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早在十九世纪荷兰统治时期，Apartheid（种族隔离制度）就开始在南非这片土地上肆虐。种族隔离在1948年开始成为正式的政策，直到1994年曼德拉带领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在民主普选中胜出才宣告结束。然而，在后种族隔离时代，曾经的暴力、歧视和骚乱并未消失，反而以新的面孔，让这个国家继续与之缠斗。
作者 | Ruth Hopkins
译者 |魂 编辑 | 红豆
“囚犯们到处躺着，”斯福·库马洛说。他是南非布隆方丹监狱紧急安全小组（EST）的前成员之一。在内部，全副武装的EST防暴警卫因为身穿黑色制服被称为“忍者”。“忍者们无处不在，他们电击、踢踹、打人（Klapping）。” Klapping在南非荷兰语中的意思是“击打”或“掌掴”。
“我看到地板上有血，”库马洛继续说，“这些囚犯得知道谁才是老大，我们会让他们知道的。他们会意识到自己再也没法这样干了。”
EST负责平息群架、灭火，还要跟那些被认为难搞的、可疑的和夸夸其谈的囚犯打交道。库马洛说，无论是哪一种，他们知道怎么去“解决”一个囚犯。
库马洛今年43岁，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有一双下垂眼、丰满的嘴唇和圆圆的脸颊。他说话时轻声细语，有时说了半句便停下来，搜寻着合适的词语来形容自己的想法。库马洛在一家由英国保安巨头G4S经营的私人监狱——布隆方丹监狱工作。直到两个月前，因为所谓的未遵守命令，他和其他七个EST成员被解雇了，尽管他坚信这是因为自己一直在批评公司。
跟其他接受本文采访的前监狱员工——以及囚犯一样，库马洛要求化名，以免遭报复行为。
2012年11月19日，库马洛在值班的时候，EST被叫去处理囚犯在隔离区放的火。火焰高涨，库马洛和其他EST同事此时正在另一区：一名囚犯在牢房里挟持了一名医生，握着节能灯泡碎片，威胁要割了人质的喉咙。
“‘百老汇’——隔离区——里面一片混乱，”库马洛说。“囚犯们在牢房里放了火，但是他们还待在里面，所以我们必须先给他们开锁，再灭火。”
库马洛说，他听到是囚犯放的火时特别愤怒。“我当时想：‘谁干的？哪个成年人会干这种事？他们怎么敢这么不尊重我们？’所以我们他妈的把他们揍了一顿。”
格什温·库茨是布隆方丹监狱的一名囚犯，他声称被监狱的紧急安全小组的人殴打。有时狱警会强迫囚犯脱光衣服，然后往他们身上泼冷水，用电盾电击他们。/Narratively
G4S公司的影响力遍布全球，承诺在超过110个国家“保卫你的世界”。公司雇佣了超过58.5万人，在2016年创下了80亿美元的收入。
在2000年，即布隆方丹监狱“开张”的前一年，G4S拿下了修建、维护和经营该监狱的合同。根据G4S的说法，布隆方丹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私人监狱，在安全设置级别最高的情况下能容纳约3000名囚犯。
为了追踪囚犯寄给我的几封信，我于2012年首次探访了布隆方丹监狱。他们将信寄到了我工作的组织——金山司法项目。这个组织设在约翰内斯堡的金山大学，由一群调查记者研究和撰写有关刑事司法制度的内容。从上诉程序到监狱条件、医疗保健问题、酷刑、殴打，以及教育机会的缺乏，囚犯们会以各种各样的问题联系我们。布隆方丹的囚犯提到了电击疗法、长期隔离以及抗精神病药物的强制服用。
我去了布隆方丹无数次，多年来采访了一百多个囚犯、几十个狱警（狱警在南非为人熟知）和其他几个来源。从他们的故事中可以勾勒出虐待的模式：忍者被要求将囚犯带到医院或“百老汇”，那里是监控盲点。他们命令囚犯脱光衣服，把他们放在金属床架上，往他们身上倒水，然后用电盾电击他们。囚犯们也被逼着注射抗精神病药物，但通常他们并没有精神病史。
监狱管理采取的另一种群体控制形式是对囚犯的长期隔离。一些人曾被单独监禁长达四年。
囚犯们受够了这种对待。他们多次投诉虐待，但都石沉大海；管理层不仅忽视他们的投诉，还阻止他们向警方报告殴打、注射和隔离的情况。囚犯们觉得瓦解监狱运转是他们最后且唯一的手段。奈兹提·尼扬加是在“百老汇”里放火的囚犯之一。“大约五六个人进到我的牢房，命令我脱光衣服。”他说。“他们用手铐铐住我，然后把我扔在地上，开始踢我身上的每一处。他们朝我泼水，用电盾电击我。”
（2009年尼扬加被定罪谋杀，关进G4S运作的监狱，他待到了2014年，最后被判决无罪。）
