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号称“天下第一奇书”。《金瓶梅》的不解之谜很多，譬如作者是谁？故事发生在何地？书中人物有无现实原型？该书是应该禁绝的“淫书”还是名垂千古的现实主义名著？解开这些答案，因为有着时空的阻隔，确实很难。数百年来，全国各地的学者精英和名人雅士都想解开这个谜，但假说万千，莫衷一是。人们仿佛在接触到事实真相的那一刻，众多的新迷雾又接踵而来。
不过，有个地方，这个城市的学者们孜孜不倦研究这部奇书数百年，他们不约而同而且充满自觉责任地以批评《金瓶梅》、研究《金瓶梅》和探索《金瓶梅》这部奇书为己任。这个地方就是徐州。
徐州古称彭城，已有6000年灿烂文化。帝尧时建大彭氏国。有2500多年建城史，是江苏境内最早出现的城邑。夏禹治水时，
把全国疆域分为九州，徐州即为九州之一。明清之际，徐州城虽屡遭洪水毁害，但南北要冲、五省通衢的地理位置颇为重要，是江南梁米漕运北上京师的咽喉之地。因而从明中后叶开始，徐州城繁花似锦，商贾云集于城南户部山戏马台故地，也萌生了资本主义商业的萌芽。在那个封建道德掣肘与商业物欲二元悖反的时代，科举无望的举子们容易最终将自己的命运同世俗生活勾连在一起，“三言”的冯梦龙、“二拍”的凌蒙初如是，在徐州则出了一位影响中国文学史的大家，那就是张竹坡。
张竹坡（1670-1698）名道深，字自德。祖籍浙江绍兴，明代中叶迁居徐州。数十年经营，彭城张氏成为彭城望族，满门进士，络绎不绝，然造化弄人，唯张竹坡这支仕途不顺。虽竹坡聪慧斐然，但自15岁参加乡试，一生忐忑。故而在其26岁时的1695年，开始评点《金瓶梅》。他的评点，成为后人评治该书的范本，至今无人能够超越。他评点该书的主要观点是：一是《金瓶梅》是“第一奇书”而非“淫书”。这一观点具有颠覆性的开创意义。在封建礼教的主流卫道语境下，张竹坡此论是担着风险的，是将自己完全同主流意识形态逆反，折射出他融入底层社会现实的真实心态。二是他首次提出了文学典型论的观点，引入了中国文艺批评的新概念，既是文学升华也是美学超越。张氏典型论立起了现实主义文学的骨架，和西方文学评论无意识地实现了对接。三是他将《金瓶梅》不单看作世俗小说，而是视为“史公文字”，甚至将之看成《史记》，所谓“《金瓶梅》是一部《史记》。然而《史记》有独传，有合传，却是分开做的。《金瓶梅》却是一百回共成一传，故知作《金瓶》者必能作《史记》。”（读法三四）“《金瓶梅》断断是龙门再世。”四是对于作者的评价，最为真切，非独同等生活历练不得其味。“作《金瓶梅》者，必曾于患难穷愁，人情世故，一一经历过，入世最深，方能为角色摹神也。”
有趣的是，由于张竹坡一生郁郁不得志，加之主流社会对《金瓶梅》的忌惮和讳莫如深。学术界曾一度怀疑张竹坡是否真有其人，张氏和《金瓶梅》作者被列入“金学”的两大谜团。
而破解这一谜团的则是由竹坡诞生300多年后的另一位徐州学者吴敢所完成。吴敢世居丰县，是汉高故里人士，先求学于浙江大学，80年代初成为徐州师范大学（时为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首届硕士生，师从著名语言学家廖序东先生和当代文学名家吴奔星先生。1984年3月，吴敢先生到武汉参加中国古典小说理论讨论会，受与会专家的启发，促成了他成为“金学”权威的学术历程。
首先，他力求破解张竹坡的身世之谜，这是研究“金学”的学术钥匙。好在张氏是彭城望族，后裔遍布城区和周边县市。他首先从徐州名人张伯英先生的世系入手，掌握到了张氏尚存一部族谱的确切消息。顺藤摸瓜，他在张氏后人的协助下先后发现乾隆四十二年刊本《张氏族谱》，康熙六十年刊本《张氏族谱》与道光五年张协鼎重修刊本《彭城张氏族谱》各一部，从而证明了张竹坡的身份和生卒年月。
其次，破解“金学”的第一谜团后，吴敢先生在学术界威名大振，1987年吴敢同时推出的《张竹坡与金瓶梅》、《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两部学术著作，对于推进有关张竹坡本人及其《金瓶梅》评点的研究贡献尤著。学术界咸认为，1989年6月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江苏徐州的召开以及“中国金瓶梅学会”的成立与《金瓶梅研究》的创刊，有力地促进了金学研究的全面拓展和高度繁荣。可以说，是吴敢先生使徐州成为国际“金学”的研究中心。
近年来，随着大众文化的鹊起，包括《金瓶梅》在内的古典名著也有多元化解读的倾向，这对于“金学”研究的普及化是有推动作用的。针对于作者考据这个千古谜团，一位徐州的学者发出了另一种新颖的观点----徐州师范大学的李洪政副教授在其著作《金瓶梅与徐州》中认为《金瓶梅》的作者是明万历年间在徐做过判官的王寀所著，所写的人和事都发生在徐州城里。李副教授甚至考证出书中明代的县前街和狮子街就是现如今的少华街和青年路。
哈哈，不管学术界如何看待这部准学术拙作，但也给“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思路，平添了鲜活气息。
300多年的时空流转，一部现实主义的不朽巨著和一个城市如此紧密相联的在全球范围内也不多见。徐州，真的和《金瓶梅》不解之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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