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郭磊贤，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刘钊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首都区域空间规划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吴唯佳在《规划师》2019年第7期撰文，伴随学术界对智慧城市的批判性思考大量涌现，如何整合智慧城市项目与城市空间发展框架是需要审慎思考的规划决策问题。文章以智慧科技对城市空间形态的一般影响和对新技术“萌发—演化—成熟”规律的客观认识为前提，通过重新梳理海外典型智慧城市项目与所在城市长期空间发展策略的关系，认为现阶段智慧城市建设仍需要立足于重点开发建设地区和局部设施服务系统，采取精明的“智慧城市导向发展”(SCOD) 模式，以解决实际问题，提高整体效益。
[ 关键词 ] 智慧城市；空间发展；空间结构；信息通讯技术
[ 文章编号 ]1006-0022(2019)07-0090-05
[ 中图分类号 ]TU984.199
[ 文献标识码 ]C
[ 引文格式 ] 郭磊贤，刘钊启，吴唯佳．“智慧城市导向发展”的策略与空间模式 [J]．规划师，2019(7)：90-94．
一
理论认识
在智慧城市科技对城市空间的“他组织”过程中，技术与城市空间发展愿景的结合必须在考虑技术的演变特征及技术对城市空间影响的基础之上才能得以实现。
（一）智慧科技遵循新技术成熟度演化的基本规律
在资本市场深度参与的科技研发与应用环境之下，新技术的演化受到投资效益、市场反馈等非技术因素的强烈影响。因此，在时间维度上，新技术的发展路径并不遵循线性逻辑。20 世纪 90 年代，科技咨询公司 Gartner 提出“技术成熟度曲线”，此后这一曲线逐渐成为研判新技术阶段性商业特征的理论工具。根据这一曲线，一项新技术在由研发到成熟再到普及的过程中，将大抵经过从萌芽到过热，进而经历泡沫破灭，最终收获成熟技术，回归理性价值的历程。根据该公司在 2017 年更新的曲线表，与现阶段智慧城市发展水平紧密相关的“物联网平台”“联网家庭”“自动驾驶汽车”等代表性技术已经处于过热期，预计仍需要10年左右时间才能进入技术成熟期，而事关下一代智慧城市的 5G 等技术仍处在萌芽期 ( 图 1)。
由于在萌芽期做出的研发投资和风险投资拥有最大的潜在收益，但经市场炒作后存在泡沫破灭前景，在这个阶段大规模铺开并非技术应用的合理方式。理性的策略在于通过有控制的应用形成多样性示范，待经过市场筛选并积累更多盈利模式后，再逐步推广。
（二）智慧科技促进城市空间对外扩散
与对内重组
城市规划、城市地理领域的相关研究普遍认为，包括智慧城市科技在内的历代 ICT 技术 ( 信息通讯技术 ) 均对城市空间的演化产生促进作用。从近二十余年内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的总体阶段看，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城市内部空间重构、更新提升及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功能疏解与空间扩散方面。
ICT 技术必须依托信息、通信基础设施而实现应用。在技术发展早期阶段，技术服务与设施供给的成本较高，难以实现自上而下的“全覆盖”，相关投资往往集中在具有较高回报价值的有限领域内。这一方面造成了设施与空间的“碎片化”，另一方面也促成了通过使 ICT设施在某些地域内集聚、高配，从而提升信息连接性，进而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城市发展战略。随着以信息技术、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创新产业逐渐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动能，ICT 基础设施的供给状况成为重构城市空间的重要因子，催生了各类科技商务区、科技园区和创新示范区等城市功能区。
同时，ICT 技术也突破了空间距离对城市功能发展的障碍，远离城市中心的区位也可以通过高配 ICT 设施的优势吸引科技创新活动。而信息技术本身也使得企业对于生产要素的整合能力大大提升，高技术产业区域在邻近风险资本及拥有便利交通、高生活品质条件的大城市外围区位形成。已有实证研究认为，ICT 技术是促进多中心大都市区形成的核心因素之一，有助于推动智慧城市走向智慧区域，促进特大城市地区与城市群的发育。
