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外交使節會議上的講話

2019年8月27日，巴黎

第二部分

總統們，

總理們，

部長們，

國會議員們，

大使們，

女士們先生們，

親愛的朋友們：

下面我重點講法國五個需要優先采取行動的事，同時穿插我對世界局勢的理解和認識。

法國第一個需要優先采取行動的事：爲了在當前混亂的國際局勢中實現法國的戰略目標，我認爲我們法國必須成爲一股平衡力量。

要想成爲一股平衡力量，法國必須證明我們是一個好的國家，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工業能力。即使最近幾十年我們在很多領域喪失了原有的權力，現在爲了這個目標，我們必須重新建立原有的力量。這不僅是我們國家，也是整個歐洲的核心議程。

法國長期以來一直是軍事、外交大國。我們軍事力量的強大是建立在對軍隊的投資、軍事預算法案、軍隊的素質和軍隊的影響力之上的。可以說，我們是無可爭議的先進的歐洲軍隊。在當今的歐洲，除了我們以外，無人有此等的活力、戰略資源、人力資源。這是一個關鍵。我們現在依然是外交大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我們現在依然在歐洲和許多聯盟中發揮核心作用。

但是，之前我說的是我們必須成爲一股平衡力量，這意味著我們（不能被束縛住）必須如同過去一樣（戴高樂主義時代）有采取行動的自由，保持自身的機動性和靈活性。我們要作爲一個不結盟國家站上世界大舞台。

這一點我想特別強調。

我們現在有盟友。我們身處歐洲，我們需要和我們的歐洲夥伴一起合作，需要尊重我們的歐洲夥伴。我們在世界各地都有盟友。我們還有個重要的盟友——美國，我們和美國在戰略和軍事領域是盟友。但我們並不能簡單地認爲盟友的敵人一定是我們的敵人，盟友的敵人我們就一定不能與之展開對話。我們不是那樣的大國，法國是一個開放的大國。這個理念是我認爲法國的強大所在。

因此，如我們最近幾個月所看到的一樣，在重大危機和衝突中想要作爲一股平衡的力量，我們需要我們具有自己特有的戰略，這個戰略既要符合我們自身的利益，也要有利於協調國際關係。

我無法給大家羅列所有的例子，但有個例子可以說一說：伊朗問題。

我們爲“敘利亞沖突降級區”的形成創造了條件，而最近幾天發生在比亞里茨（Biarritz，法國西南部城市，本屆七國峰會舉辦地）的事情剛好是一個例證。

過去兩天，我們的外交部長和財政部長開始著手一些具體細致的工作，此舉不單單是爲了改善目前中東緊張的局勢，更是爲“敘利亞沖突降級區”創造條件並提供解決方案。他們的工作可能會持續幾周，甚至幾個月。

衆所周知，法國並不是“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JCPOA）的發起者，也不是特別積極的參與者。2015年的某個時刻，這個協議的某些條款甚至變得更爲嚴苛，（伊朗依然簽訂了該協議）。可如今的局面是：協議簽畢，發起者美國卻退出協議，美國此舉導致協議其他方均處於極其尷尬的境地。大國之間觀念和政策上的差異可能會導致該地區沖突升級，後果不堪設想。

我認爲，在這類沖突中，法國需要扮演的角色是：一方面，確保大國之間的一致性——正如我們在此次七國集團峰會上傳達的兩條明確信息，這兩條信息得到了所有人的贊同：

1. 在座各位都不願意看到伊朗擁有核武器；

2. 所有人都想看到一個穩定和平的中東。

換句話說，各方均需克己復禮，避免做出任何威脅該地區和平及穩定的行爲。

另一方面，各方應該竭力促使伊朗重回談判桌，確保“敘利亞沖突降級區”不會由於主要談判雙方（美國與伊朗）缺乏溝通而失效。對於這一點，我們已經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

在與伊朗的雙邊商討中，我認爲我們應該在對伊朗方面提出額外去核化要求的同時，也給伊朗提供具體的經濟補償方案，類似這樣兼顧多方的方案看起來比較具有可行性。這樣至少能夠爲短期內減少沖突並重啟和談提供可行性和創造潛在條件。我們法國在歐洲夥伴的支持下做到了這一點，同時也全面展現了法國作爲一支平衡力量的存在。如同我們在七國集團峰會中表現出來的重要性一樣。

