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与你是萍水相逢，不是一见倾心，更不是恋爱至上。我们是经过无意的发展，两地相互通信的了解，到有意的、经过考验的结婚，又经过几十年的战斗，结成这样一种战友的、伴侣的、相爱始终的、共同生活的夫妇。……我们的爱情是深长的，是永恒的。……”
1988年中南海海棠花开的时节，已经84岁的邓颖超看着面前盛开的海棠花，写下了一篇名为《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邓颖超用上面的文字，倾诉着对故去的丈夫——周恩来的无限思念……
周恩来与邓颖超两人在“五四”运动中相识于天津，虽然两人并不是一见钟情，但却在之后一生的相伴之中逐渐积淀成深沉的爱。
周恩来与邓颖超初次见面
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是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中相识的，那个时候，邓颖超就读于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五四”运动爆发之后，邓颖超担任了“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
1919年6月的一天，邓颖超和天津女子师范的同学一起去参加一次群众大会，在这次会议中，邓颖超看到毛主席身旁站着一位年轻人，邓颖超看着文质彬彬的年轻人感到十分好奇，于是，她询问了身边的人才知道，这位年轻人正是刚刚才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周恩来。
不久之后，周恩来来到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举行的讲演群众大会上去了解情况，当天他赶到的时候，邓颖超正在台上演讲。
周恩来看到台上慷慨激昂侃侃而谈的邓颖超对她产生了好奇，他悄悄问向了身边一位相熟的女士：“她是谁呀？”
那位女士回道：“她叫邓文淑，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只能靠着母亲杨振德行医和当家庭教师的收入来勉强维持生计。”
周恩来接着问道：“那她现在多大呀，我看着应该有十六七岁了吧？”
女士回道：“不，她现在只有十五岁，是我们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中年龄最小的一位，我们大家平时都叫她小妹。”
“她经常上台演讲吗？”
“恩，她经常会上台演讲的，她是我们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演讲队的队长，十分擅长宣传鼓动，很受人们的喜欢，每次她演讲的时候台下的人常常被感动的热泪盈眶。”
两人正准备继续聊下去，周围突然就响起了一片掌声，两人向台上看去，就发现这个时候，台上的邓文淑也就是邓颖超已经结束了演讲正准备下台。
在她下台之后，刚才与周恩来交谈的那位女士热情地冲着邓颖超所在的方向，大声喊道：“小妹，你过来一下。”
邓颖超赶紧向这边快步走了过来，当她站在两人面前的时候，那位女士开口说道：“小妹，这位是周恩来。”
不等那位女士介绍完，邓颖超就接过了话头，对她说道：“我认识他，前不久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他站在毛主席身边的时候，我看到了。”
就这样，两人在机遇巧合之下结交了对方，之后的日子里，两人也因为革命经常接触。
为了加强斗争的力量，1919年9月，天津学界男女精英周恩来、马骏、郭隆真、邓颖超等二十多名青年男女，成立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觉悟社。
在天津爱国学生运动中，周恩来与邓颖超两人始终是冲在第一线，一心一意忙着救国、忙着斗争。尽管两人志趣相投，但彼此之间都从未想到过男女之事上。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等197名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为了进一步探索救过救民的真理，乘坐法国邮船前往巴黎进修。
周恩来离开中国之后，邓颖超也离开了天津，来到北京师大附小担任教员。
虽然两人相隔万水千山，但彼此之间从未断了联系，在那段时间里两人总是通过信件了解对方的生活。
1923年，邓颖超又一次收到了来自周恩来的信件，与之前的不同的是，这次的信件里面还放着一张明信片，明信片上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周恩来在旁边写道：
“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邓颖超收到周恩来的信件之后不明所以，因为当时周恩来有一位女朋友，因此，邓颖超并未往两人之间的关系方面想。
但是，从那次之后，邓颖超就时常会收到周恩来的信，两人之间的接触也比之前更近了不少。周恩来的信件一如既往地向从前那样频繁却含蓄的表白。
两人关系真正开始的时候，是在不久后的一天，那天，邓颖超接到了一封信，当她看到那封信的时候认出了那是周恩来的笔迹，她高兴的拆开信封，想看看周恩来写了些什么。当她兴致勃勃地打开信封之后，就看到里面放着一张印着油画的明信片。
她将信封中的明信片拿出来，仔细观赏只见上面春光明媚，芳草如茵，三个披散着金色秀发的美丽女郎在迎风奔跑，邓颖超看完之后，将明信片翻过来，上面写着三行字：
