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 1 月 30 日）
第一次与毛泽东会谈是在 1949 年 1 月 30 日。
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以及毛泽东的翻译师哲。
我方 И.科瓦廖夫和 Е.科瓦廖夫也参加了会谈。
几句有关旅途情况的简短问答以后，毛泽东主动详尽地谈起了中国的军事状况。
毛泽东声称，中国革命的军事阶段实际上可以算是结束了。国民党统治下的人口有多少 2.6 亿人，解放区有 2.1 亿人。共产党军队有 220万人，其中 120 万人在南京地区，90 万人（林彪部队）在北平、天津地区。
国民党总共只有 110 万人，而且分散在从乌鲁木齐到上海等地区，因此机动部队很少。
除了 4 个师之外，国民党各师都被我们打败过数次，因此战斗力是较弱的。被美军装备起来的国民党精锐部队或者已被消灭，或者已缴械投降。
在武汉驻军的白崇禧曾派自己的代表到共产党的三个地方代表驻地进行谈判，已经达成了协议。白崇禧将两个师派到上海和南京，要求李宗仁罢免孙科的行政院长职务。
我们知道，蒋介石将行政院长的职务交给孙科，是为了将来他退休后，可以在幕后操纵政府。从共产党掌握的文件资料来看，蒋介石在退休之后还会继续指挥国民党军队，特别是在西安。国民党将在南方和浙江沿海地区组织反抗，不会再坚守南京和上海。
按照毛泽东的看法，从南京和上海的资本家、舆论界的情绪来看，可以按照北平的道路获取这两个城市，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下不经战争夺取，而不使这两个城市遭受破坏。但是，共产党人在制定计划的时候是从最坏处着想的。他们在进行着准备，在进行休整和军力准备之后夺取这两个城市。北平的和平解放使这些军队缩短了休整的时间。不仅需要时间休息，还需要时间：
1.来消化数十万最近加入解放军的国民党俘虏，对其进行教育。
2.整顿后方，恢复被破坏的、向前线提供供给的铁路。
3.把现在生产的子弹和炮弹集中起来，因为储存的很少。对美式、日式、捷克斯洛伐克式和苏式武器的弹药的需求使得事情复杂起来。
4.也需要时间培训一些干部，对上海和南京地区进行管理，因为不能完全依靠当地的干部。目前在对 2 万人进行培训。还需要一些条件来废除在华北的傅作义军队的国民党管理机构。
5.还需要时间对上海和南京地区的经济管理进行准备。
这里的粮食太少了，应当储存。我们还来不及为这些地区印制货币。人民解放军对南京的占领要推迟到 4 月份。当然，可以现在进攻，但成功的机会只有 80%，到 4 月份成功的机会是百分之百。
为了在南京、上海地区取得必定的胜利，需要把林彪的部队——最优秀的部队从北平地区向南部和西部派遣，以便使国民党没有机会从这里向南京地区增援。北平的情况较复杂要一段时间来好好巩固。傅作义的军队还没有撤出北平。我们想，明天、后天他们将会撤出。暂时仍然需要国民党军队守护仓库，维护城内秩序。最近几天，我们将把我们自己的 4 个师开进北平，逐步替换国民党的防守。任命了一个由 7 人组成的市联合管理处，其中 4 名共产党员，主任为叶剑英（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傅作义的部队有 20 万人，将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调到南京的东北方向，另一部分调到南京的西南方向，在那里对他们进行改编。因为这些部队没有在战斗中被击溃，而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向我们投诚的，进行改编的进程将是复杂的、有阶段的。
第一阶段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一阶段不会进行任何的改编，所有的力量都用在宣传方面，从内部对其进行分化。
第二阶段，将反动透顶的军官清除出各师，声名狼藉者开除出军队，其他人送到政治训练班，一部分用于培训后备力量，大部分人将被遣送回家。
第三阶段进行真正的改编，目的是将被改编队伍中的国民党分子打乱，掺和到人民解放军队伍中，每 3 个原国民党分子安排 8 名人民解放军战士。在这样的改编基本完成之前，把我军的主力调遣进人北平是危险的。
我提出如下问题：暂停进攻 2-3 个月能否使国民党得到喘息，以使其消除恐慌、积聚力量和组织抵抗？因为南京对和平条件的同意表明，他们是多么需要喘息的时间。
对此毛泽东的答复如下：国民党的和谈企图不仅不会削弱共产党人，反而会使其力量得到了加强，并使国民党队伍发生了严重的分化，以致其再也无法恢复过来。国民党还会组织抵抗，但不会组织起任何有力量的抵抗。一旦共产党结束准备并有把握地发动攻击，国民党军队的残余就将被消灭。
接下来毛泽东说，他想跟我讨论对外政策问题、军事问题、经济问题和对国民党的态度问题。关于这一点，他说：“请注意，中国是如此地落后于俄国，我们是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会犯很多错误，如果以俄国的标准来看待我们的工作，那么，我们就一无是处。”
我回答说，或许这些话证明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谦虚，却难以让人赞同。如果是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不能领导中国国内战争20 年的时间，并未使其走向这样的胜利。至于错误，则是每个积极活动的学生都经常会犯的。我们的党也犯错误，但是，党要坚定地遵循无情揭露自己的错误的准则，以便吸取教训，不再重犯。
