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两年,每当我复盘一些愚蠢决策的时候,总会想起一个冷笑话。
有时候甚至半夜起来喝水,都会一不小心想到这个笑话,然后就会像个傻蛋一样笑半天。
这个笑话有很多版本,这里我讲一个细节经过我大量杜撰的版本。
话说铁蛋本来是个穷小子,结果经过努力奋斗在城里谋了一份还算高薪的工作。过了几年,铁蛋衣锦还乡,设大宴款待各路亲戚,几十斤一张的大肉饼管够。几轮烧酒之后,铁蛋很自然地进入了最重要的吹嘘环节。他扯着嗓子问年近八旬的三大爷:“三大爷,你猜铁蛋我现在一个月赚多少钱?说罢,铁蛋扯了一口肉饼,一边猛嚼一遍强调:“大爷,你尽管放开了猜!”
三大爷先是一愣神,接着放下手里的半牙肉饼,用锃光瓦亮的袖子抹了一下嘴角的油,再顺势一拎裤脚,用颤颤巍巍的手指着铁蛋说:“ 难不成能一个月能赚8。。8000?”
三大爷说罢只听“啪”的一声,就见铁蛋一手拍在桌子上,哈哈哈大笑,甩着手里的半牙肉饼对三大爷说:“一个月才8000?你这不是小看我铁蛋嘛!都说了你得好好猜,放开了猜!再猜!”
三大爷似乎被铁蛋拍在桌子上的一巴掌给击醒了。他捻了捻自己的8根胡须,闷了一口烧酒,摆出了一幅村口算命大爷若有所思的脸:“ 这么说的话,我猜铁蛋你一个月至少得赚80万吧!”
话音一落,铁蛋正要咽下去的半牙肉饼突然卡在了喉咙里,瞬间憋的满脸通红,双手乱晃。众亲戚一看情形不妙,立刻群起捶之,边用大拳头捶铁蛋的后背,边大喊:“铁蛋啊,你一个月赚80万,可不能让半牙肉饼给噎死啊!”
嗯,估计你们已经笑完了。我们继续。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些不熟悉的领域,作出判断的荒谬程度和三大爷是一样一样的。三大爷一辈子见过最大的钱,可能就是8000块,超过这个阈值,8万和80万没有什么区别,所以猜的才会这么离谱。类似的是,如果你让一个钢铁专家在高铁上采访一车厢人,问他们河北省一年能产多少钢铁。众人回答之离谱程度可能会把专家的下巴都惊的掉下来。
这就是认知的鸿沟。有些认知本身不见得有多高深,但是知道的人在山这边,不知道的人在山另一边。而这还仅仅是显性的认知鸿沟,如果我们再给认知鸿沟加上一个漫长的时间轴,那基本就等同于命运了。
在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市场规模超过160亿美金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药物,曾经屡次险些被扔进历史的垃圾桶。幸好有一位认知卓越的科学家,他叫Nils Lonberg。
说到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大家都知道诺奖得主艾莉森和本庶佑,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位Lonberg先生。但是如果没有Lonberg在屡次关键节点上的天才般决策,160亿美金的神话可能仅仅是个神话。
说起来,Lonberg本身也是个学霸。他在1980年加入诺奖得主Walter Gilbert在哈佛的实验室,当时和Lonberg一起,经常在实验室熬大夜的还有合成生物学领域的大牛 George Church。
右一就是Lonberg,年轻时挺帅的
后来,Lonberg转辗去了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做转基因小鼠。在那里,Lonberg不但在老鼠房里认识了自己的老婆,还有幸和癌症免疫领域的奠基人Lloyd John Old博士进行了长谈。当时,Lloyd John Old博士就坚信利用免疫系统可以对抗癌症,而他这个认知在当时是领先全球的。
有句话说的好,语言不是工具,而是种子。
当时每天穿梭于老鼠房的Lonberg虽然一心想着用小鼠来开发抗体药物,但是Lloyd John Old博士的话应该在他心里播下了一颗重要的种子。直到1998年,Lonberg在一次晚餐聚会上遇到了艾利森。这颗种子终于破土发芽了。
那个时候的艾利森可以说是相当郁闷。和他一起合作开发CTLA4抑制剂的NeXstar公司主营业务是开发核酸药物,对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他们既无优势又缺乏决断,因此研发进度一直踌躇不前。
