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W中文网讯，据国外媒体报道，中国众多外资、合资的制造业企业纷纷上演“加薪潮”。伴随着加薪的浪潮，不少西方人士担心，中国劳动力价格在上升，中国必然会向全世界转嫁人力成本。其实，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
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到来，全球经济已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竞争格局，以美国为主要的北美集团，在奥巴马的再工业化的政策推动下，不仅在新能源领域继续保持优势，而且依靠其强大的制造业优势，已经进入一个复苏的局面。受希腊债务危机影响的欧洲，虽然在各方的努力下稳定了下来，但是复苏迹象非常缓慢，整个局面不容乐观。中国则在国内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下，率先进入到了一个复苏的局面。此外，被誉为金砖四国的印度、巴西也进入到了一个较快的复苏时期。
这种复苏的差异性，实际上已经造成全球制造业新一轮的成本投票。从本质上来说，也是全球制造业在利益分配上的一种较量。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随着成本上涨，尤其是跨国企业巨头，在这方面的担忧是不可避免的。
不过，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新兴经济体劳动力成本上涨是必然的，希望劳动力永远“物美价廉”并不现实。一直以来，中国都将人工成本当成制造的最大竞争优势，这种利用人口红利的发展模式，确实让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从而完成了前期的资本积累。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虽然地方经济得到了发展，但是针对发展环境的配套设施却缺乏相应投入，从而提高了制造业的发展成本。由于长久以来中国劳工都处于产业价值链最低端，许多时候一件发达国家拥有知识产权的商品，中国劳工成本大约只有1%至5%左右，而30%甚至50%以上的利润都被发达国家拿走。所以说，发达国家的让利应该是适应中国价格的合理之道。
但是，利润的诱惑显然不是那么容易更改的。那些习惯了高利润、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企业来讲，一定会千方百计逃避承担中国劳工成本上涨的责任。
可以预想，一方面，西方国家会恢复制造业，通过减少进口的方式，平衡“中国制造”价格压力；同时，西方企业必将加大与中国各地出口企业的谈判力度，想尽办法压低“中国制造”的商品出口价格。另一方面，一些在中国设厂生产的外资企业，还会要求当地政府要有更多的优惠政策，否则，就会提出将企业搬到印度、越南等地。在过去，“撤资”之说对许多地方政府来说，一直是屡试不爽的招数。
此时，就是考验中国制造业尤其是那些出口企业的时候了。放眼全球，那些西方企业如果只想冲着劳动力成本低去各国投资设厂，选择余地其实并不大。缺乏成熟工业基地和产业链条的东南亚国家，进入的门槛和难度并不容小看。印度的法制状态和社会发展水平，同样也无法与中国相比。
更何况，受中国需求的带动，中国周边国家的经济复苏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原来的预期，中国正在成为周边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而离中国市场越近、离中国消费者越近，显然对企业发展最有利。因此，在中国以外的市场设立企业，不仅有许多实际困难，进行转移的企业还可能失去中国市场。
另外，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计算，以当前中国制造的性价比看，就算西方国家恢复了本地制造业，在短期内，“中国制造”依然有一定的竞争力。据最新的统计，中国依然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外商投资目的地之一。所以中国各地政府和企业必须对此有充分的信心和全球视野。
德国制造业是全世界成本最高的国家，但是他们生产的是像宝马、奔驰这样的高附加值产品。就连中国的地铁设备也是从德国进口的。为什么德国能生产这些高附加值产品？因为得益于德国特殊的人才培养制度，即具有高技能的技师人才的培养，德国技术人才分为两条路——工程师和技师之路，他们待遇相同，有时技师的收入还高过工程师，因此他们能生产出像宝马和奔驰这样精美的产品，高技能的员工决定了德国差异化战略的成功。
不可否认，中国与西方国家在“中国制造”的商品价格战上，会有一场残酷的博弈。中国劳工的成本已经只能升不能降，中国出口企业也不能只做不赚钱或赔钱的生意；相比之下，一直有着高利润的西方有更多后退的空间。这个时候，双方比的就是信心和定力。如果没有自信，通常就会在利益竞争中败下阵来。
当然，这并不等于中国出口企业和各地政府就不做自我提升。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升同样需要中国做出更多的补偿。中国可以针对发展环境配套设施的一些薄弱环节，比如采购、运输、库存等方面，进行成本的重新运营和核算。有研究显示，这部分薄弱环节的中国成本是日本企业的一倍以上。如果能把中国国内产业链成本降低，“中国价格”势必仍有很大说服力。此外，中国也可以借机进行出口产品升级。如果说过去“中国制造”是“物美价廉”，那么在未来，实现“中国制造”的“物更美、价很平”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总之，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升而带来“中国制造”价格的提升，是非常正常的。不过，“中国制造”价格的提升并不是漫天要价，而是一种漫长的调适过程，直到让中国与世界都完全适应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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