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取得了瞩目成就，以定期高额投入和国家集中管控为特色的高等教育获得了快速扩张，然而随着中国经济未来增速的放缓，以及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创新性的忧虑，人们开始担忧中国高等教育模式的持续性。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John Aubrey Doughlass于2012年在Social Research上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着自我选择的困境，是做变革的引领者，还是做权威的追随者？
中国高等教育面临者一系列的重要问题。第一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之间的矛盾。中国经济的繁荣，主要体现在城市地区，这就使得农村劳动力快速向城市转移，而中国有着严格的户籍制度，即拥有本地户口的市民才能享受相应的福利。在中国现有的5亿城市劳动力中，65%拥有城市户口，而那些不具有户口的劳动者及他们的子女，在进入高等教育的机会中，以及毕业后择业过程中的待遇上，均面临着歧视。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导致学生更多追求的是“高学历”，而非“实用技能”。中国传统文化希望学生能够接受长时间的教育，进而改变人生，这使得上大学成为晋级“成功”的希望，而中国政府也是将主要的精力和资金投入到了高等教育，尤其是重点研究型大学。这样的引导，致使入读研究型大学更加困难，就业市场竞争极为激烈，而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却找不到合适的“高级技工”，使得企业里的科技创新变得艰难。
第三，中国高等教育更重视学习、吸收和消化，而非思考、批评和创新。中国学生在大学里最重要的事情是学习、将前人的经验和成果掌握，而非从中找到缺陷并加以改进。从课堂到科研，中国都有一套来自官方的内容与结构要求，这种框架性的束缚，使得学生和老师都难以将大多数精力投入到自己喜欢的研究领域中。
第四，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是面临的又一个突出问题。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专项”，将学校的大多数工作，统一到了固定的模式中，这种垂直的权力架构，使得大多数学校，变成了统一管理、强制标准的流水线工厂，而非根据自身情况的独立自主办学。近年来，大学评估、创新工程等各类专项愈来愈多，导致学校为了争取资金和支持，不得不疲于应对。
最后，中国大学一直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缺乏学术自主性。随着中国经济和政治实力的上升，越来越需要大学水平提高来进一步提高国家的话语权。因此政府每年会投入大量的科研经费，也会产出大量的学术论文和科研成果，但其中的杰出作品却很少，培养出来的杰出人才也远未达到人们的期待。大学的科研工作者乃至领导者，都清楚政府的过多控制和干预，是不利于学术自由的，进而会影响到高质量作品的产出。要想让高等教育成为中国发展的“引领者”，而非“追随者”，就需要进一步加强学术自主权，避免人为的干预，真正展现出中国独立的学术思想。
参考文献
John Aubrey Doughlass, China Futurisms: Research Universities as leaders or followers? Social Research, Vol.79,No.3,Fall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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