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看科外书，学霸变学渣
在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中，左宗棠可谓最具传奇性的一位。
清朝中兴四大名臣，从左至右依次为：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
十六岁前的左宗棠，是不折不扣的学霸。他十五岁时取得童生的资格，十六岁参加府试拿到第二名的好成绩。接着只要再通过院试就可以成为生员，如此一路考下去，就可以顺风满帆地跻身精英行列，无论做官还是在野，都是这个帝国特权阶层的一分子。
但是，就在十六岁这年，左的母亲不幸去世。按清朝的规矩，孝子要丁忧二十七个月，期间官员必须离岗，考生不能考试。似乎是为了佐证祸不单行的老话，左的母忧还没有结束，他的父亲又去世。于是接着守父孝。
就是这个时期，左宗棠逛书店的时候买到了一部书。这部书让他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让他为之废寝忘食、心无旁骛，让他为之神魂颠倒、脑洞大开。
但是，他的同学、师长却不以为然，“莫不窃笑，以为无所用之”。并且纷纷预言，左宗棠误入歧途，即将付出惨重代价。
代价确实惨重，就像一个被突然废掉内力的武林高手，左宗棠的科举能力从此直线下跌，一路跌入学渣的行列。
科场连续失利，年龄却越来越大，无奈的左宗棠只好靠捐钱买了个监生，接着又侥幸赚了个举人。之所以说侥幸，是因为左的考卷本来已经被打入不及第，多亏当年道光皇帝下谕旨，指示要加强对淘汰试卷的复查，以免漏掉人才。当时有五千份落榜试卷，最后挑出的复活者仅六人，而左竟成为其中之一，岂非侥幸？
然而，一个人的好运气终究是有限的。到他四十岁的时候，还是要钱没钱，要文凭没文凭，要职务没职务，只能当个教书先生，困顿于天地之间，连同学聚会也没得参加了。
但左宗棠没有后悔，反而时常把那部书拿出来，在常看常新中思考起了一些无人思考的问题。
这究竟是一部什么书？能让他如此沉浸其中，无怨无悔？要知道这个答案，我们就要把历史的时钟倒拨三百年，回到前朝的苏南，寻找另一段奇人、奇事。
奋五世之余烈，穷一生之皓首
在明朝的苏南，顾家算得上是标准的书香门第。但是，就是在这个书香门第中，却连续出现了关心边防、仗剑北行的豪杰之士。
先是嘉靖朝的顾大栋亲自去北部边疆考察，写成《九边图说》一书刊行于世。（注：明朝以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为“九边”）万历年间，他的儿子顾文耀出使九边，悉心舆地，收获颇丰。顾文耀的儿子顾龙章、孙子顾柔谦都有志继承这个传统。不幸的是，顾龙章“请缨有志，揽辔无年”，在顾柔谦九岁那年就不幸过世。顾柔谦精通史学，痛感科举无益于世，有志于制度史和人文地理研究，以补《大明一统志》“于古今战守攻取之要，类皆不详；于山川条例，又复割裂失伦，源流不备”的缺失。不幸又遭逢明朝灭亡的天崩地裂，举家避入常熟虞山隐居，最终贫病交加而死。
临终前，顾柔谦向家人喟叹“四海陆沉，九洲沸腾”，自己这一代人只能做到在下葬时保留故国的衣冠去见先人，后事如何，还看不到分晓。故国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园陵宫阙、城廓山川俨然在望，而十五国（注：指明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幅员、三百年之图籍泯焉沦没，文献莫仿，能无悼叹呼？”故而希望儿子顾祖禹能继承先祖遗志，竟自己未竟之志，对历史、对家族，有一个交代。
顾祖禹“匍匐呜咽”，拜领父命。从此走上一条奋五世之余烈，穷一生之皓首，也要完成父亲遗愿的孤军奋战之路。
顾祖禹（1631-1692）
受经济条件和时代环境的局限，顾祖禹一生主要在苏南地区活动。但他在史地方面的天赋极高，虽然去的地方不多，却能“独身闭一室之中，心周行大地九万里之内外”（彭士望）。他考辨史籍疏漏，论实地险易远近，每能发人所未发，见人所未见。甚至亲临其地的人，看了顾祖禹的著作，也叹为观止，为其记述详细准确而瞠目结舌。至于自然地理背后的军事因素、区划沿革、兴衰治乱，更是如数家珍，让亲临其地的人汗颜无比。
