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财阀与政界

韩国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国民经济命脉被控制在数十家土生土长、规模庞大的企业集团手中。其中尤以三星、现代、大宇、乐金及鲜京等五大财阀在社会生活中举足轻重，这几家企业都掌握在同一个家族的手上，经营项目几乎涵盖了整个工业与商业，甚至也跨足媒体、政治，社会资源都掌握在这几家公司手上，单单一个三星集团，就占了韩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5%，同时也经营韩国《中央日报》，而现代集团也有《文化日报》作为其喉舌。由于韩国的财阀数量极少只有五个在规模上又远甚于日本财阀当中的一些小型的财阀，所以据美国《幸福》杂志的评定结果，在全球最大的500家工业企业中，作为后起工业化国家的韩国，其大企业集团竟占了13家。入选数量之多，仅次于美、日、英、德、法及瑞典这6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排名世界第7，位于瑞士、澳大利亚、加拿大之前。换言之，在拥有大企业最多的世界前十个国家中，亚洲只有日、韩两国。而在亚洲“四小”中，也唯有韩国才拥有能与世界老牌垄断集团一争高低的大财阀。

财阀在韩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当然首先体现在经济上。在韩国，大企业集团被称之为“财阀”，这两个汉字言简意赅地表达出它们的实力和权势。从1987年起，韩国政府将总资产超过4000亿韩元(约合5.8亿美元)的大企业，定名为“大型企业集团”，每年公布一次名单。从1987年到1992年，“大型企业集团”已从32家发展到78家，它们下属的系列公司也已从509家增加到1056家。韩国的财阀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一个个都是规模庞大的企业群体，拥有众多的系列公司，雇佣着数千甚至十数万名职工。它们的经营领域遍及各类产业，经营活动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从生产、流通、金融、服务行业，到居民的衣、食、住、行，都可以看到财阀的标记。韩国学者指出:“抛开财阀难以理解韩国经济”，真可谓一语破的。我们不妨来看一下80年代韩国经济高涨时期大企业集团所作出的贡献。据有关资料，1983年50家大企业集团的营业额约为532247亿韩元，与同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582800亿元相接近，到1987年，前者已超过后者7.3%。它们的附加值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983年和1985年分别高达23%和20.8%，1987年为15.7%。同时，大企业集团还是出口的主力军，1984年它们下属的10家最大贸易商社的出口额占同年韩国出口总额的48%。而大企业集团的职工人数也很集中，1986年占韩国企业总数1.2%的大企业集团所雇佣的职工，占了韩国企业职工总数的40.2%。这些数字表明，大企业集团左右着韩国经济，对韩国的兴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从历史上看，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集团相比，韩国财阀的历史要短暂得多。它们大体上是在40年代末期萌生，直到60年代才急速膨胀起来，并且到70年代中期才形成实力超群的垄断集团。财阀的形成和发展史，同时也是韩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韩国是一个后起资本主义国家，民族资本形成晚，起点低。在30-40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只有一些经营谷物加工、食品、养殖、纺织的中小企业和少数商业服务业。它们在殖民统治的夹缝中开始了艰辛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其中一些佼佼者，后来发展成为大财阀。如“三星”的前身，原是1938年成立的“三星商会”，当时它只是一家经营果品、鱼干的小商行。

二战后，韩国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解放，1947年，美军政当局将原日本人的各类企业2576家(相当于南朝鲜总产业价值的80%)作为“归属财产”移交给李承晚政权。后者将重要的工矿企业及公用行业企业归为国有，其余的企业、商店则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出售给私人经营。此外，当局还把美国援助的物资，如机械设备和原材料等卖给私人企业，并将其收入转化为工商业贷款。美国援助的“三白”(面粉、白糖、棉花)造成了轻加工业的景气。这些举措非常有利于弱小民族资本的生存与发展。另外，美军政当局修建军事设施等活动，也为韩国建筑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现代”的前身“现代土建社”就是这样诞生的。到50年代末期，在轻工业和建筑业中出现了“三星”、“现代”、“乐喜-金星”、“双龙”、“韩国火药”等初具规模的第一代企业集团。60年代初到70年代，是财阀急剧膨胀时期。朴正熙政府在60年代推行“出口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将私营大企业作为出口主力军，并为它们提供低息贷款和出口补贴，这使它们的资本迅速扩张。作为第二代财阀代表的“大字”集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的。“大宇”1967年才创办，它以纺织品出口起家，短短几年就成为韩国“纺织品出口大王”。进入70年代，政府转而实施重化工业的进口替代战略，依靠大量国外借款，扶植私营大企业集团，使它们在钢铁、造船、汽车、石化、电子等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中大规模发展起来。“三星”、“现代”、“乐喜一金星”等集团在此时期进一步扩大经营领域，成为超级财阀。而新涌现的财阀，除“大宇”外，还有“鲜京”、“韩进”、“乐天”等。加上第一代财阀在内，总数达到30家。它们控制了韩国几乎所有的制造业部门。