（三）城市发展需求与技术供给匹配程度影响智慧城市建设的成效
智慧城市科技只有在能够解决城市面临根本问题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巨大的现实需求并得到广泛的应用推广。尽管城市发展阶段与智慧科技供给水平二者并不存在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但城市在经济实力有限时通常无法支付高昂的智慧城市建设费用，即使引入先进的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服务系统，也有可能因管理能力、数据分析能力与公众配合能力相对欠缺而导致系统整体难以发挥最大效率。这也是超越阶段的智慧城市“乌托邦”无法兑现的重要原因 ( 图 2)。
二
智慧城市项目引导城市重点地区
发展和局部系统改善的一般规律
鉴于上述一般规律，如果能够充分认识到新一代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城市对外空间拓展、对内重组和提升城市设施服务能力的“空间机遇”，并将这一“空间机遇”及过热期结束前的智慧城市科技应用和示范机遇充分结合，便可在城市的局部地区或局部系统中，实现智慧城市项目的落地，引导城市空间的良性发展 ( 图 3)。
（一）利用智慧城市科技促进大城市外围地区承接功能疏解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人们观察到了电话、传真、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等历代 ICT 技术对城市形态与功能演进的实际影响，如由电话 / 传真技术带动的美国边缘城市、受益于电子邮件 / 互联网技术的欧洲多中心特大城市地区，以及新一代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下的城市外围远程办公空间。
近年来，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公共服务紧张的“大城市病”受到决策层和公众舆论的持续关注，国内特大城市致力于通过提升郊区新城功能、疏解非核心功能、规划副中心、建设外围科技研发功能节点与特色小城镇等途径促进大城市地区的均衡、分散化发展。而智慧城市项目也成为相关城市越来越倚重的技术和政策工具。在海外，大伦敦外围的克罗伊登、米尔顿凯恩斯新城通过升级 ICT 设施建设智慧城市，吸引公共部门和科技企业再选址；东京、首尔以国家战略的形式将智慧城市项目纳入埼玉、松岛和世宗等新都心、副中心的建设，促进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等功能的落地。而在国内，北京城市副中心、雄安新区希望借助智慧城市促进非首都功能的疏解，东莞、惠州也以科技小镇等形式承接深圳外溢的生产制造和科技创新功能。
（二）利用智慧城市项目引导城市更新、支持创新活动
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商业消费、文化创意等都曾被普遍用作城市内部更新提升的经济诱导因素。而在科技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城市竞争、城市营销主要标志的今天，智慧城市成为更新地区提升经济形象、培育本地高精尖产业及增强未来城市发展话语权的“关键词”和“新卖点”。对此，海外城市在利用智慧城市实现内城区、边缘区产业与空间结构调整方面已积累了较多实践经验。例如，巴塞罗那通过将位于城市斜向轴线与滨水地带交汇处的旧工业仓储区创设为智慧城市示范区 22@ 区，成功集结了本地科技创新力量，使得示范区成为先进城市科技的展示平台，奠定了巴塞罗那在新一轮城市科技实力竞争中的有利地位；维也纳、多伦多和斯德哥尔摩等先锋城市也通过其位于内城或城市边缘区的智慧城市项目，支持西门子、爱立信、伊莱克斯和字母表等地方经济重要贡献者展示、试验智慧城市新技术。
（三）解决局部领域、系统的城市问题
由于智慧城市在大量应用场景中体现了“省时间、省空间、省距离、省资源”的优势，在提升公共资源调配效率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因此在“条条”层面，智慧科技也具有解决城市设施服务体系中的子系统问题、发挥技术示范效应的功效，以促进城市整体宜居水平的提升。例如，通过信息技术工具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和公共服务拥挤状况，辅助解决城市设施服务整合程度低、重复建设、资源冗余与资源不均、局部短缺等问题。为此，海内外城市普遍在城市层面制定问题导向的智慧城市行动计划：对于政府看准的城市问题，由公共财政出资购买服务、建设相关设施来解决；对于量小面广的其他问题，则由政府建立数据开放共享机制，通过激励手段发动市场和社会的“众智”提供解决方案。
