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死亡信息
自然界有了生命之后，与之同时，就有了死亡。
“在奥修看来，生命里面最大的奥秘并不是生命本身，而是死亡。死亡才是生命的顶点，是生命最终的开花。”
“死亡透过很多形式一直都在来临，从出生的那个片刻起死亡已经开始向你走来。
当你的童年消失，童年已经不存在，童年已经死了，那个小孩的你已经死了；有一天他由青年变成老年，他再度死掉；
当你的母亲死了，那也是你的一种死，因为母亲涉入了你，母亲占据了你整个人很大的一部分，现在母亲死了，在你里面的那部分也死了……”
死亡是因生而来的，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害怕。
生命与非生命的不同，除了能自我复制之外，还有一点是它自产生之后，就随身带来了死亡信息——运行终止信息。
死亡信息就是内在的规定的运行时间表——运行停止，便是死亡。
这种信息自精子与卵子结合的那一刻起就产生了。
因此，它是随着生命的不断运行，就不断增加。它一旦释放，就是所有的信息运行终止。
死亡信息就像倒计时的时钟，自人的生命产生的同时就开始不断增多。
如果说人的生命包含着具有自组织能力的信息系统和具有可自控的意识系统。
那么，开启死亡信息之门的能力却同时掌握在两个不同的系统手里。
人的死亡，既是按照既定的、不可逆转的程序向前运行，又会因意识的绝望而加速释放。
因此，做医生的是不宜说病人只有多少时间好活的话。
这么做，对害怕死亡的人，可以说是一张催命符咒。事实确系如此，而我们的医生，为了显示自己的高明，往往喜欢对病人下死亡日期的断语。
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医生绝对无权任意推测或确定病人的死期，原因是：
就现今的科学技术和测量仪器并没有一种可以确定人类死期的方法。
所以，任意告诉病人的死期是一种毫无科学根据，危言耸听的谎言。
胡乱猜测只会增加病者的心理负担，是一种毫不负责任、雪上加霜的做法。
可悲的是现在这样的医生确实太多了。
“癌症必死论”是因为西医医学面对癌症治疗束手无策而提出来的。这种论调对患者精神上的损伤极大。
一位退休教师，患微热住院三个月，她总是缠着医生要告知她得了什么病。医生被缠得没法，只好告诉她说，得的是肺癌。
第二天，她死了。三个月不死，一听到患的是肺癌就马上死了。
诗人李岂林，50多岁，一天到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得了肝癌，当场晕倒，五天后死亡。
这是什么道理？是绝望。绝望使他（她）的死亡信息大量释放，才会突然死亡。肺癌、肝癌本身不可能使他在几天内就死亡的。
上述的意思是说明死亡信息随生而来，害怕没有任何用处。
而且，害怕者会比不害怕者死得更快，其原因就在于害怕会使得死亡信息更快释放。
西医医学根本不能给任何病人做何时死亡的判断。然而，在西医学的许多论文中，却有一个“存活期”的概念：
医生给癌症患者做了手术后，直至患者死亡，这一段时间，就叫做“存活期”。
这里，医生事实上就是把做手术的那一天，当做患者必死的日期，而认为是做手术，才使患者活了下来，而且把它当做医疗的成绩，患者活得越长久，成绩越大。
这好比癌症患者是在做手术的那天被枪毙了，是因为医生的手术救他再活了多少天。
那些没有经过治疗而几十年活下来的癌症患者该怎么说？
有的患者在医院治疗越来越差的时候，医生往往也会告诉他只有多少时间“存活”了。
这种做法对不信者毫无用处，对年老怕死的病人，只有促其速死。
《关爱生命，科学抗癌》一书中，有位名叫禾火的女士，说自己得了乳腺癌，三次复发，医生判她只能存活三个月，然而她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离第三次复发又己四年多了。
可见“存活期”这个概念是错误的，不仅不科学，更应该说是反科学。“存活期”是以首先确定病人的死亡日期为基准的，否则，那能有这个说法呢？
谁都不能预计一个活着的生命，会在什么时候死亡。有的病人在甚至是癌症后期，奄奄一息的时候，竟然发现癌症突然消失，不药自愈。
生命所创造的无数奇迹，都是西医医学无法解释的，这种情况甚多。其原因就在于西医医学缺乏生命的研究。
生命会在最衰弱的时候，在面临死亡之前，不断地为它的生存而不懈地努力，时时为它的活着而竭其所能。
曾经有许多被宣布为必死的病人，都出人意外地、奇迹般地活了过来，而令做过死亡判断的医生瞠目结舌。
几年前，美国的调查发现，癌症患者死亡率降低。道理何在？原来是不断宣传两道新的见解：