当时的Lonberg正供职于著名的抗体药物公司Medarex,而Medarex此时也不甘于再给别人生产抗体,希望能够研发自己的新药。在Lonberg和艾利森几杯威士忌下肚之后,历史性的转折也来了。
Lonberg说服Medarex公司启动CTLA4抑制剂的研发。2004年,BMS独具慧眼,签署协议和Medarex公司共同开发CTLA4抑制剂。但是不久之后他们就遇到了大麻烦,他们开发的药品在临床试验中没有达到FDA上市要求的终点。这个惨痛的结果导致Medarex公司股价大跌,并促使辉瑞在两年后宣布放弃自己的CTLA4抑制剂研发。
CTLA4抑制剂的前途似乎并不明朗,但是Lonberg仍然充满了信心。2009年,BMS向Medarex公司发出收购要约,Lonberg孤身站出来反对。但最终Medarex还是被BMS收购,Lonberg本人也进入BMS公司。
果然,Lonberg的判断是对的。2010年,CTLA4抑制剂在黑色素瘤的临床试验中交出了漂亮的答卷,FDA也于2011年批准了CTLA4抑制剂的上市,伊匹单抗就此诞生。
在新药研发的历史上,能逮住一个大机会的人已经是千载难逢的人才了。如果一个人能连续逮住两个重磅炸弹,那么几乎可以说是天才幸运蛋了。
Lonberg就属于这样的人。
在CTLA4抑制剂研发进入后期时,Medarex公司开始物色新的药品。这时候,Lonberg就和自己的老朋友Korman注意到了本庶佑在PD-1方面的研究,Medarex公司决定开始开发自己的PD-1抑制剂。后来,在Lonberg屡次奔赴日本的斡旋中,Medarex和日本小野制药达成合作开发协议,根据协议小野制药拥有PD-1抗体除北美以外的全球权益。2006年,Medarex公司的PD-1抑制剂开始了临床试验。
2010年,PD-1抑制剂第一个临床试验数据亮相当年的ASCO大会,虽然只有16个受试者,但是数据相当耀眼。
不过在Lonberg看来,明智地将Medarex公司收入囊中的BMS这次走错了棋。他们不应该着急亮相自己的数据,因为当时在ASCO那个小小的,不起眼的会议室里,默沙东的人正站在角落。
看到如此诱人的数据,默沙东立刻惊喜地意识到,自己家里也有这么一个香饽饽,只是被冷冻了。当年默沙东在并购先灵葆雅的时候,获得了一个PD-1抑制剂管线,但一直没有给予重视。
这次Lonberg的判断又对了。看到曙光的默沙东立刻发动了猛攻,他们判断BMS可能会顾及对伊匹单抗的影响,从而会放缓PD-1抑制剂在黑色素瘤上的进展,于是集中所有火力攻占黑色素瘤,一口气率先于2014年9月通过FDA批准将Keytruda推向市场。
半路杀出了个程咬金,一统天下变成了双雄争锋。
回首来看,似乎本庶佑和小野制药在当时也没有充分认识到PD-1的价值。2011年,BMS以极低的代价就从小野制药换回了PD-1抗体在欧洲和中国的商业权益。多么戏剧化的一幕,都是绝顶聪明的人,但是却在同一个历史节点上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
我还想跟你分享另外一个小故事。
1992年,刚开始自己医学院之旅的年轻人Hütter无意中读到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说,一小部分北欧人中,携带一种叫CCR5-Δ32 基因纯合突变,能够让这些人天然拥有对艾滋病的防御能力。
在那个时代,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还没有问世,艾滋病仍然是一种让人恐慌的绝症。于是这篇论文就像一个种子一样种在了Hütter的大脑里。这颗种子一呆就是10多年。
10多年后,Hütter已经是一位血液科的医生了。当他遇到一位需要进行骨髓移植的白血病和艾滋病共病患者时,这颗种子发芽了。
Hütter医生为这位患者寻找了一位拥有CCR5-Δ32纯合突变的配型骨髓捐献者,从而同时治愈了患者的白血病和艾滋病。而这位患者就是鼎鼎大名的柏林病人。
如果不是10年前无意中看到了那篇论文,Hütter医生仍然是个好医生,但极有可能只是个好医生,而不是一个名垂青史的医生。
类似精彩如美剧的故事在医学和生命科学领域还有很多很多,如果让我敞开讲,可能得扯个好几万字。但是,我现在必须要进入广告环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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