爲了確保法國在世界主要沖突中能有類似的表現，我們必須張開雙臂擁抱我國的外交獨立和戰略自主。而這種“獨立性”需要建立在重新審視法國與某些國家之間關係的基礎上。說到這裏，我知道某些外交理論家會說：我們也有“隱形政府”。不少人都覺得總統經常是說一套做一套，大家潛意識裏的想法是“他想說啥就說啥吧，反正我們知道現實是不一樣的，事情還會和以前一樣，沒什麽會發生改變”。

其實，大家不應該這麽想。首先，如果大部分民衆都有這種的想法，這會讓整個國家、整個社會陷入失靈的狀態，因爲它破壞了總統的公信力。總統是民選出來的人民代表，破壞了總統的公信力也就破壞了人民代表的公信力。

更重要的是，這様思考問題會讓政府難以采取有效行動。

我們有能力重新評估我們法國與某些國家的關係嗎？拿俄羅斯來舉例。我知道你們當中許多人每天的工作就是埋頭於各類檔案之中，而那些檔案中記錄了各種對俄羅斯的不信任和質疑，其中很多記載的確屬實。

自柏林墻倒塌以來，我們與俄羅斯的關係就是建立在這種不信任之上的，其中也包括了一系列的誤解和誤會。

雖然我懷揣重啟兩國友好關係的美好願望，但我也知道前路困難重重，天真的想法註定行不通。可我們有朝著這個方向努力的理由。法國是歐洲重要的一分子，俄羅斯也是。如果我們無法在未來某個特定的時間點與俄羅斯攜手共同前進，那我們就會在緊張的局勢中止步不前徒勞無功，繼續深陷遍及於整個歐洲的各種沖突之中無法自拔。歐洲也將伴隨著美蘇冷戰的遺毒，繼續成爲美國與俄羅斯之間戰略競爭的舞臺。如此這般，我前文提及的歐洲文明復興根本無法啟動。

如果我們不能深刻地重新審視與俄羅斯的關係，我們既定的戰略目標就無法實現。同樣，把俄羅斯完全推離歐洲的做法也是錯誤的，這樣做的後果有兩種：

1. 徹底孤立俄羅斯，加劇世界局勢緊張；

2. 把俄羅斯推向其他大國——比如中國，中俄兩國結盟，這也完全不符合我們歐洲的利益。

同時，必須指出的是，雖然我們和俄羅斯的關係是建立在不信任的基礎之上，但它有歷史淵源，且有據可循。

我們親眼目睹了網絡黑客攻擊、民主國家的動蕩和一個與歐盟針鋒相對的極度保守的俄羅斯。而這一切基本上都發生在1990年代到2000年代這個誤解叢生的年代，那時歐洲根本沒有制定任何自己的戰略計劃，逐步淪爲西方世界的特洛伊木馬——終極目標：摧毀俄羅斯。

而彼時的俄羅斯卻在西方世界逐漸瓦解、歐盟不斷衰弱的大環境中蒸蒸日上。

事實就是如此。我們可以選擇捶頭頓足，可以選擇爭論不休，但這樣做毫無益處。而向俄羅斯滿懷愧疚地示弱，慷慨地表示讓我們不計前嫌互相擁抱，這樣做對我們同樣無濟於事。

我相信我們必須要做的是重新審視和評估那些最根本的東西。所謂最根本的東西是我們必須在歐洲建立一個全新的基於信任和安全的架構體系。因爲如果無法緩和、無法理清我們與俄羅斯的複雜關係，歐洲大陸就會一直處於動蕩不安之中，永無寧日。

需要明確的是，這顯然並不符合我們某些盟友的利益。他們中的某些人會敦促我們對俄羅斯執行更多且更加嚴厲的制裁，因爲這樣才符合他們的利益。即便他們是我們的朋友，但顯然他們並不會爲我們著想。

