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知青”是知识青年的简称，“知青”对应着上“上山下乡”运动，而“上山下乡”运动被今天的佞人们视为迫害了一代年轻人。佞人们表示这些人的青春被葬送了，因为去艰苦的农村，毁了自己的一生，那么当时为什么要搞“上山下乡”运动呢？到底是迫害那一代的年轻人？还是保护那一代年轻人呢？
时间轴：1955-1978
“上山下乡”运动从1955年就开始了。
大多数人熟知的1968年的“知青”其实是第二拨“上山下乡”运动。
第一拨“上山下乡”运动与后面两拨的形式相似，但性质不完全相同。
1955年的第一拨“上山下乡”运动的本质是解决人口增长带来的土地问题，这个问题要从朝鲜战争结束之后说起。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此时我们的人口出现了快速增长。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们的人口是5.42亿。
1953年，我们的人口增加到了5.88亿，净增4000多万，这就意味着要解决4000多万人的就业问题。
此时，由于抗美援朝的胜利，我们赢得了苏联的援建，“156项重点工程”项目让我们有了快速进入工业化的条件。
工地开工和工厂开业会解决一部分人的工作问题，但是还远远不能解决上千万人的就业问题。
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大部分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这种工业对劳动力的文化水平要求高，但人数要求少，而国防工业的要求更高，有些部门还要经过政审。
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不像纺织、化纤、食品等轻工业，轻工业不需要大资本投入，但需要大量劳动力，然而我们的工业结构不是我们自己能决定的，而是苏联专家替我们决定的。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时，我们的农村还处于初级合作社时期，土地基本分配完毕，没有更多富余的土地。
那时候土地还没有收归集体所有，然而新出生的人口也要获得土地，客观上就要求通过垦荒来获得新的土地。
苏联当时有可供参考的经验，在西伯利亚这些远东地区，很多地方一片荒芜。于是，苏联采取了以城市青年为垦荒主体的垦荒运动。
1954年2月至3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增加全国谷物生产和开垦生荒地、熟荒地的决议》，号召青年向荒地进军，于是35万青年迁往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垦荒区。
不过苏联垦荒的条件比我们好，从1954年至1955年，苏联运送了20多万台拖拉机以及其他上万台机器支援垦荒。
到1956年，苏联共开垦3600万公顷荒地，当年粮食产量达1.25亿吨，一半以上粮食来自新开垦地区。
这个运动带来了什么好处呢？
既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从国家层面来说，这个运动对国家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
苏联的垦荒运动是共青团中央代表团在1955年4月访苏期间了解到的，回国后便向党中央汇报了苏联的做法。
报告认为，“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
这个意见得到了老人家的肯定。
1955年8月9日，北京青年杨华、李秉衡等人向共青团北京市委提出到边疆区垦荒。
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觉得当时的人怎么那么傻，偏要到艰苦的地方去？
只能说这些人没有经历百年屈辱的近代史，不了解旧社会遭遇的苦难，不了解那个风清气正的时代，理解不了那些有信仰有梦想的人。
对于青年提出的建议，北京市团委在1955年的11月予以批准并鼓励，垦荒无疑是当时解决土地分配和就业的一种好办法。
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公私合营完成就意味着城市里的就业岗位也分配完毕，而此时的人口增加到了6.28亿，相比1953年人口又净增4000多万。
此时我们进入了高级合作社，土地已经变成村集体所有，客观上就有了“上山下乡”的基础。
如果土地不是村集体所有，而是个人所有，那么这些城市青年安排到谁家呢？又该哪家农民接收呢？
当土地变成村集体所有之后，城市青年下乡的问题就能解决，由村集体接收，再进行统一安排。
恰好在这个时期，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大兴“三和”主义，修正主义开始大行其道，中苏关系因此产生了矛盾分歧。
1957年，苏联停止对我们投资，由援建改为贸易方式，不再是先货后款，而是现款现货。由此，“156项重点工程”项目援建的每一台设备都需要花钱购买。
没有了资本投资，就意味着项目不能开工，而原有的项目没有建完的将会烂尾，烂尾的项目不能增加就业岗位，因此就业压力明显增加。
没有苏联的投资，我们要继续维持工业化进程，最终出现了财政赤字。
财政赤字意味着我们不但难以维持继续工业化，而且还将面临就业压力，因为发不起工资，发不起工资就意味着不但不能就业，还会出现失业。
换句话说，城市已经没有吸纳就业的能力，还要解决这些人吃饭生存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对苏联还债。
那么该如何解决这双重压力呢？
当时我们是计划经济，没有全面货币化，物资调拨的情况比较多，没有大量的现金与苏联进行贸易，而苏联需要我们的鲜活农产品和矿产资源。所以，如果土地上能产出更多的农产品，便能解决这双重压力。
通过在土地上劳动解决就业问题，土地上产出的农产品解决与苏联的贸易问题，农产品的剩余价值通过交换变成商品，商品对应货币便可以解决财政问题。
