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奇人汪文言
来源：2015-6-27 15:51:47 黄山地方志网
汪文言（?－1625），本名汪守泰，徽州府歙县（今安徽歙县）人，智巧侠气、饶具谋略。狱吏出身，以监生身份游走于朝，参与谋划东林党诸多活动，魏忠贤铲除东林党时被捕下狱，因不肯牵连诬告御史杨涟而被害。汪文言没有进过考场，既不是进士，也不是举人，甚至不是秀才，一个小小狱吏出身，以捐来的一个监生身份混迹官场，最高官职也莫过七品内阁中书，史书上没有他的传记，甚至本土方志里也没有他的名字，然而，这样一个籍籍无名的小人物，后世却有这样的评价：以布衣之身，操控天下。他处事圆滑、左右逢源，以过人的权术和智慧，帮助东林党击垮齐、楚、浙三党。生命的最后关头，宁死不屈选择坚守信仰，生平让人十分诧异。
说是奇人，奇就奇在没参加过科举，却终身在官场辗转腾挪。在魏忠贤杜撰出来丑化东林党人的《东林点将录》中，与汪文言对应的《水浒传》人物是鼓上蚤时迁，其实汪文言对应的那个人，倒与宋江的经历很相似——同是县吏出身，都是以仗义疏财、广交朋友闻名。早年在监狱打杂谋差，在县衙里端茶倒水，以一身江湖义气换得一帮兄弟朋友。来到京城，以捐来的监生混迹官场。明朝官场是讲究出身的时代，科举进士一甲者（前三名）授予翰林修撰、编修；二甲、三甲中选择才华出众者入翰林院任庶吉士；进入翰林院，才有入阁拜相的可能；其他进士可以担任地方官、六部官员或监察官；举人出身就只能从教谕等低品级的小官做起。对连秀才也没有考中的汪文言来说，在朝廷这个波诡云谲的政坛里混，难度可想而知。可没想到他却在京城站稳脚跟，在明王朝高层如鱼得水，并在明末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初迫于生计，汪文言离开歙县投奔东林党官员刑部郎中于玉立的门下当书吏。于玉立被贬官后隐居家乡，不知京中情况，就派汪文言进京广结朋友，了解动向，还为他捐了个“监生”的身份，以利于活动。汪文言慷慨仗义，机灵能干，活动能力极强，加上又有于玉立的举荐，所以很快就与东林党人的关系十分熟络。他很会察言观色，当时东宫伴读太监王安（朱由校的贴身太监）虽人品很好，但由于当时太子朱常洛（朱由校之父）素来不被万历皇帝重视，曾一度想废长立幼，因此王安也受人冷落。汪文言抱着投机心理倾心结纳，逐步拉拢关系，直至信任有加，他在王安面前，经常大言炎炎，品评人物，引得王安更是刮目相看，对他的才学很钦佩。汪文言在朱由校继位一事上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夜，时即位刚一月的明光宗（朱常洛）病危，御史杨涟找到王安秘密商议说，皇上已经不行了，太子应立即入宫继位，以防有变。王安非常谨慎，认为目前情形不明，没有皇上的谕令，如果擅自入宫，凶多吉少。杨涟说，皇上已经昏迷，不会再有谕令，时间紧急，绝不能再等！王安仍然拿不定主意，僵持不下时，在场的汪文言凭着几十年官海沉浮经验，做出了一个判断。他对王安说：杨御史是对的，不能再等待，必须立即入宫。一直以来，王安对汪文言都极为信任，于是他同意了，并带着太子朱由校，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进入了皇宫，成功即位。明熹宗朱由校登基成功有赖于东林党扶持，东林党的气势由此更上一层，而参与此事的汪文言也加深了与东林党的联系，并最终成为东林党核心成员。
光、熹之际，朝廷上有刘一燝辅政主持，内宫中有王安调度，所以诸事能够稳妥施行，汪文言在其中负责联络传递信息，出力较多，因此而被魏忠贤指为“鼓上蚤”。汪文言虽然官小,但他杰出的活动能力使他成为东林党实际上的组织者和灵魂人物。明末朋党之争异常激烈，朝廷官员中除了东林党之外，还有楚、浙、齐三党，三党联合对东林党加以制衡，虽有皇帝的信任支持，东林党也处处掣肘。汪文言是东林党中的异类，是因为在书生气泛滥的东林党人中，他是为数不多的务实政客。在与其它三党争斗中，汪文言成功运用离间计，鼓动梅之焕、拉拢官应正，打破了楚、浙、齐三党联盟，为东林党击溃三党奠定基础。
汪文言是令人称奇的，因为他一生追逐利益、投机取巧，却在最后关头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不惜以鲜血和生命来捍卫，证明了不愧是一个标准的东林党人。自打出道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物，之所以加入东林党，不是为了正义，而是为了混饭吃。他的一生，都是和虚伪、圆滑打交道，他的每次选择，都是为了利益，都是妥协的产物，然而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却丝毫不含糊，这不仅令人称奇，更是令人称道了。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九月，王安被魏忠贤算计谋杀后，汪文言骤然失去了政治屏障，遭人弹劾，丢了“监生”的身份，被赶出京城。接着又被御史梁梦环弹劾，被逮下狱，后在东林党人的帮助下得以无罪释放，没想到因祸得福，由此而人气大增，首辅内阁大学士叶向高也延聘他为内阁中书，东林党的赵南星、韩爌、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都与他往来密切。天启四年（1624）六月，东林党人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东厂提督太监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但未获成功。天启五年，魏忠贤势力日盛，羽翼已丰，意图陷害杨涟、左光斗等“六君子”，由于杨涟等人立身清正，抓不到任何把柄，于是魏忠贤决定以身微言轻、留人口实的汪文言为突破口。天启四年（1624）吏科给事中阮大铖上书，弹劾汪文言、左光斗互相勾结，祸乱朝政，由此被下诏狱。魏忠贤授意锦衣卫指挥使许显纯严刑拷打汪文言，施以“械、镣、棍、拶、夹棍”酷刑，意图引出杨涟等人受贿，然而口供始终只有一个“我不知道”。
当汪文言的侄子买通了看守，在牢中看到不成人形的汪文言时，禁不住痛哭流涕，汪文言用镇定地语气对他说：“不要哭，我必死，却并不怕死！”。穷凶极恶的许显纯更加毒辣，用针刺破文言之右耳膜，用钳子拔掉左手五指指甲，拔掉他的肋骨，汪文言痛不欲生，下肢尽残。无论许显纯如何折磨，得到的永远只是一句掷地有声的回应：“世间岂有贪赃之杨大洪（杨涟）哉！”。无奈许显纯只得伪造证词，奄奄一息的汪文言用尽最后的力气，怒斥道：“尔莫妄书，异时吾当与尔面质！”这是他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在长达二个月的残酷迫害后，1625年春，汪文言在狱中被害，至死没有屈服！没有出卖自己的朋友，没有出卖正义。在明末那样一个污浊的时代，许多人容易做的，是用权谋诡诈来保护自己、击败对手；难以做到的，是像东林党中的杨涟、左光斗、周顺昌等人那样，甘愿以清白正直的君子之行对抗邪恶，即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但最难的，是像汪文言那样，不拘小节而又深明大义，在圆滑机敏、八面玲珑的外表下，仍坚守着正义的底线，纵然没人知道他承受的痛苦和付出的代价，也无怨无悔，这个出身卑微的人物，后人了解的全然不多，好在明史《魏大中传》和《二十四史札记》中还是留下了关于他的精短描述，这已足够今天的我们从中感受那永不磨灭的人性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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