在我看來，要實現我之前提到的目標：在世界成爲中美兩國兩極化的風險之上，重新建立一個真正的歐洲秩序。這就需要成功打造一個歐盟和俄羅斯之間的共同戰線。

我們必須重新思考那些正在塑造歐洲的同盟關係，拋棄過去的成見，與俄羅斯建立一種全新的關係。

爲了達到這一目標，我上周在布雷岡松堡（Fort de Brégançon，法國南部城市）同普京總統進行了會談，我強調法國和俄羅斯必須一步一個腳印踏實地朝著建立一個全新關係的方向前進。

而可惜的是，每一天我們都會發現這條前進的道路阻礙重重。這是我們必須習慣的現實，因爲包括俄羅斯在內的東西方陣營都會嘗試動搖這個秩序的建立，因爲它實在涉及到太多相關方的利益了。

當我們的國家主權或是我們盟國的國家主權受到威脅的時候，我們必須團結起來。但這種團結必須建立在戰略思考的基礎上，我們應該設定對己方有利的堅實條件，其中這些條件應該充分考慮：

1. 如何破解歐洲大陸沖突的僵局；

2. 共同反思常規武器、核武器、生化武器的軍備控制問題。

看看我們現在的處境：歐洲當前的軍備受控於美國和俄羅斯在冷戰結束前簽訂的條約之下。

難道這就是我們歐洲人的命運嗎？（始終受制於美國，成爲美國制約俄羅斯的橋頭堡。）我不這麽認爲。因此我們必須與俄羅斯展開對話，否則導彈會重新落在我們的土地上。

此外，我們必須重視太空戰略。順便提一句，我們過去曾經很重視太空戰略。據我所知，我們在太空問題上的主要盟友並不是美國。

同樣的，我們必須考慮網絡安全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被落得很遠。

網絡黑客襲擊每天都在發生，但我們必須實事求是地面對，敢於公開地、客觀地討論這個問題，爲與俄羅斯重建信任付出堅持不懈的努力。同時，我們還必須進行一個真正的戰略性討論，爲在廣義層面上實現網絡技術的自主不斷創造條件。對此我深信不疑。

要做到這些絕不容易，你們每天都可能發現有這樣或那樣的理由和證據讓你們別那麽做。請你們不要向挑釁低頭，請你們一直捍衛自己的利益和國家的主權，請你們保持堅強不屈。

而且我也堅信我們必須進行一次徹底的重新洗牌，重啟與俄羅斯的對話，逐步與其建立面向新時代的全新關係。讓我們一起朝著這個方向努力，這是取得成功並實現歐洲復興戰略的必要條件。

這是歐洲各外交部長和國防部長在幾天後訪問莫斯科時將要做的事情，他們將恢復歐洲與俄羅斯“2+2”對話（即雙方外長和國防部長對話）。

這是我們通過與普京總統的持續對話所取得的結果，我們將爲此設立專門工作組，不斷推進這一共同架構。

顯然，在這方面取得決定性進展的原因之一是我們在俄羅斯與烏克蘭沖突以及執行明斯克協議方面所展現的政治魄力和執行力。

在這方面，最近的討論已顯示出具體的進展，這將促使我們與各財政部長們一起提議舉行一次新的諾曼底模式的首腦會議，時間大約是幾天以後。

我可以想象，你們當中的某些人對我說的話會產生懷疑。但我以總統的身份要求你們沿著我剛才所說的這條道路前進。因爲我堅信這是正確的道路。

爲了充分展示我的觀點，我想請大家集體思考下俄羅斯自身可能選擇的戰略。

看看俄羅斯這個偉大的國家：由於我們西方世界的衰弱，它獲得了回旋的餘地。在過去五年裏，俄羅斯在每一次重大沖突中都發揮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可以說，由於美國、英國和法國的變弱已成爲事實，俄羅斯現在站上了世界舞台的中心。

我們過去一直劃定一道紅線，但這道紅線被俄羅斯輕鬆越過去（克里米亞事件），而我們沒有采取行動。普京領導的俄羅斯非常清楚這一點，他們不斷得寸進尺，我們卻沒能及時做出回應。

我們不能在自身式微的時候選擇躲避，我們必須選擇一種方法回應。對我們的鄰居俄羅斯采取高壓手段是不符合我們的利益的，對他們一味退讓也不符合我們的利益。

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下，俄羅斯幾乎最大化了它所有的利益：一方面俄羅斯的勢力重回了敘利亞，重回了利比亞，甚至重回了非洲，這是因爲我們的變弱和錯誤造成的。另一方面，俄羅斯出現在世界每一個重大危機中，並扮演關鍵角色。

