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法大量增加新劳动力的前提下，改革退休政策就势在必行。如何改革退休政策，是强制性的“一刀切”还是采用一种更富有弹性的方式？我认为后者更可行。
编者按：12月24日下午，“退休政策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举行，会议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主持，主讲嘉宾为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中心主任杨燕绥教授，社科院人口所研究员都阳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雷晓燕副教授。
姚洋：延退问题为何骂声一片？
如果还按现行的退休年龄退休，对于社会而言不仅是劳动力方面的巨大损失，也使得养老成为沉重的负担。与此同时，中国劳动力的数量却在不断下降。在这样的人口形势之下，延迟退休可谓迫在眉睫。
这样一个在学术界达成统一认识的问题为何会招来骂声一片？我认为原因有四个。
首先，中国的退休替代率很高，也就是说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不比工作时差多少。个人需要承担的养老支出较少，大多数支出由社保承担。
其次，有些中老年人更注重照顾家庭，希望退休后照顾孙子孙女。
再次，有劳动能力的中老年人在退休后还可以再就业，不仅坐享养老金，还能拿第二份工资。
最后，由于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没有解决，一部分年轻人也对延迟退休持反对态度，害怕老人不离职使自己的就业压力更大。
因为这些反对声的存在，一些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对退休问题采取讳莫如深的态度。但“理不辩不明”，正因其敏感性和重要性，才更需要专家学者们以负责任的态度和细致的研究向公众阐释目前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的必要性。现在政策方面已经准备就绪，我们要做的不是说服执政者，而是说服公众来接受改革。
雷晓燕：改革退休政策不能一刀切
按联合国的估计，2005年中国的抚养比仍高达4.9，即5个年轻人共同抚养一位老年人；但是到2050年，抚养比会急剧下降至1.4，这就意味每三个年轻人就要抚养两位老年人，这样的负担不可谓不重。
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城市男性不仅比发展中国家的早退休，而且还早于美国、韩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与欧洲国家接近。中国城市女性甚至比欧洲女性的退休年龄还要早。但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却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在无法大量增加新劳动力的前提下，改革退休政策就势在必行。如何改革退休政策，是强制性的“一刀切”还是采用一种更富有弹性的方式？我认为后者更可行。很多人提到跳广场舞的中老年妇女，觉得她们无所事事又影响他人正常生活。事实上很有可能不是她们自己不想工作，而是因为没有工作可做才去跳舞打发时间。所以我的建议就是给个人更多自由选择的机会。如果他们愿意延长工作时间，不仅可以为社会做贡献，还能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
我们可以借鉴美国，即设定合理的领取养老金机制，工作时间越长，能领取的养老金数量越多。如果有人预期自己的寿命较长，就有激励去工作更长时间，以期将来领取更多的养老金。他们创造的价值一部分由个人享有，其余的则可以贡献给社会，这就是一个多赢的设计。
杨燕绥：公众对退休政策存在理解误区
现在的退休政策一言以蔽之就是“抱着定时炸弹，玩着击鼓传花的游戏”。即使改革暂时无法推行，将来也是必然会发生的。
公众对退休政策的理解存在两个误区。
其一，大家普遍认为政府决定是否延迟退休，事实上这完全是由个人行为。个人如果想早退休，可以找出各种早退的理由，而不想早退休的则可以通过退休后再就业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真正由政府决定的是个人何时能领取养老金。
其二，很多人看到反对延迟退休的声音很大，于是认为中国老百姓自己想早退休。事实上不是中国的老百姓比其他国家懒惰，而是因为现在所有的退休政策都鼓励个人提早退休。退休之后养老金上涨的速度比工资还快，延迟退休反而会损害自己的利益。这些政策都是历史形成的，没有及时调整。
从人口结构来看，中国已经开始快速进入老龄社会。这主要有两个历史原因。
第一，在1959-1961大饥荒之后，人口增长率骤增，仅1962年一年新增人口就达到2800万人，这部分人今年正好在50-55周岁的区间内，其中女性已到退休年龄。2013年第一季度，个别地区退休人数是往年的150%，增长非常迅速。
第二，人口骤增后中国就开展了计划生育，当时错误的把计划生育单纯地等同于“一孩家庭”，导致人口出生率出现断崖式下降，现在年轻劳动力不足。
一方面是史无前例的庞大老龄人口，一方面是短缺的年轻劳动力，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养老保险账户入不敷出。财政部从今年第一季度开始就已经承认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出现了6亿元的缺口，当时人社部还对此给予了否认，但是从第二季度开始人社部也默认了这一事实，财政部则在每个季度都向公众报告养老基金的缺口。这些都意味着退休制度的改革已经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地步。
改革方案设计的原则建议为“多缴多得、早减延增；企业减负、财政降压；个人选择、前后对接；解决老问题、规划新未来”。在2016-2030年间，可通过激进型（延退）和渐进型（减额）方案，到2031年实现男女65岁、累计缴费35年的领取全额基本养老金的政策目标。现在可以仍然允许50岁就能领养老金，但只能领到全额养老金的75%。随着年龄的增长，领取的比例也要提高。
都阳：鼓励高生产率工人继续就业，允许低生产率工人自由退休
我国现行的养老金体系是现收现付制的，即养老资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期的产出。老龄人口退休后，他们对社会产出的贡献就会减少，社会还要为他们支付养老金。如果这部分成本由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支付，那么养老体系仍然可以达到平衡。也就是说，养老体系可以持续的基本条件就是，就是新进入者的边际产出与退休者的边际产出的差额可以维持养老金的支付。
上述条件是否有可能成立？首先，代际的生产率差异越大，则养老体系越有可能持续。我们都知道新进入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比退休劳动力高很多。如果说劳动力市场是完善的，或是竞争性的，那么新进入者的边际产出应该远高于退出者。但是近几年劳动力市场上的真实情况却并没有预计的这么乐观。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可以看到，18-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远高于其它年龄段，恰恰是这部分人拥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这里存在的原因可能就是劳动力市场制度设计的缺失，或者说是我国目前经济结构不合理，无法给这些年轻人提供适合的岗位导致的。现在经常讨论的大学生失业问题，反映的正是这一现象。
单位劳动力成本越高则越不利于养老体系的持续。中国这几年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十分迅速，尤其是在2003年以后。2003年劳动力成本的参数为34%，但2011年已经超过了40%。在同一时期，韩国、日本等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却在下降。如果要维持现行养老金体系的正常运转，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显然并不是一个好的信号。
综上所述，我认为退休政策改革必须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要承认有一部分群体不愿意延长退休年龄的事实，同时也要针对这一事实进行细致的研究，理解改革的阻力到底在哪里。这样才不至于很武断地提出一个方案，引起公众的反感。事实上，这样的方案也很容易短命。
其次，退休年龄及其制度设计的变化会影响到很多变量，并不仅仅涉及养老基金账户，所以需要全面评估改革可能带来的影响。
第三，一个富有弹性的退休制度很可能比强制性的退休时间更容易让公众接受，我个人认为在鼓励高生产率工人继续就业的同时，也应该允许低生产率的工人自由选择退休。
第四，把退休问题放在整个劳动力市场制度的框架下进行讨论是非常必要的。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