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战结束之初德国对战争反省与日本差不多
在二战刚结束时，德日两国对战争的反省其实都差不多。
战争结束时，德国许多城市变成了废墟。科隆、德累斯顿、维尔茨堡、多特蒙德和法兰克福等城市几乎被夷为平地。当时，德国各地出现了大批“流民”，数百万原来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德裔居民被驱逐出境……因此，战后初年，许多德国人认为自己只是“受害者”，而较少考虑本民族给其他国家造成了多大伤害。
纽伦堡审判 资料图
尽管纽伦堡审判中揭露的纳粹罪行让德国民众感到震惊，但他们普遍认为这是“胜利者的审判”，同时反对各国舆论对德国人“集体过错”的指责，大部分德国民众对纳粹历史的冷漠、沉默，乃至回避，更遑论反思了。
当时许多德国人讨厌非纳粹化，并试图通过互相写支持信和否认信，来暗中破坏这些方案。事实上，大多数德国人都觉得还颇能与纳粹政权共处。毕竟，希特勒带领德国走出了大萧条，在战争期间，德国人比大部分的欧洲人生活得好。此外，战后重建仍然不得不依靠德国人自己，因此这便不得不寻求尽可能多地融合前纳粹分子的办法。于是，德国民众要求赦免部分纳粹。
大批纳粹罪犯获得赦免，大量原纳粹高级文武官员重返政府机关
1949年9月联邦德国成立后，西德政府希望在法律层面尽早结束处理纳粹罪犯，同时特赦大批被盟国判刑的纳粹罪犯。1949年12月西德众议院通过了赦免纳粹分子一般犯罪行为的法案，1951年又公布了“131法案”，批准了除盖世太保和在此前审判中被定为“主要罪犯”的人员外，其他纳粹文职人员均可被重新雇用，1954年众议院再一次赦免了一批纳粹罪犯。
于是，在当时一些有着“明确”立场的纳粹分子从他们的职位上被免职或勒令退休，大多数人在战后或迟或早地都恢复了职位。一些政府机构在40年代后期比在第二帝国期间雇用更多的纳粹党人。尤其在在阿登纳时期，大批的原纳粹高级文武官员因此得以重返政府机关。阿登纳总理府国务秘书戈罗布克就是当年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纽伦堡法》的起草者与评论者。因此，人们称这种现象为“戈罗布克现象”。东德因此攻击纳粹主义在西德复辟了。
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更是在1951年9月就发表声明说：“大多数德国人民反对纳粹针对犹太人的暴行，大多数德国人民与这种暴行无关。”
西德在很长时间对二战中的“反战者”定位：卖国贼
《刺杀希特勒》的主人公斯陶芬贝格 资料图
《刺杀希特勒》的主人公原型独眼将军斯陶芬贝格在在其他国家都把他视为英雄的情况下，联邦德国却有不少人不认为他是英雄。在50年代还有不少西德公民称施陶芬贝是“叛国者”，认为他破坏了德国人“忠于职守”的传统。连二战中德国著名的反战少女索菲·朔尔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被西德定义为“卖国贼”。
更过分的是在一段时间里，西德政府甚至不接受二战中因开小差而被纳粹判处死刑士兵家属的上诉，更不为这些士兵平反。理由竟然是依照纳粹时代的法律，反战人士的确犯有“颠覆国家罪”，所以他们是“卖国贼”，而对国家的不忠诚放在任何时代都是应该否定的，歌颂叛国者不利于爱国教育，而且赦免反战人士的罪名对所有参加战争的士兵不公平，也不利于提振德国军队的士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