这样既能解决就业问题，又能解决工业化进程的问题，还能解决发工资问题，这就是“上山下乡”在经济学上的底层逻辑。
城里吃饭是要用钱来买的，没有工资怎么买饭吃呢？而我们财政出现了赤字，发不出工资。如果不把年轻人送到农村，谁来解决年轻人的吃饭问题？
农村对货币依赖度低，物物交换多，钱物交易少，毕竟当时的农村还没有太多集贸市场，因此不需要大量进行货币交易。
村集体可以从全村的口粮中匀着大家吃，一个人的饭两个人吃，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虽然可能吃不饱，但不至于饿死。
因此，让年轻人去农村，成了解决城市就业压力的可行方案。
第一拨“上山下乡”运动主要去的是农场，当时的农场包括建设兵团和干部学校，第一拨“上山下乡”运动从原来的垦荒扩大土地面积变成应对苏联停止投资下的就业问题。
1959年我们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当1962年我们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周边国家觉得整垮我们的机会来了。
因此战争随时都可能发生，而在后来的六十年代里，美国和苏联都扬言要对我们实施核打击。
一旦发生战争，两个超级大国必然会首先选择打击城市，因为城市的建设成本远高于农村，同样一枚炮弹，落在城市和落在农村造成的损失，傻子都知道哪个更大。
为了保卫这个政权，我们从土地上提取的大量剩余价值都用在了应对战争的国防装备上，加紧了研制“两弹一星”。
老人家说，我就是穷得要饭，手里也要有一根打狗棍。
因此，我们当时仅有的一点经济力量，都用在了做这根打狗棍上，留给人民群众可分配的物资自然就少了。
1965年3月，莫斯科会议为标志着中苏两党关系完全破裂。
1966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表示不派代表团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中苏关系彻底决裂。
之后苏联在我们北方边境屯兵百万，随时可能发生战争，当国家处于战争边缘，还要解决就业问题时，无疑只能再次让年轻人“上山下乡”，以保存中国未来的希望。
一旦发生战争，城市成为首先攻击目标，而待在城里的知识青年成了首当其冲被消灭的对象。一枚炮弹过来，城里人不知道会死多少，如果敌人采用核弹攻击，死的人将数以万计。
“上山下乡”不但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还是让年轻人不被饿死，也不被战争消灭。
1966年8月，当“红卫兵”自发组织起来时，老人家接见了红卫兵。
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大串联期间老人家共接见了8次红卫兵，共计1300万，这就意味着至少有1300万人要送到农村去。
“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这便是老人家当时的想法。
由于文革没有按照老人家预想的方向发展，城市中出现了混乱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之下，更需要让不明真相的年轻人到农村去，只有深入人民群众中去，才能明白这场运动的意义，才能远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8年12月，老人家发出了要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
今天的佞人们认为这是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这真的是迫害吗？
我们尊重知识分子，为此还专门在每年的五月一日设立教师节，并且提出了“双百方针”。然而，民国政府遗留下来的部分知识分子却脱离人民群众，他们看不起劳动人民，把自己看得高高在上，妄图变成特权阶层。
由于资产阶级法权始终存在，一些人可以不靠劳动和能力，仅凭地位和权力就能获得巨额收入，这无疑是老人家要反对的现象，但是这个现象很难彻底解决。
为了防止新中国成立之后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也发生蜕变，老人家有意让他们到农村去锻炼，培养他们阶级感情，这样做在今天佞人们的眼里就成了迫害。
1966年，文革运动发生之后，北京个别高校自发组织起“红卫兵”，对于学生运动，老人家采取了支持的态度，而不是打压，他曾对年轻人说过，“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
1968年，老人家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拉开序幕。
由于文化革命运动原因，造成1966、1967、1968年三届的初中生和高中生同时毕业，他们被称为“老三届”，这个年龄段的人在15至18岁之间，称为第一阶段要解决的就业人员，因此他们毕业之后就分配到农村和边疆。
由于当时大部分人都是文盲，所以像他们这种初中生和高中生就算是知识分子了，因此他们便被称为知识青年，简称“知青”。
第二拨“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去的地方不再是农场，而是插队到农村，他们当中的人虽然是务农，但是过的是准军事化生活，有组织性和纪律性。
为什么要过准军事化生活？
因为要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战争，如果没有组织纪律性，战火一旦蔓延到农村，这些年轻人一样会死去。
1968年底，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在我们的北部边境屯兵百万，战争一触即发。
老人家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指示，可见当时的战争阴云笼罩上空。
今天的佞人们会说，老人家为什么不去艰苦的农村？他只会在北京享福。