忍者们狠狠地殴打尼扬加。如今，他左眼失明，肋骨和鼻子永久性破裂。
“他们不是人，是恶魔。”他说道。
但是在暴力爆发之前的多年间，狱警们曾就监狱缺乏防护和安全一再通知监狱管理层。狱警联盟向管理层提交了30个投诉的详细列表：一名女狱警被强奸；另一名狱警在第十二次被刺的三个月后去世；一名活动官员头部被踢，留下永久性眼伤，即使在室内她也要一直戴着太阳眼镜。他们也抱怨种族歧视。黑人狱警被派往暴力囚犯区，手无寸铁，而大多白人被安排在安全管理或行政岗位。心怀不满的员工在请愿书中写道，白人员工得到更多的提升，赚得也更多。监狱长约翰·塞隆尽职尽责地接收了这些投诉，但没有做任何处理。
狱警和囚犯的反抗并未说服监狱管理层改变迫在眉睫。史无前例的暴力升级为监狱的彻底混乱。
2013年8月，员工们请了集体病假，接着在9月进行了全面罢工。G4S解雇了占全体员工三分之一的罢工者，导致监狱运作陷入停滞。囚犯们被每天二十四小时关在自己的牢房里，经常饿肚子。G4S雇佣不合格的警卫补缺岗位，此时惩教署介入并掌管了监狱，这让G4S颇为诧异。两周之后，我对酷刑和虐待的揭露震惊了媒体界。
2013年作者在南非刊物“Mail& Guardian”上揭露此事时的封面/Narratively
G4S断然否认了监狱里曾发生过任何形式的虐待，而惩教署对这出监狱戏码采取了更强硬的态度。当时的惩教署部长恩德贝勒谴责了这一情况，承诺将调查我文章里的所有指控，此后不久将公布报告。然而，这份报告迄今尚未公布。这名部长很快就被迈克尔·马素萨取代。2014年8月，马素萨将监狱的控制权交还给了G4S，并称布隆方丹是最先进的设施。G4S勉为其难地重新雇佣了先前被解雇的330名员工。库马洛是其中之一。
作为G4S的员工，库马洛用警棍殴打囚犯，打断他们的骨头，往绑在金属床架上的裸体男人身上泼水。他拿出6000伏电压的电盾，放在囚犯的生殖器、头部、背部和胸部上，然后按下启动——直到尖叫声大到无法承受为止。
“我回想那些我做过的事，它们困扰着我。”库马洛说。在他的噩梦里，地板上血流成河。“我试着向我的妻子解释，但是她只说，‘不要跟我说你那痛苦的监狱工作，我不想知道。’”
* * *
囚犯们畏惧斯福·库马洛。但是他说，内心里他仍然是那个在饥饿中长大的、安静内向的农场男孩。
库马洛的父母是贫穷的农场工人，勉强养活自己的十个孩子。多年来，当听到学校里的恶霸说他像个没头脑的乡巴佬时，库马洛都会畏畏缩缩。“别听他说，他是个愚蠢的农场小子。”他们会这样说。库马洛对这些侮辱忍气吞声，低着头，下定决心要成为家里第一个考入高中的人。
“我很自卑。”库马洛承认。南非当时处于种族隔离之下。白人老板总是把他们家叫作卡菲尔人，基本上是南非版n打头的那个词。“父亲是个顽固的人，经常跟人打架……我好多次看见他鼻青脸肿地回家。”失业成为家常便饭。
“我父母不知道曼德拉是谁。”库马洛解释道，“他们不识字，是普通人。”一天，他在城里看见青少年向警察扔石头。他一生都被教导要远离警察。“我觉得他们疯了。”他这样形容那些孩子。
青年时期的库马洛经历了某种政治觉醒。他的英语老师讨论白人在南非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如何拥有这片土地。库马洛也研读《黑人权力》。他的心里已经播下了种子。
他意识到，国家的历史与他父亲受到的屈辱紧密相连。一种内心深处的愤怒涌了上来。“我对白人是绝对的仇恨。我发誓绝不像我父亲一样在白人老板手下工作。”
所以，当班上的恶霸再叫他“农场小子”时，他压抑已久的愤怒被刺中，这种愤怒在他新近意识到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暴力时进一步放大。库马洛独自站在校门口，和三个男生恶棍对峙。他看见他们靠近，便关上校门，把他们锁在了校园里。他挨个揍了他们一顿。
上完高中后，库马洛搬去布隆方丹找工作。他靠打零工生存，睡在朋友家的沙发上，对周围人的善意感激涕零。但时间久了，库马洛感到自己是朋友家的累赘，于是搬走了，和一个不成气候的小混混住了一段时间。
他在当地图书馆拿起G4S华丽的招聘简章时，没抱什么期待。但是他去面试后，成功进入了第二轮。
“当他们给我合同时，我甚至不知道合同是个什么东西。”他承认，“我感觉，哇，现在我终于有归属了。这是我生命中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我有机会逃离我父亲那样的生活了。”
在训练期间，他被教导紧急安全小组要一直待命。