這種情況會一直持續下去嗎？我並不這樣認爲。

我們需要不斷反問自己的是：如果我是俄羅斯的領導人，我會怎麼做。

換成我是俄羅斯領導人的話，我會停下來進行思考。因爲我（俄羅斯）擁有巨大的軍事力量，一方面大量地武裝自己，另一方面威懾我的鄰國。但我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卻僅僅和西班牙一個水平線。我的國內人口不斷下降，我的人口老齡化問題在日益加劇。而且我的國內政治具有重大隱患。

處於這樣的大環境下，你認爲俄羅斯能夠持續像過去五年一樣強勢下去嗎？而且我認爲俄羅斯不會把自己的國家命運與極少數特定的盟友比如中國完全綁定在一起。

因此我認爲我們歐洲將不可避免地會在未來某個特定的時刻，嚴格地設定我們的准入條件，向俄羅斯提供一個全新的戰略選擇。

這將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對此我們必須有所準備，我們也需要在這一點上取得突破性進展。

我們法國作爲一個平衡力量，不單單在歐洲要發揮重要作用，在亞洲也必須發揮重要作用。中國已經變了，世界也隨之改變。我們必須和中國建立二十一世紀新型中歐夥伴關係。在這一點上，我們法國與德國、英國一道，肩負著在歐洲發揮歷史性作用的使命。

關於與中國建立二十一世紀新型夥伴關係，最近幾個月，在中國國家主席訪問巴黎期間，我們有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對話。在巴黎，我和中國國家主席歷史性的第一次進行坦率、真誠和建設性的對話，我們均認可兩國都有責任發展一項有利於雙方的歐洲戰略。

中國有一種真正的外交天賦，即利用我們西方世界的種種分歧來不斷削弱我們。這就是爲什麽我邀請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歐盟前主席容克加入中法之間的對話，這令我們第一次有了一個真正的戰略議程，這個戰略議程不僅是中法之間的，而且是中歐之間的。

我認爲有必要系統地逐步進行這個歐洲戰略議程。有三個關鍵優先事項需要即刻開展工作：

1. 經濟和貿易問題。經貿議程是多邊戰略框架的重要部分，我們必須堅持互利互惠原則。但事實是，我們的企業非常清楚，我們僅能在某些方面獲利，比如民用核能源、農業食品以及航空相關領域。

2. 氣候和環境問題。氣候和生物多樣性是這個多邊議程的重點，中國已經成爲我們在這個多邊議程上的盟友，並且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變著遊戲規則。在大阪峰會期間，全世界迎來了一個特殊時刻：世界各國外長簽署了《2050年碳中和聯盟》（Carbon Neutrality Coalition for 2050）這份具有歷史意義的戰略文件。其中中國承諾與我們共同推進這個議程。而就在幾周前，許多歐洲人還在擔心中國會拒絕與我們攜手。

3. 最後是歐亞議程，促進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與歐洲互聯互通戰略更好地融合。

這座友誼的大廈必須是在嚴格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建造。我們充分尊重中國的利益和主權，中國也必須充分尊重我們的主權和統一，在這方面，歐洲的推動力至關重要。十年前，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犯過一些重大錯誤。

十年前，在應對經濟和金融危機的過程中，歐洲迫使一些國家進行私有化，而歐洲自己並沒有從中獲得利益（真正獲益的是中國）。相反，我們甚至決定將南歐的一些重要基礎設施建設移交給中國，從而進一步削弱了我們自己的主權。

我們不應該指責中國人太聰明，我們應該批評自己太愚蠢。我們不能夠再這樣愚蠢地繼續下去。我要求你們在座的各位外交官充分行動起來，以印度洋-太平洋爲軸心建立法國的戰略布局，這是我們法國對中國戰略的補充。

如果我們希望得到中國的尊重，那我們就必須采取我剛才說過的歐洲戰略議程，立刻行動起來。同時我們必須對印太（印度洋-太平洋）區域施加影響力，以突顯我們的作用。這是至關重要的。