“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地奔啊奔！”
邓颖超看着面前的明信片陷入了沉思，她不断回忆着与周恩来认识之后的这段日子，在她回忆的时候，一个大胆的推测出现在了她的脑海之中，她突然意识到为何周恩来最近如此频繁的来信。
出于一个姑娘的矜持，她在信中以工作的名义试探的询问周恩来：不是之前一向抱着“独身主义”的吗？现在有什么想法？
邓颖超的信发出去之后，很快就收到了周恩来的回信，周恩来在信中向邓颖超谈到了自己改变想法的原因，并向她倾诉着热烈而诚挚的感情。
周恩来的热情告白，也让邓颖超看清了自己的内心，不久之后，两人由之前的战友、同志关系，转变为了相爱的关系。
1924年7月，周恩来从巴黎返回了国内，但是由于当时邓颖超担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因此，尽管他们已经定情，但是两人还是在周恩来归国后一年的时间里，都没有机会见一面。
1925年，周恩来与邓颖超这两位志同道合、心心相印的革命战友，在组织的同意下结为了合法夫妻。
那个时候周恩来在广州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党组织在考虑到两人的情况之后，将邓颖超调往了广东配合周恩来的工作。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一群好友的祝福声中喜结连理，多年不见的两人终于可以一诉衷肠。
邓颖超向周恩来索吻求安慰
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之后，两人为了革命决定暂时放下两人之间的小家，一心只为了大家，因此，两人结婚之后的第二天便各自离家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从此两人过上了聚少离多的日子。
1927年4月，由于蒋介石的叛变活动导致原本正在进行合作的国共两党交恶，蒋介石与共产党反目成仇之后，指挥军队向首无寸铁的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大开杀戒，一时间，中国变成了一座人间炼狱。
周恩来曾于1926年被调往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周恩来来到上海之后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就成功组织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取得了成功。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之后，蒋介石悬赏20万银元捕杀周恩来，周恩来在严重的政治变故中一直忙于转移干部和组织反击，尽管如此艰难，他还是没有忘记身在广州的邓颖超。
周恩来认为上海“四一二”事件绝不是孤立的，如今上海这样的状况，广州也一定不安全，于是，周恩来立刻给广州军委机关发密电，让邓颖超迅速撤离广州前往上海。
周恩来与邓颖超是一对有着特殊婚恋观和价值观的职业革命家，他们的爱情和婚姻都有着鲜明的阶级特征，时代特征和职业特征。
在他们的一生中，尤其是艰难困苦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们的离别就像一日三餐一般平常，但他们却无论何时，都心心相印，相互关怀。
“八一”南昌起义失败之后，在撤退途中，周恩来不幸感染风寒，患病发烧到40多度，仍不忘询问邓颖超的下落。
当他第一次从昏迷之中醒过来之后，他看向了身边做护理工作的一位女同志，他用微弱的声音询问道：“邓颖超有什么消息吗？”
那位女同志答道：“到上海了。”周恩来听到邓颖超安全的消息之后，点了点头，随后又陷入了昏迷。
周恩来与邓颖超两人之间的感情十分深厚，在生活中，不只是周恩来会对邓颖超多加照顾，邓颖超也会在周恩来有危险的时候，担心他的安危。
1969年9月3日，越南共和国主席胡志明逝世，周恩来奉命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越南吊唁。
由于当时越南战争仍在继续，大家都为周恩来的安全感到担忧，邓颖超也是，尽管知道越南危险，但是她还是放任丈夫前去，在周恩来前往越南的那段时间里，邓颖超每天都胆战心惊，吃不好，睡不好，生怕自己醒过来，就收到不好的消息。
尽管邓颖超十分担心周恩来，但她每天还是装作平静的样子，在外人面前从来不显示自己的担心。
不久之后，当周恩来完成任务返回中国，邓颖超在得知丈夫的专机进入中国领空并且安全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的时候，她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落地。
随后，她欢欣鼓舞地履行女主人的职责，盛情款待来家中迎接周恩来的好友，当周恩来匆匆从首都机场返回家中之后，邓颖超听着丈夫的脚步，立刻赶来门口迎接。
两人进屋之后，邓颖超当着满屋子的好友，对周恩来说道：“哎呀，老头子，你可算是平安回来了，你得亲我一下，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在越南亲吻了那么多漂亮的女孩子，你得同我拥抱，同我亲吻。”
周恩来和身边的好友听到邓颖超的话都感到十分惊讶，在他们的印象之中邓颖超虽然不是扭捏的小姑娘，但也从未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过这样的话。
