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柴静
上中学的时候,我们的语文课本上有道题:鲁迅先生写过“我的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这句话反映了鲁迅先生的什么心情?
我有个朋友叫老罗,当年念到这儿就退学了,他说:“我怎么知道鲁迅先生写第二自然段时到底是怎么想的,可是教委知道,还有个标准答案。”
我另一个朋友冯唐,找了一个黑店,那儿卖教师参考用书,黄皮儿的。那书不应该让学生有,但他能花钱买着,书中写着标准答案—“这句话代表了鲁迅先生在敌占区白色恐怖下不安的心情”。他就往卷子上一抄。
老师对全班同学说:“看,只有冯唐同学一个人答对了。”
老罗和冯唐把背标准答案的时间省下来,都早早地干了自己喜欢的事。我属于第三种,没办法脱离又没勇气反抗。课堂上安分守己,一声不出,但什么也听不进去,低头在纸上乱写乱画,考试时对鲁迅先生瞎揣摩一气,卷子上打着红叉发下来。
时间长了,被动消极,每天最后一个到学校,第一个走。
那时候山西的小县城还一片僵冻,离开学校无处可去,没有公交车,没有店铺,没有大排档,没有书报亭。有一个红星电影院,但只有在学校组织看爱国电影时才能进。这里算全城的文娱中心,几个老人坐着小马扎在电影院门口晒太阳,怀里搂着小孩儿。没有猫狗这样的宠物,小孩拿根绳牵着田鼠走来走去,它用后脚站着,前脚端着干馒头吃。电影院门口摆着两个开裂的台球案子,五毛钱打一个小时,有几个小混混,嘴角斜叼着烟,呛得眯起眼,冷风里猴着身子打球,军大衣领子尖竖着,衣角拖在地上磨得黑亮。他们追逐女生时粗糙又凶狠,毫无浪漫之感。
除了这些“闲人”,大家都待在单位—这个形容流水线上产品的数量词,人人嵌在其中。我父母都在“文革”中辍学,受尽动荡之苦,觉得进不了单位就会变成残次品似的让人恐惧。他们希望我将来能考上大学的财务会计专业,毕业分配进铁路局。邻居们都说这工作好,不用风吹雨淋,只要算盘打得快,胳膊上一副蓝袖套,稳稳当当一辈子,还能坐火车不花钱。为了能让我这样生活,父母以他们的方式保护我—课外书是“闲书”,不能看;晚饭时可以看全国统一转播的新闻节目,因为里面可能会有考试内容,在我看来,这还不如看新华字典有意思—起码有些汉字长得挺好看的。我吃饭举着工具书看,遭到了表扬,我妈让我妹向我学习。
我对这种生活没什么情绪,因为即便给我自由,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高中时,我妈买了一台红灯牌收录机让我学英语。短波能收到台湾电台,家里没人的时候,我就守着听“亚洲之声”“中广流行网”。主持人吴瑞文、谢德莎、沈琬、林贤正、李丽芬、陈乐融……我不知道这些名字我写得对不对,但隔了二十年,写下每个名字的时候,我还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是我的朋友。有一期节目,沈琬说一个叫黄家驹的人当天意外去世了,播放了他的歌《关心永远在》,她说:“人生在世就要珍惜,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分下一秒会在哪里。”说的时候她哭了。
我当时不知道黄家驹是谁,她说得也没什么出奇,寻常情理,但打动了我,那之前没有成年人用这种方式对我说过话。
我第一次想到,原来一个职业可以是这样的。原来,传播是人做的,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
半年后,我考上了铁道学院财务会计专业,干了人生里第一件主动的事—到湖南省电台去找工作。领导把我打发走了,因为要当主持人必须学过播音,由国家分配。回到学校,我用磁带录制了一期节目,名字抄袭陈乐融的《另一种声音》,又去了电台,一个叫尚能的主持人听了五分钟,说:“今天晚上在我节目里播。”他没去征求领导同意,就这么做了。
就这样,我进入了传播行业,直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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