“你告诉囚犯做什么，而不是其他的。”他说。他学会了在控制一名暴力囚犯时，如何使用法律规定的“最低限度的武力”。学员互相电击，好让自己知道感觉如何。
“你知道的，它可以击倒一头牛。你知道一头牛有多大吗？”他难以置信地问。“就像你被铁棍击中一样。”
工作之后，他学会了其他更加残酷的招数。库马洛说，在他工作的头几个月，监狱的安全主管教会了他怎么用水。主管本人涉及到数起暴力事件。“众所周知，将电和水混在一起，特别疼。”他说。主管也教会他：“直接接触皮肤电击会更疼。”
马洛斯·兰加是金山大学的一名心理学教授，在囚犯对公司及其分包商提起诉讼的案子里担任专家证人。他在能力范围内采访了许多G4S囚犯。“萦绕在这些人脑海里挥之不去的，不是身体暴力，而是在警卫（有时甚至是女警卫）面前，脱光衣服。在他们的经历中，这比任何肉体上的痛苦更受伤，因为这完全阉割了男子气概。”他说。
囚犯巴基·德拉米尼被控制起来，并强制注射了抗精神病药物，以惩罚他引起骚乱的行为。/Narratively
库马洛如此描述监狱里无尽的残忍：“黑屋”——百老汇里隔音的自杀预防牢房——特别暗，但是当你按下电盾的开关，小火花投射出些许光亮，照在通常是赤身裸体的趴着的人身上，你能看见这名受害者，他会遭到残酷的殴打。
“曾经有个男的，”库马洛讲了一个故事，“大个子，是监狱帮派里的一名老大，靠铁腕统治其他人。他的力量和暴脾气众所周知。”忍者把他带到黑屋里，打他，踢他，电击他。他祈求他们停下来。“听到一个大个子男人那样绝望地求饶，这一幕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库马洛给我看了他们的群聊消息，囚犯被打之后，忍者们洋洋自得。“你们这些家伙是我的英雄（原文如此），”这是一名安全主管在某次类似事件之后发给他们的消息。“勇士绝不会退出或放弃。今天我们见证了什么才算是人物。EST赢得了斗争。就是这样。他像个小婊子一样舔着自己的伤口时，我正在健身房里挥汗如雨。他以前不知道自己在攻击什么，现在他明白了，是野兽，就是我。”
“他现在懂了。”另一名EST成员写道。
* * *
“我以前是个友好、害羞、有同情心的人。”库马洛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两条腿交叉着。“我从来没打过架或招引过麻烦。但是这份监狱的工作改变了我。很多时候我都感到愤怒。我做可怕的噩梦。我做的那些糟糕的事情……”他的声音逐渐变弱。“我把它带回家，带到了这里。”后来，他告诉我，有一次在监狱经过漫长而颓丧的一天之后，他把妻子揍了一顿。
库马洛有两个女儿，她们在房间里穿来穿去。两个女孩遗传了父母圆圆的脸颊。大一点的静静地待着，而小女儿打断谈话，向我们展示自己的衣服、耳环和一本书。她父亲在谈到自己的噩梦和愤怒时，她爬上我的椅子，把屁股挤进了我的座位上。
“我意识到我们干的事是错的，”库马洛说。“我和囚犯聊天，问他们为什么那样做。我发现这比暴力更有效。”他说着，疲惫地揉着自己的前额。
大约四年前，库马洛试着说服他的同事，他们也同意做的过火了。“当我向主管提这个，他只说，‘你在质疑我的权威吗？’感觉像是威胁。”
夜幕降临小镇，到了库马洛家的晚饭时间了。他的小女儿从厨房里再次出现，在她父亲回忆起自己生命中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传统时，她狼吞虎咽地吃着碗里的粥和鸡肉。
“我的结局和我父亲一样。”库马洛披露，“当然，我的工资比他高的多，但仍然是白人经营着那座监狱。”
库马洛身体前倾，双手放在下巴下，手肘搁在膝盖上。
“几年前我意识到，他们容许暴力，是因为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是否最大化。他们他妈的不在乎我们。我们却殴打我们的兄弟，而不是帮助他们。这是错的。”
他的女儿狼吞虎咽地吃完了饭，露出大大的满足的微笑。她头一次静静地坐在了自己的椅子上。
“那座监狱里仍然存在种族隔离，”库马洛苦笑地说着。“对他们来说，我们就是一次性商品，用完就丢。”
原标题：“Those Prisoners Had to Feel Who Was Boss. And We Made Them Feel.” 文章来源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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