周恩来在听到邓颖超的话后，心里明白这次的越南之旅一定让邓颖超的心里十分担心，她才会有这样反常的行为。
随后，周恩来笑着将邓颖超拥进了怀中，并且在邓颖超的脸上深深的留下了一吻，用这温柔的吻抚平妻子心中的担忧。
两人相约将骨灰洒向祖国大地
1972年，周恩来患了癌症，但他一直忙于工作，丝毫不顾及自己的身体，直到1974年耐不住妻子邓颖超的劝说，在加上身体虚弱，周恩来才不得不放下工作住进了医院里治疗。
自从周恩来住进医院之后，邓颖超一直精心照顾病重的周恩来，无论是阴晴风雨，她都坚持不懈的每天去医院看望周恩来，陪他说话聊天，有时邓颖超也会参加医疗组织会议，与医生们一起讨论关于周恩来的治疗方案，每次周恩来进入手术室做手术，邓颖超总是会在手术室外一直等周恩来出来。
尽管邓颖超竭尽全力地照顾周恩来，依然没有将他从死神的手里抢回来。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病逝，邓颖超得到消息之后匆匆赶来的时候周恩来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没能见周恩来最后一面的邓颖超一下子扑倒在周恩来的身上，撕心裂肺的喊着：“恩来！恩来！”
身边的医护人员看到邓颖超，心里也为周总理的逝世感到十分难过，一时间病房里原本隐忍的哭声顿时成了一片号啕，邓颖超听到身边的哭声，反而慢慢平静了下来，她哆嗦着双手摸着周恩来的面颊，随后，她轻轻的亲吻了一下他的额头，说道：“恩来，你走了……”
周恩来与邓颖超两人是半个多世纪同生共死的亲人，周恩来去世之后，邓颖超的心都碎了。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邓颖超用周恩来生前对她的爱称，为周恩来献上了用鲜花扎成的花圈，在花圈上写着：战友——小超哀献。
早在50年代初的时候，周恩来在考虑到中国人多地少的时候，曾倡导过殡葬改革，改土葬为火葬。但是这一倡导并没有获得支持。
后来，周恩来便与邓颖超商量，两人死后连骨灰也不保留，那个时候，周恩来还对邓颖超说过这一点我能做到，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做到。
邓颖超听到周恩来的话，坚定地对他说道：“你能做到的事情，我也能做到。”
周恩来去世之后，邓颖超按照周恩来生前的嘱托，申述了他的遗愿：“将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
1982年，中央文献研究室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在1988年周恩来诞辰90周年的时候隆重推出《周恩来传》。
随后，为编辑出版《周恩来传》，负责撰稿的李琦、金冲及等人决定前往西花厅当面询问邓颖超的意见。
邓颖超看到他们来向自己询问关于出版《周恩来传》的事情，当即表示：
“对恩来的事情，关于他的东西，我不直接提意见。他不是一个普通党员，而是党的干部，领导干部。他死后，怎么说，由中央来决定，由组织来决定。不过，你们来找我，我不是完全不负责任，如果你们被需要核对一些事实，我不推卸责任。”
1989年，《周恩来传》公开出版发行之后，邓颖超在仔细阅读这本传记之后，将此书的执笔者金冲及请到了中南海，提出对此书的阅读意见。
也是在这个时候，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们才得知，他们出版前送进中南海让邓颖超审阅的样书，邓颖超并没有看。那个时候，邓颖超担心过早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会让写作组同志的思路受到影响。
邓颖超对金冲及说道：“之前你们请我先看，我没有看，现在书出版了才提意见。你们在书中提到的一些事情，有些不符合当时的情况，现在我想与你们说一下。在沙基惨案中，恩来是参加了群众队伍的，当时他们一行三人站在一排，机枪扫射过来之后，恩来两边的同志都中弹去世了，只有恩来幸免于难。这件事情可以说明恩来同群众的关系，他总是勇于站在第一线。这件事情很多人都不知道，只是他从前的时候恰巧与我谈到过两次，所以为的印象很深。我希望你们能够再版时将这个内容补充上。”
随后，邓颖超缓了缓，又开口说道：“还有一点要同你们说一下，恩来在陕北的时候实际上是总参谋长。那个时候，很多作战方案，包括之后的朝鲜战争时的作战方案，都是他事先拟好之后在送给主席看的，待主席同意之后，恩来再来贯彻执行，所以有人会觉得你们这一段写的不够。当然，有些事写不写也没有关系，恩来生前的时候也不赞成将他的功绩写的有多大，但是实际情况咱们在谈话中还是可以交流一下的。”
之后，金冲及按照邓颖超的意见将文章中之前不足的地方进行了修改，邓颖超认真向读书述说最真实的周恩来，也让金冲及感到十分佩服。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因病逝世，在她弥留之际，想到了与周恩来两人的约定，于是，邓颖超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嘱咐在她去世之后，用曾经装过周恩来骨灰的骨灰盒将她的骨灰装起来，然后将她的骨灰洒向曾经周恩来撒过的地方。
这两位携手一生的伟人，在去世之后用特殊的方式与江河同在，一同观赏着这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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