一是治癌的失败，发现生癌就马上动手术，做化疗的人少了；
二是宣传癌症是慢性病，寻求自然疗法的人多起来了。
所以，当年对患癌病人，判断为必死之症是严重的失误。
其原因，乃是医学理论中无视人体生命的强大的自我康复能力，而造成这种无法解释的尴尬。
我们的时代有如此多的人患癌，又如此热衷于抗癌，却如此没有成效。
使许多本来能够自愈的患者，因为医生的治疗，而走入枉死城，被“合法杀人”所误，这绝非偶然。
1987年浙江省农业厅厅长孙万鹏，年仅47岁，被确诊为晚期肝癌，医院要求他住院手术治疗，他没有答应。
因为他的父母均在1985年患肝癌，双双住院，不久便亡故。1986年，他的大妹妹患肝癌住院，亦死于医院。
所以，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家族的遗传基因问题，没希望了。
他认为既然住院救治也没有活下去的希望，又何必住院呢？
但是，他却有满腹的灰学理论需要表述，于是，他把家庭当病床，与死神争时间。
每当肝痛发作，便嚼一枚辣椒止痛。于是满口辛辣，一身大汗，竟然真的止住了痛，他便继续写作。
他妻子经常给他服用一些据说能抗癌的中草药胶股兰之类。
他每年出著作一册，至1994年去医院检查，肝癌不见了。（是否是这些中草药或辣椒治愈了他的肝癌，当然得存疑。笔者认为对死亡无所谓的态度当是主要原因。）
这里的关键在他的思想——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洒脱。
孙先生在其一生中，创造了两个奇迹，一是战胜肝癌；二是同时成为我国灰学理论的创始人。
2006年，我承担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课题结题，请他担任专家鉴定组成员，其时他已经68岁，身体十分健康。
孙先生与他的父母、妹妹，不治者活得好好的，治疗者都死去了。死者长已矣，医疗有无责任，不可追究，但不能不论。
“美国癌研究者哈定·B·琼斯的调查表明，未经治疗的癌症患者其生存希望看来要比经过治疗的患者要大！”
孙先生家族性的肝癌史，也证实了哈定的调查不虚。
这岂不是对手术、化疗等治癌方法一个极大的讥讽？反过来说，孙先生的父母、妹妹，如果不住院治疗，也许还没有这么死得快。
一位姓杨的朋友告诉我，她母亲于上世纪60年代住院，医生诊为肝癌。但为了更加明确，要求家属同意其做肝穿刺。
然而作为家属的她认为，肝穿刺会给病人增加痛苦，医生既已认为诊断明确，那就给开药吧。
岂知医生说，肝癌无药。做肝穿刺只是寄希望于万一，即诊断错误，病人还有活的希望。
她想：如果医生诊断正确，做了肝穿刺，只能增加母亲的痛苦，也没有活的希望，如果不是，不仅白受痛苦，反而受到创伤，没有任何好处。
她拒绝了医生的要求。
出院后，听人说母亲之病，按其症状可以用海带调冰糖治疗。于是她每天给母亲按法服用，后来活到90多岁才亡故，再活了30年。
而另一个与她母亲同时住在一个病房的妇女，40多岁，也被诊为肝癌。她同意做肝穿刺。经切片做了病理检验，确诊为肝癌，三个月后癌扩散死亡。
两个病例，带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了证明医生的诊断是否准确，让病人做肝穿刺，冒扩散的危险，这种做法对吗？当然不对。
现在的西医，总是向病人推荐，对病人的病名，只有判断价值，毫无治疗作用的创伤性的检查。
例如胃镜，它可以看到：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癌……等，然而要问：
有那一种药物或治疗方法可治愈这些病？无法回答。
因为至今为止，可以说没有一样西药使西医的治疗法能够治愈这些疾病。
知道而不能治，不如不知道。
因为，胃镜插入，只能加重病情，于治疗无助。这些检查手段，只能伤害病人，促使疾病的恶化，不仅起不到延长生命的作用，反而会加快死亡。
“许多症状表明，医学本身也得了病。而且同其他病人一样，也是不能用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的方法。
遗憾的是，批评现代医学的大多数人又自然地接受了现代医学的世界观和目标，并把他们的全部精力仅仅放在改变形式（方法）上。”
我认为，西医医学应该进行认真的反思的，不是方法的问题，而是方向的问题——医学研究与教学始点的毛病。也就是说，把医学教学的基础定位在解剖尸体上，拉开了认识生命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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