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展示法國在印太區域的實力：

1. 法國在該區域有百萬以上的居民；

2. 法國在該區域擁有海外領土，有8000多名士兵駐紮在該區域；

3. 法國是該區域主要的海上強國之一，法國與美國、中國一樣是能夠在該區域進行真正軍事行動的國家。

到目前爲止，我們在各個方面都沒有充分運用這點。因此，我們必須重新審視印太區域。首先我們需要讓各方面都承認我們是印太區域的重要力量。同時我們要發展一個聯盟，通過印太軸心聯盟與中國發展關係，可以說這是法國對中國戰略的補充，一種非對抗性的互補。

去年我曾經宣布，先印度，再澳大利亞。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合作順序依次是印度、澳大利亞、日本、印度尼西亞和新加坡。根據不同軸心國家的需求進行不同的補充。

我們需要把印度洋-太平洋區域議程提升到戰略高度。幾個月前，在香格里拉會議上，我們已經把這個訴求通過部長級會議在軍事上體現出來了。我們必須進一步強化印太戰略，在外交層面也體現出來。

通過在此區域派駐部隊，通過提供國家發展援助，通過把我國在世界的投資吸引到此地區，從而達成自身的戰略目的。同時我也希望我們能在該區域推廣我們的戰略議程，該議程包含經濟、氣候和技術等多個方面。

我們在該地區有重要的氣候合作夥伴，因爲該區域有許多國家極大地受氣候影響。我們在該區域也有重要的技術合作夥伴。我稍後會回到技術挑戰這個話題上來。

如果我們想在技術和聯通方面取得主權上的成功，就必須在印度洋-太平洋區域采取行動。這些技術不僅僅包含海底電纜，還包含5G技術和其他關鍵技術。這些技術主權需要通過印太戰略聯盟來建立並獲取。

印度洋-太平洋區域裏一些國家擔心一件事：中國通過中國技術完全控制海底電纜。我們作爲印太戰略的盟友，在這方面，印太區域的一些國家與歐洲具有真正的互補性。就這一點上（不讓中國及中國技術完全控制海底電纜），他們與我們的歐洲戰略議程是完全一致的。

因此，印度洋-太平洋軸心區域的國家能夠與我們歐洲在多個層面開展深入合作，我相信我們會在多個領域取得成果。

印度洋-太平洋軸心區域的國家具有地理優勢。在我看來，如果我們能夠利用好這種地理優勢，我們就能夠在該區域建立一種平衡，法國也隨即成爲一種平衡力量，這就超越了我之前談到的危機管理。

法國第二個需要優先采取行動的事：致力於建立歐洲主權。

我已經數次強調這個觀點了。建立歐洲主權是歐洲復興計劃的核心。這一點我和在座的絕大多數都已經分享過了。歐洲主權不是一個空洞的說辭。我認爲我們一直以來都犯了個錯誤：把“主權”這個詞留給民族主義者專用。其實主權主義是個好詞。

[譯者註：主權主義（Sovereignism）：強調獲得並維護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的政治獨立性學說。反對聯邦製（Federation，比如美國、巴西）和超國家聯盟（SupranationalUnions，比如歐盟），支持邦聯製（Confederation，比如獨聯體、東盟）和孤立主義。（聯邦製強調不同政治實體擁有同一中央政府，遵循統一憲法，掛同一面國旗。邦聯製更鬆散，強調不同政治實體沒有實權中央政府，沒有統一憲法，不掛同一國旗。）]

[主權主義經常與獨立運動、民族主義聯繫在一起。法國是主權主義擁護者的大本營，法國歷史上很多次運動都和其有關，比如極右翼領導的法國行動、戴高樂主義、極左翼領導的公民和共和黨運動、右翼民族主義領導的法國國家集會等。]

主權主義體現了我們民主制度和法蘭西共和國的核心，那就是：人民即主權，人民有決定權。但是，如果我們不肯面對這一事實，並失去對事情的控制，這種主權就不會有任何結果。

而民主悖論是：在擁有完全主權的情況下，人民有權選擇一個控制不了任何事情、完全不作爲的領袖。

因此，當今的領導人爲了對其民衆負責，需要自己創造條件，掌握自身命運，采取堅實行動，引領人民走向未來。

（第二部分完  東昊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