到了80年代，韩国财阀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由于财阀不断兼并他人，扩张自己，聚敛财富，造成行业垄断，分配不公，阻碍了市场竞争，给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带来了消极作用。另外，一些财阀片面追求规模扩张而忽视内在素质的提高，造成生产与经营效益下降。为此，韩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整顿措施，先后颁布了《强化企业素质对策》、《限制垄断及公平交易法》、《振兴中小企业长期计划》等法规，阻止大财阀垄断市场，扶植中小企业。但到80年代后期，财阀又加快了发展。一方面，原有的老一代财阀规模更趋庞大，如“三星”、“现代”两家最大财阀1989年的资产比1979年分别增长15.5倍和11.7倍。1979年前10家最大企业集团的营业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3%，到1989年已上升为54%。另一方面，每年都诞生出一批新的大企业集团。自1987年公布“大型企业集团”标准起到1992年，平均每年增加9个。  

说到财阀与政府的关系，首先应该强调的是韩国财阀的兴起，与政府扶持密不可分。李承晚时期，当局将没收来的日本人财产低价卖给城市工商业者，为培育韩国本土的资本家奠定了物质基础，并使韩国从殖民地经济转向民族经济。而朴正熙则进一步看到，韩国有数千万人口，分散而弱小的中小企业难以支撑国民的需求和国家的发展，要使韩国在短期内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现代化工业国，必须依靠在市场竞争中占上风的大企业。因为它们具有资金、设备、技术、人才和管理诸方面的相对优势，能实现规模经济，担当工业化的主角。同时，也只有素质高、竞争力强的大企业才能充当出口的主力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为韩国产品争得一席之地。为此，政府在信贷、税收、出口补贴等方面优先扶植大企业。70年代，为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政府的经济政策进一步向已具一定规模的财阀倾斜。约有1/3到2/3的政府贷款被作为“政策性融资”用于资助大企业的发展。此外，大企业集团还可以得到各种补助金、优先使用外资等“特权”。如果出现困难，政府千方百计地予以援助，帮其渡过难关。所以，韩国的大财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这双“手”塑造出来的。  

其次，商界也十分重视与政治势力的互动。韩国财阀是在政府一手扶植下成长的，它们深谙“顺政府者昌”的道理，与之配合默契。而政府高官也要依仗财阀来谋取自身利益，彼此间互有需求。不少财阀的首领或其家属与政界要人有密切的私交。如李秉喆的父亲是李承晚的好友，李秉喆也因此受到李承晚的特别关照。金宇中的父亲是朴正熙的恩师，郑周永本人与朴正熙私交甚密。另一方面，财阀也有意向政界渗透势力，一些大企业的总经理当上了国会议员。有的财阀首领的亲兄弟是国会议员。此外，财阀首领还利用子女婚配与议会、法院、检察院、政府银行等高官要员结成亲家。韩国财阀与政界互相利用，互为靠山，这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中也是很突出的。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韩国财阀的经营哲学与东方儒教息息相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三星经营哲学”，即“人才第一，事业报国，合理追求”。“三星”不但重才，爱才，善于用才，还不惜耗巨资培养人才，建立培训中心和学校、科研机构。郑周永本人虽只有小学文化，但他十分推崇知识和人才。他专门出巨资建立“现代人力开发院”，为“现代”培训各类人才。另外，李秉喆、金宇中等人还多次献出私有财产，捐助社会公益活动和文化教育事业，以“报效祖国”。财阀首领们大都生活简朴，工作勤奋。李秉喆主张，做人也好，办企业也好，都要把欲望限制在一定限度内，要合理追求利润，不能贪得无厌，企业行为要“像水一样符合自然”。这些思想都明显体现出东方儒教传统的烙印。    

近几年，在韩国的社会舆论及政府内部，都出现了要求解散大财阀的呼声。政界也主张限制财阀的规模，准备把财阀的总数由现在的78个缩减为30个，并要求加强政府对财阀的财务监督，削弱财阀对韩国政治、经济的影响力。许多学者、专家呼吁财阀开放控股权，改变家族经营方式，以适应经济现代化的需要。面对上述挑战，一些大财阀已开始顺应时势，进行自身的改革。例如，通过下属企业的相互兼并，压缩财团规模，以提高对市场变化的灵敏度；改变传统的家长式管理作风，引进西方现代经营管理方法，使决策体制趋于合理化。如“三星”强调，管理体制的改革比销售额增长更为迫切，要用“独立思考的经理制”来取代传统的家长式决策体制。此外，各大财阀都在加强尖端产品的开发，增加科研经费，以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由于财阀对韩国的经济仍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从长远来看，韩国要发展高科技和高素质产品，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和扩张经济规模，主要仍将依靠实力雄厚的大企业集团。所以，韩国新政府虽然会对财阀采取某些限制措施，但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财阀在韩国经济中的核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