顾祖禹从二十九岁开始著述《读史方舆纪要》，以二十一史为基本文献，结合地方志，出入经史子集之间，旁及稗官野史之言“凡百十种”；考订同类著作一千余家，列为书目。
在交通、通讯极度落后，学术资源极难获得的当时，他写作时使用的很多书籍是历尽困难，徒步远行借来的，全靠自己手抄备份，以保证如期归还后还可随时查阅。又因为他坚决不接受清朝的官位俸禄，所以生活非常拮据，他靠教授私塾自己支持自己的研究，虽然“子号于前，妇叹于室”，也从不放弃自己的志向。如此用了二十一年的时间，十易其稿，终于完成巨著。此后又用了十一年的时间反复修改，至死方休。
数千百年所绝无而仅有之书
这部书，就是让左宗棠神魂颠倒的《读史方舆纪要》。
全书一百三十卷，二百八十多万字，附舆地要览图三十六幅，沿革表三十五份。
卷首录有魏禧、彭士望写的两篇叙，和熊开元、吴兴祚写的两篇序，以及顾祖禹的三篇叙。在第一篇自叙中，顾祖禹追述了自己的家世，并揭明撰写该书的缘起和目的。第二、第三篇叙，则以主客问答的形式，阐明全书大义。并附有凡例二十六则，介绍全书的写作体例。
《读史方舆纪要》手稿
正文一百三十卷，前九卷写“历代州域形势”，以历史为经，以方舆为纬，从上古一直讲到作者的时代。等于是用作者自己定义的“方舆学”的视角，将中国历史重新梳理了一遍。
接下来的一百一十四卷，按照明朝南北直隶、十三省的划分，逐区讲述，以方舆为纲，历史为目，一山一水，一城一池，和战攻守，治乱兴衰，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实在是研读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百科全书。
接着用了六卷的篇幅讲川渎异同，最后以一卷天文分野结束全书。
全书以地理始，而以天文终。看过的人无不叹为观止，魏禧评价此书为“数千百年所绝无而仅有之书”。彭士望说：“读古今上下数千百年之书，以自成一书；兼括数千百年之上，使数千百年下之人不能不读。”
为了这部书，顾祖禹耗尽形神，最终在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辞世，享年六十一岁。除于康熙五年，在朋友的资助下，曾以《二十一史方舆纪要》的书名，出过一个早期简编本外，全本并未刊行于世。
顾祖禹去世后，一开始顾家并不轻易以该书稿本示人，后来实在是家庭穷困，才以出售抄本补贴家用。于是各种抄本便开始在世间流传，后来又逐渐出现了刻本，而且出现了多个版本。俨然有“畅销书”的势头。
究其原因，在于该书规模宏大，很宜于装点门面，加之图文并茂，所以逐渐得到两类人的青睐，一类是以类书装点门面的有钱阶层，一类是以藏书为乐的有闲阶层。因此之故，个别版本刻印非常精美，附图都做成对开的彩页，极其适合藏书家把玩，更使该书身价不菲。
《读史方舆纪要》插图
在这热销的背后，隐藏着的却是一种深深的寂寥。因为顾祖禹当年感于时变，秉承先祖遗志，写出这部书，决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的，更不是供人把玩的。其一番经世济用的志气竟最终湮灭在藏书家的把玩里，不能不令人喟叹。直到这部书出现在左宗棠的面前。
活学活用，学渣变名臣
左宗棠的幸运，就在于他在十六岁就读到了《读史方舆纪要》。左宗棠的不幸，也在于十六岁就读到了这部书。
因为明白了考试不等于学习的道理，左宗棠被孤立在自己的世界中，独自前行。自嘲“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虽然他先后遇到过两位封疆大吏——陶澍和林则徐的赏识。但陶澍死的早，林又因鸦片战争被贬官。左宗棠不免哀叹，除非当今皇上也像当年殷高宗做梦访贤，周文王占卜找到姜子牙那样见到自己，恐怕自己这辈子是没有出头之日了。
但历史的巨浪，让有准备的霸才乘风而上。
以鸦片战争为开端，西洋列强挟工业化、大航海之巨浪，席卷而东，破门而入。海上人乘火轮船而来，侵扰万里海疆。北方的俄罗斯又利用新兴的铁路技术，万里逐鹿，渐逼国门。
内部的持续内战，更使得三分之二以上的帝国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内外势力进而联合，玉门关外似乎即将非复我有。
