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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中新媒体研究的三大问题
从2000年创办至今,国际新闻学研究权威期刊《新闻学》(Journalism: Theory, Practice & Criticism)见证了新世纪新闻业的变迁,也通过学术的探讨回应业界实践的动态变化。本文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新闻学》创刊以来的所有学术论文进行文献分析,来探讨新媒体的兴起对新闻业所带来三方面的影响。




(一)新媒体对传统媒体影响


在《新闻学》上,有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影响进行了阐释。在早期的研究中,学者更多从新闻生产的角度,探讨技术变革带来的影响。如从产业的角度来看,信息化、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对传统媒体带来最直接的影响是行业技术的革新、传播范围的扩大、速度的增快。Beatriz和Celeste 在总结巴西电视新闻业的发展历史时强调,技术在巴西电视新闻发展上的重要作用。“从电影到录像带,从黑白到彩色,技术的发展让电视新闻的质量在不断提高”。而伴随着两大有线新闻网的建立,电视新闻的竞争加剧也促进了巴西民主和公民社会的发展。Beatriz和Celeste认为,互联网的发展将改变电视记者传统的报道新闻模式,进而改变所有新闻媒体的生产模式,这包括比传统新闻媒体更加广泛得多的来源,新闻生产者与接收者的关系模型也将崩塌。


(二)新媒体与新闻工作者


以UGC(用户贡献内容)、互动性为特点的新媒体兴起,让越来越多的人对作为职业的新闻业存在的必要性忧心忡忡。新媒体技术和自媒体的新闻理念对传统新闻工作者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是工作工具、工作方式的改变,而伴随着技术逻辑的演进,新媒体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闻记者对社会的介入程度和自我认同。


从新闻操作层面的角度,Bruce Garrison以罗杰斯创新扩散理论为视角,研究了从1994年互联网开始普及的6年里,互联网技术是如何在传统媒体新闻编辑室里进行扩散的。互联网技术的采用,改变了传统新闻编辑室里编辑、记者与研究员的角色。借助于互联网,记者与编辑具有了更多的研究能力,使得记者、编辑与研究员的角色合并在一起。虽然一部分新闻从业人员对互联网技术存在抵抗因素,但是绝大多数人还是乐于接受,并且作者预言互联网技术在新闻机构中会得到大规模的应用。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新闻记者采用博客来进行新闻工作。一些学者在使用与满足的理论视角下,继续探讨新闻记者使用互联网技术的动机、预期和具体的使用行为。学者研究发现,博主们认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是告知受众和影响受众,就公共事务发表看法,这也是一种新闻工作。博客新闻与传统新闻并没有很大的不同,最起码它模糊了专业新闻记者与公民新闻记者之间的界限。优秀的博客网站如赫芬顿邮报自我定位为“网络报纸”,而博客网站也开始聘用有传统媒体经历的记者。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作为一种传播工具,很多时候带来的不仅仅是新闻传播方式的变革,而且是时间与空间观念的改变。网络新闻业的时间和空间受到高度的压缩,从而产生了一天24小时、一周7天的生产模式。Amy和Vanessa通过研究发现,互联网让新闻生产者与接收者之间的社会距离变小,新闻信息实现了跨国流动的同时也带来了观念的全球化,这些都对仍然抱着传统新闻观念的记者们产生了冲击。


(三)新媒体与新闻伦理


一些学者从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出发,认为新闻产业也是一个场域,在这个场域中新闻记者们共享着一定的价值预设。而新媒体和互联网的兴起,让更多的互联网新闻从业者想要争夺自主权,这必然会导致新闻场域中不同力量的竞争,挑战原有的价值预设,这体现在新闻商业模式的改变以及新闻伦理和价值观的冲突。


在传统的新闻伦理中,记者应该客观中立地进行报道,即独立于其所报道的新闻。但是在互联网新闻记者看来,新闻的透明性远远重要于新闻的客观性,他们更强调新闻记者与事件的连接性而不是独立超脱于新闻事件。通过对媒介批评博客的研究,学者们发现新闻博客的博主们很多时候把自己定位于“看门狗的看门狗”,这些博主们时刻监视着传统的新闻记者们是否能独立进行报道和挖掘新闻。他们也批评传统媒体报道中所含的新闻价值,因为那些重要的新闻并没有得到报道。Michael Karlsson则指出,在新媒体时代受众的参与性和新闻的持续性使得新闻透明性成为新闻伦理的另一重要要求。新闻透明性强调的是记者在报道过程中的公开程度,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成了新闻的标准。


然而,很多研究者认为,互联网新闻对传统新闻的冲击所带来的范式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新闻领域,还是传统的新闻价值和价值规范占据主导。如Jane B. Singer通过对20个新闻记者博客的内容分析发现,使用博客的新闻记者虽然经常会在互动性非常强的博客上表达自己的个人观点,但他们更多的是把自己定位于传统媒体的“把关人”的角色。虽然他们常常面临着必须坚持客观性、不能持有党派偏见的新闻伦理要求的挑战,但是博客让记者们能够更大程度地保持他们新闻的透明性和责任性。这呼应了上述研究的结论。


Linda Goretti Nassanga则认为,伴随着信息传播技术(ICT)的发展,普通公众不再是被动的信息受众,很多时候他们也是信息的传播者,因此,传统新闻伦理更多的是对传统记者的行为规范,必须把新闻伦理的范围扩大,使之能够对新的新闻形态如激进新闻、公民新闻、发展新闻等进行规范。因此,他认为新闻伦理的教育不应该只在新闻机构中进行,而应该扩大到社会公众,让公众在以互动、参与为特性的新媒体的今天以更加负责的方式参与新闻信息的生产。可以说,新媒体的赋权,既对传统新闻人的新闻伦理带来了挑战,也对已经成为或者即将成为“公民记者”的互联网交往伦理带来挑战。


(本文摘自王斌、古俊生、裴峥:《新世纪国际新闻学研究的现状——以Journalism: Theory, Practice & Criticism(2000-2014)为分析样本》。阅读原文及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新闻记者》2015年第12期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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