这话听着就可笑！
一旦战争爆发，你觉得导弹会首先扔在哪里？是北京？还是农村？看看老人家在北京的住处，跟贪官相比，何来享福一说？
老人家经历过艰苦的井冈山时期，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爬过雪山，走过草地，在延安时住在窑洞里，哪一点不比“上山下乡”更艰苦？
老人家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领导人在首都才能让全国人民心安，如果他不在首都，人心会思定吗？
今天的佞人们如何能理解那个时代？如何能理解为了应对那个时代所做的一切？毕竟佞人们早就是香蕉人了。
第二拨“上山下乡”运动主要是为了应对可能爆发的战争危机。
1969年，经过珍宝岛战役之后，美国认为中苏关系已经恶化到战争势态，他们应该重新调整战略，缓和与我们的敌对关系，实现联中抗苏，于是有了乒乓外交和尼克松访华，这段历史我们放到后面详细介绍。
随着西方敌对势力的关系缓和，我们的外部环境相对好转，战争的阴影逐渐淡去。
没有了战争威胁，我们便不用大规模地将知青送到农村，同时跟西方之间有了一定的贸易关系之后，引进了西方的生产设备，便有了一定的工作岗位，有了工作岗位，城市可以吸纳一部分知青就业。
因此，从1970年到1973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人数锐减，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大部分留在了城里，一部分在乡的知青也通过招工回城。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因为这段时期我们推出了“四三方案”，该方案旨在“为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拟用三至五年时间从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总价值为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因此被称为“四三方案”，这个方案我们会在后面详细介绍。
正是因为“四三方案”的推出，增加了工作岗位，所以才有了第二阶段知青上山下乡人数的锐减。
但是，引进生产设备也要用钱购买，花钱就意味着财政支出，财政支出不足以消化这些投资时，又将发不出工资，将再次面临就业问题。
1968年，我们的人口是7.85亿，到了1973年，人口增加到了8.92亿，不断增加的人口，就意味着不断需要增加工作岗位。
“四三方案”只能解决部分人的就业问题，依然无法保证所有知青都能留在城里的工厂工作，于是不得不再次组织知青“上山下乡”。
我们当时度过了最艰难的六十年代，有了可以保卫我们这个政权的“两弹一星”，但工业化的进程还要继续，国防工业还需要技术迭代。
老人家离开的时候，留下的那些高科技研发，依然需要资金的投入。
那时候用于民生的资金确实不太多，为了让更多人活下去，年轻人只能送到农村。
另一方面，当时的文革运动以打击走资派为目的，而上山下乡也是为了让这些知青深入群众，了解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要成为特权阶层，因此客观上也就脱离了走资派，因为走资派不会待在农村，资本一定偏爱城市。
于是从1974年起，开始了第三拨的“上山下乡”运动，一直到1976年老人家离世。
“上山下乡”运动有2000万知青参与，他们为农村带去了知识，去除农村的封建迷信，参与到农田水利建设，改变了农村的面貌，他们将青春献给祖国，用知青的话来说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他们对于共和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上山下乡”运动对于知青到底是毁了他们，还是成就了他们，最终交给读者自己去评判，我们只想告诉大家，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当时是怎么应对各种危机的。
“上山下乡”运动确实有其艰苦的地方，也有其不合理之处，但是请正视我们民族遭受的苦难。
这些苦难不是老人家带来的，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来捍卫这个国家，保护他的人民，他没有私心，问心无愧，今天的人做人不能昧良心。
看看今天那些没有经历过“上山下乡”的代表，他们真正关心过人民的疾苦吗？真正倾听百姓的心声？
他们只知道将双休变成小长假，只知道让妓女合法化，只知道告诉学生读书是为了以后出国和老外交配，只知道编写毒教材毒试卷来祸害我们的下一代。
这些东西难道是人民群众要的东西吗？
年轻人是一个民族的未来，年轻人是一个国家未来的接管者，年轻人的能力和素养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未来的前景，但凡有点理智的人，都会重视对年轻人的培养，更不用说历史上那些雄才大略的人。
我们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出来的国家，即使我们当时一穷二白，也不会忘记对未来的憧憬，而对未来的憧憬就首先要保证年轻人的存在。
今天的佞人们大肆污蔑那个时代的“上山下乡”运动，那么同时代西方的青年在干什么？
同时期的西方青年们，他们没有“上山下乡”，并且过着优渥的生活，但是他们迷惘叛逆，抛弃理性，崇尚暴力，街头群殴时有发生。
然而，这些西方的青年特立独行却极为自私，天天大搞抗议活动和示威游行，高喊着性开放，极度宣扬自由，却不愿承担责任，迷幻药和毒品满天飞，他们留着长发和大胡子，邋遢而不讲卫生，这就是西方的嬉皮士。
一边是知青，一边是嬉皮士，谁代表了未来社会的希望，今天已经有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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