因为这场大动荡，左宗棠异军突起，尽展平生所学，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内，由一个在野举人，变成了闽浙总督，并加太子少保衔，赏穿黄马褂。
再后来，左宗棠经略陕甘，出兵西北，剿灭阿古柏叛军，收复新疆，更是达到他一生功业的顶端。
在外交上，他利用英俄矛盾；在军事上，主张缓进急战，沿途招揽流民屯田，开发水利，种树绿化，缓和民族矛盾。以求从生态、民生上根本解决西北问题。前后历时七年，倍尝甘苦，此后又推进新疆的立省工作。以武功始，而以文治终。观其前后所规划，每多得益于《纪要》一书的启发。
也就是在这次西征途中，年过花甲的左宗棠以一品大员的身份上书朝廷，要请假回京参加当年的科举考试，成为京师的天字号新闻。朝廷只好特恩赏赐进士出身。也算是出了一口鸟气了。
但是，他本人虽然出了气，却并未能从根本上改革这个国家的教育体制，反而在无意间扮演了旧制度维护者的角色。《读史方舆纪要》也依然在藏书家的手中流传，直到今天，也还是没有几个人能从军事地理、地缘战略的角度，对之进行继承和发扬。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
近代以来，真正能从经世致用角度，对这部书念兹在兹，持之以恒的，是日本军人与学者。
知己知彼，日军师华长技以制华
日本陆军参谋总部是研究《纪要》的本阵。当时日本军方特别注重两部书的研读，一部是《读史方舆纪要》，一部是《大清一统志》。后者名为徐乾学编修，主其事者其实是作为幕宾的顾祖禹、阎若璩、黄仪、胡渭四人。而其中的军事指导和方舆考证主要是由顾祖禹主持。所以日本人拿这两部书作研究，确实是下足了知己知彼的功夫。很多日军将领，对这两部书，简直可以说是达到了烂熟于心的程度。
这个风气同样存在于当时日本的学术界。钱穆先生早在抗战前就注意到，泷川资言写《史记会注考证》，提到地名必引《纪要》，而且是反复征引，不厌其烦，“必为其入侵吾国之野心者所发起”。（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在北线用兵，不从北面攻北平，而是先集中兵力取南苑，然后自南向北席卷二十九军。其南下追击，避开铁路，而以子牙河与大运河为补给线，用兵路径每出乎守军意料之外。其入晋，先取阳高和三千户岭，再攻天镇，兵不血刃而陷大同。再取道平型关入晋中，以第五师团自北向南攻忻口，威胁太原正面，继之以第二十师团、第一零九师团主力和第一零八师团部分兵力自东向西，由河北入山西，取道娘子关，袭太原之侧背。
其在南线用兵，于淞沪会战后期登陆杭州湾夹击我军侧背，取胜后向南京方向追击，除以一路向“长江-太湖”之蜂腰地带作正面推进外，更以一路在海军支援下沿长江推进，一路经太湖之南向南京做外围包抄，再以一路兵济舟横越太湖，迂回攻击我既设国防线之后背。得手后，仍兵分数路，在制空权和制水权的支持下，以大迂回姿态分进合击，先在外围断我南京守军去路，再向南京城展开向心突击。其中一路部队甚至已经迂回至长江之北。
全面抗战初期日军侵华路线图
日军此类行动的背后，首先固然是学自德国的军事地理和外线作战理论，但也不乏来自《纪要》的中国传统地学智慧。可叹国人数典忘祖，至今未明关键所在，简单归因于汉奸引路。却忘了顾祖禹早就告诫国人，苟有备而来，用“乡导”已是末节。当时日军手中的中国地图普遍比中国军队使用者还要精确详细，单这一点就足以让我们好好反思。须知抓几个汉奸很容易，但是以人身道德的臧否，混淆长期的文化不振，动辄以所谓的“民族劣根性”妄自菲薄，却实在是历史的鸵鸟政策。
以我中国之广土众民、源远流长，不乏英雄豪杰之人，也不缺震古烁今之书。但是，人如何用，书如何读，却值得我们反复思量。今天的中国，无疑又到了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在大时代的十字路口前，忆古抚今易，鉴往知来难。正需要每一位有心人真正做到自强自新，方能在个体的乘风破浪中，实现大中华的复兴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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