祖本与别本进行对校，将异同注在书旁。这一方法，简便稳当，也比较机械。主要着眼于记录版本异同，因此可以通过他的校勘知道几个版本的情况，但缺点是不论是非，这是各种校勘方法的基础。
2.他校法。就是用别的书来校本书。本书的内容，也许引用了前人著作的内容，则可以拿前人的书来校。又或者本书的内容为后代的书所引，则可以用后代的书来校本书。如果所用材料有同时别的书也采用的，就可以拿来进行校勘。这也是在版本条件受到限制的时候可以加以运用的一种方法。如《史记》《汉书》相重篇目七十余篇，是他校的好材料。另外，类书、字书、古注等引用古书很多，也是他校的重要材料来源，前辈学者运用这样的材料，解决了无数的问题。
3.本校法。一书内容，前后互见，发现其异同之处，可以用来校勘古书谬误。这一方法的运用，是在无法得到祖本或其他版本的情况下。不过要求较高，需要学者对本书的内容体例语言思想非常熟悉，才能依据上下文文句、语气、内容、结构、情理的差异与不合理来发现问题。
4.理校法。即在缺乏版本的情况下，运用文字、音韵、训诂、典章制度、历史地理等方法进行校勘。清代学者认为这一方法最为高明，但也最为危险，因为学者往往知识欠缺而轻率作出判断。如唐人韩愈的儿子校书遇到金根车，不知道是专名，根据常识误以为当作金银车。
【校勘的条件】
主要是要具备众本，懂得文字、音韵、训诂。
古书文字，随时改易，写的人不同，又有差异，因此校勘必须要懂文字学。先秦用古文篆文，两汉用隶书，六朝隋唐又用草书、楷书。因此如果不明白篆、隶、草、楷之间的演变关系，就无法推求作者的原意，就容易发生误解。
古人著书，所用的当时的语言，本来很普通，人人都懂，但随时代的变迁，语言死去，成为专家都难懂的古代语言。只有懂得训诂学，才能明了古人所用的语言，正确掌握古书的内容。
古人作文常用假借，假借的用字读音又因为地区的不同受到方言的影响，不懂音韵，就不能破古人所用的假借，不读破假借，字的本义就不能明了，理解就有障碍。
【校勘的依据】
一、理论依据：校勘、目录、版本，以及古书通例等专门知识。文字音韵训诂及语法修辞知识。史实、典章等的知识。对所校古书的内容思想的认识。
二、材料依据：所校书的古本、旧本。古本旧本是校勘古书的第一手证据。该书的古注旧疏。古注中往往保存了诸多古本的异文，以及流传中出现的讹误现象。他书资料，包括本书引用他书文字的，本书被他书引用化用的，以及类书。古物资料。如碑刻金文等。
本章参考书目：
[1]章太炎，《章太炎讲国学》，东方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
[2]朱维焕，《国学入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
[3]王欣夫，《文献学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
[4]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中华书局，2001年9月第1版。
[5]董洪利，《古典文献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