三
海外城市智慧城市项目与空间
发展框架整合实践的群像特征
本文以多个典型海外智慧城市项目为例，进一步阐明整合智慧城市科技应用与城市空间发展框架的精益策略在城市规划前沿实践中的总体和具体表现。
（一）城市空间发展框架与智慧科技
局部应用状况的关系
本文选取东京、首尔、伦敦、多伦多、柏林、迪拜、维也纳、巴塞罗那、斯德哥尔摩和赫尔辛基 10 个相对发达的先锋智慧城市为对象，通过检索、梳理各个城市整体层面的智慧城市行动计划与局部地区的智慧城市开发项目后发现，对城市局部设施服务系统的改善提升是所有城市均想要实现的规划政策目标。但对于人口为 500 万以上的大城市、特大城市而言，智慧城市项目主要落地在外围新城等功能承载区，而对于中型城市，位于内城、城市边缘地区的更新区是智慧城市建设集中地带 ( 表 1)。这一规律特征表明，上述位居全球智慧城市前列的案例城市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将智慧城市项目与局部系统、局部地区发展相结合的总体实施策略。
（二）重点地区的空间特征
上述案例中，位于内城、城市边缘区和大城市外围的智慧城市项目展现了近年来欧美智慧城市研究学者大力倡导的建设“智慧城市发展空间试验区”的思想。
伦敦、东京、首尔等特大城市外围的智慧副中心、智慧新城与城市中心的距离为 30 ～ 120 km，位于城市—区域重要发展廊道，且与特大城市中心城区通过快速轨道交通联系。便利的交通、先进的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及更优的生活环境共同保障由中心城区疏解而出的功能得以充分落地 ( 图 4)。由于新城的城市功能与基础设施较单一项目更具综合性，智慧城市主要通过在原有城市运行体系上进行叠加、升级的方式实现。
而位于更新地区的智慧城市建设项目规模以 2 ～ 3 km²为多 ( 如多伦多、维也纳、巴塞罗那、斯德哥尔摩和赫尔辛基等 )，多坐落于内城或城市边缘区的旧工业区、旧港区和滨水区等。尽管项目具有标志性和示范性，且设施的技术水平更高，但规划设计方案仍注重与城市整体的空间肌理相结合 ( 图 5)。
（三）规划决策与实施重点
在新一代智慧城市科技面前，规划决策者和传统规划技术人员尚难以直接参与到智慧城市技术研发、数据采集及物质体系构建等核心环节，但是根据自身工作特征，可以凭借对技术和空间的整合能力，在以下 4 个层面发挥重要作用：①在宏观战略层面，规划专业需要将智慧城市项目与城市空间发展和结构重组的战略愿景相融合，协调好技术、社会、经济与空间发展等多个不同维度( 图 6)；②在空间布局层面，规划师仍应坚持设施空间的邻近性、可达性、混合性和多样性等基本原则，不因技术优势的客观存在而降低对规划方案合理性的要求；③在中观用地保障层面，规划师需要将智慧科技对能源、交通等市政类用地的技术需求与智慧城市项目对示范性、公共性的要求结合起来，在开发与控制规则层面仔细考量新需求与旧标准的结合问题；④在空间与设施设计层面，应主动推动各类传感器、管线装置等智慧城市设施与城市公共空间、街道家具的整合设计。
四
结语
在整合智慧城市理念、技术与城市空间发展框架的实践趋向下，一种“智慧城市导向发展”(Smart City Oriented Development，简称“SCOD”) 模式，即通过优先投放与智慧城市项目相关的空间、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资源，引导城市重点地区开发建设与局部系统更新改善的新模式正在海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锋城市陆续浮现。对于同处智慧城市探索阶段，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仍相对落后的我国各大城市来说，有必要充分借鉴该模式“以解决实际问题、提高整体效益为目标”的基本理念，充分利用城市政府的顶层统筹优势“导控”智慧城市科技应用，尊重技术演化规律，审慎利用公共投资，使智慧城市项目成为推动当前促进城市空间演化重组、提升城市建设水平的重要支撑动力。
来源：2019年07期《规划师》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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