毛泽东补充说，他们经常犯错误，但也经常改正错误，并举了一个例子。1946 年中共中央在开展土地改革的时候犯了错误。当时才明白，原来他们早在 1933 年关于土地改革时记录下来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在 1946 年却忘了。如果在 1946 再看到关于这些错误的材料，就不会再犯这些错误了。他们在 1946 年再版了 1933 年关于土地改革的材料，公开向农民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因为领导要对基层干部的错误负责，尽管领导自己没有犯下这些错误。
我指出，不能同意毛泽东的如下论断：如果用俄国的标准来看待中国革命，那么就一无是处。
第一，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历史事件；
第二，不考虑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而运用俄国的标准是不正确的。
为证明这点，毛泽东说，1936 年中共在苏区表现出了教条主义，照搬了苏联的方法，这在当时造成了重大的失败。毛泽东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话：“尽管中国比俄国落后，但我认为，中国的农民比美国所有工人和许多英国工人都觉悟。”
他接着说，中共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对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以前他们认为，干部应当读完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现在相信，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干部在学习这些著作的同时，也在进行大量的实践工作。因此，他们决定要求自己的干部读完书 12 部分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举出了这些著作（宣言、从空想到科学、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问题等）之后，他没有再举出一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我就问毛泽东，在对中共干部进行党的教育的 12 部分著作中没有一部是中国领导人的、对中国革命经验从理论上进行阐述的著作，这是否正确。
毛泽东回答说，作为党的一名领导人，他没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什么新的贡献，也不能把自己放在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同等的位置。为斯大林健康干杯时，他强调指出，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是现今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斯大林不仅是苏联人民的导师，也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导师。
关于自己，毛泽东说，他是斯大林的学生，他不认为自己的理论著作有多重要，它们只是贯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对其没有任何的丰富。
此外. 他还亲自向各地发送了措辞严厉的电报，禁止把他的名字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名字相提并论，尽管在这一问题上他不得不同自己最亲近的同志进行争论。
我回答说，这说明了毛泽东的谦虚，但不能对此表示同意。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不是被机械地加以运用的，而是考虑到了中国的具体条件，并以此为基础的。中国革命有自己的道路，它表现出了反帝革命的面貌。因此，对中共经验的阐释不是没有理论价值的，不会不丰富马克思主义科学。难道也能够否认有关中国经验的概括对于亚洲革命运动的理论价值？当然不能。
毛泽东指出，在他们那里，为反对党的路线，王明的支持者对中国特点进行了强烈的抨击。
对此，我指出，通常民族分子会利用自己国家具体的历史特点，使他们的党对资产阶级进行全面改造，马克思主义者也应该利用这些特点，以便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式领导革命。毛泽东没有对此进行争论。
会谈就此结束。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 1 卷第 3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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