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故宮檔案記載,嘉慶四年(1799)清宮用於瓷器燒造的經費減為乾隆時期的一半,約每年五千兩白銀。道光二十年(1840)鴉片戰爭的爆發。道光二十七年 (1847)每年用於官窯瓷器的燒造經費再由嘉慶時的五千兩銳減至二千兩白銀。而到了咸豐五年(1855),景德鎮被太平軍占領,為清廷服務的御窯廠被太平軍縱火燒毀。
基於上述曆史事實,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本就不多的咸豐官窯瓷器一定是於咸豐元年到咸豐五年之間所燒造。這也便是咸豐官窯瓷器少之又少是珍稀之物的曆史原因。
事實上,咸豐瓷器在晚清官窯中都是精品之作。這主要得益於完整的禦窯管理體系尚在咦骱鸵淮笈郧 ⒓螒c就服務禦窯廠的高級工匠們仍在盡職。換言之,咸豐瓷器是御窯廠高級工匠們所為。而同治五年(1866)試圖恢復景德鎮禦窯最為困難的便是招募、尋回因戰亂而流失的禦窯廠工匠們。
眾所周知,道光官窯款是以篆書的形式出現的,而咸豐朝年款則主要是以楷書的形式出現。以篆書書寫‘咸豐年製’、或‘大清咸豐年製’的瓷器極少出現。這種以篆書款形式出現的咸豐瓷器應該是咸豐元年所造,即1851年。究其原因,既然道光官窯器年款都是以篆書的形式出現,那麼在緊隨其後的咸豐元年其瓷器寫款法一定和上一朝有內在的慣性聯系。而道光和咸豐瓷器在紋飾風格上的一致性也進一步說明了這種推測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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