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初入铁器时代的战国时期中,政治科技多种因素促成的铜镜历史上第一个巅峰。紧接着就是中国从奴隶制度到封建制度的大变革,秦帝国的建立对社会的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由于秦国自战国中期才开始制作铜镜,且新生的帝国仅存在了短短十五年,铜镜在这一时期几乎没有发展,流传下来的器物也较少,只留下“秦镜高悬”的成语而已。
刘邦建立汉以后,或许是由于常年的战乱刚刚结束,汉初的铜镜只是沿袭了战国铜镜的大部分特征,以至于二者每每难以分别,如抽象的龙兽纹饰、甚薄的镜壁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期的铜镜上开始成规模地出现铭文,比如在山字纹上加上“千金”之类的吉言佳语,恐怕也是此后镜上这类铭文的起源。之前的镜上或有发现符号者,多是铸造时工匠偶加,不成气候,但到西汉中期镜铭已十分普遍了。
经过以“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为政策的文景之治,尤其是汉武帝以后,西汉铜镜开始萌发出惊人的生命力。社会经济文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陶瓷业的进步和漆器的发展,代替了青铜器昔日的地位,但制铜工艺并没有衰退,反而是转向了制造铜镜等方向,引发了铜镜在两汉的第二次巅峰。
在前朝时,镜和其他青铜器一样,非一般人家所能铸造、使用,所有者无非是一些王侯将相。但两汉时期,官方和私营铸铜业都得到了长远的发展,铜镜逐渐成为了一种普遍的商品,这一趋势对新巅峰的到来有巨大的推动。
通过对镜铭的辨识,我们就能发现官制铜镜和私制铜镜的区别。镜铭中大量出现的“尚方作镜真大好”、“尚方作镜四夷服”,其中的“尚方”便是汉代为皇室制作御用物品的官署,所谓“尚方主作禁器物”,虽不见得这些镜都是给皇帝使用的,但自然也不是泛泛之辈。类似的铭文还有纪氏铭,如“王氏作镜真大好”“朱氏明镜快人意”等,都是明确记述了作者的姓氏,具有很强的宣传作用,也算得上是最早的广告种类之一,既然出现了“竞争”,就表明了民间的铸镜业已十分普及。
进入民间后,劳动人民的想象和智慧很快就反映在铜镜上。此时的铜镜镜面渐大,镜壁略厚,钮也变为半圆形。镜上纹饰受当时的壁画、石刻等影响,风格从战国的虚幻抽象转向为形象世俗。如西汉中期流行的草叶纹镜,枝叶果实交替出现,生活化的图案说明人们的审美观念从神兽鬼怪脱离,感受来自大自然的乐趣。
王莽篡汉以后,铜镜风格与西汉一脉相承,并且在纹饰内容和表现手法上更为丰富、细腻。此时期也出现了两汉最为有名的一类镜:博局纹镜。
它流行区域广,出土数量大,可谓是汉镜之代表。因为镜上的纹饰有“┐”、“┬”、“└”的符号,过去国内和日本的学者称之为“规矩纹镜”,西方学者则称“TLV纹”,但至于符号所指内容长期来没有定论。近年来一些学者经过考证,认定此纹来源于六博棋局,便正式改名为博局纹镜。
六博棋是一种起源于战国、盛行于西汉的古代棋戏,游戏双方各有六枚棋子,在刻有曲道的棋盘上进行,通过划拳猜数的方式决定先后手和走棋步数。据说在战国时的兵制中,以五人为一伍,又有伍长一人,六枚棋子即是此六人的象征。
这种棋艺当时老幼皆知,博具还常被用作嫁妆和陪葬品,甚至在举行祭祀时,人们也会摆设棋局,可见六博棋已渗透进社会,用来装饰铜镜完全合情合理。
不过因为六博棋后来逐渐衍变为侥幸取胜、聚众行赌的用具,失去了游戏本身的生命力,远不及同时期更考验智慧和思维的围棋,至三国时便逐渐衰落了。既然博局纹生于六博棋盛行之时,那也必然消失于博戏消失之日,它在两晋之间已再无发现。
此外,两汉时期还初创了另一类重要的镜饰题材,就是各类神话传说,许多源远流长的传说故事都在铜镜上被一一刻画。虽说各时期铜镜上流行的各不相同,如唐的飞仙镜、嫦娥镜,或是宋的刘毅传书镜、许由巢父镜等等,但这项尝试正是自汉代开始的。汉代主要有两个极有代表性的神话画像。
一是西王母画像镜。早在《山海经》中就有对西王母的描述,更有周穆王游历四海时“宾于西王母”的传说,后来又进而出现了汉武帝与西王母相会的神话。
晋《博物志》中:“汉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泽,以求神仙之道。时西王母遣使乘白鹿告帝当来,乃供帐九华殿以待之。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紫云车而至有三青鸟,如乌大,使侍母旁。时设九微灯。帝东面西向,王母索七桃,大如弹丸,以五枚与帝,母食二枚。帝食桃辄以核著膝前,母曰:‘取此核将何为?’帝曰:‘此桃甘美,欲种之。’笑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实。’”
这类故事虽然荒诞,却反映了人们对神仙世界的期盼羡慕,镜中那些嬉戏、车马、宴乐、歌舞,也是人们对现实中美好生活的愿望,正是西王母神话流行的原因。
第二种神话画像镜是伍子胥像镜。伍子胥是吴国大夫,可说是一位文武双全的英才。在吴王灭越,勾践朝吴后,他曾多次劝谏吴王杀勾践除后患,但因勾践和他的谋士范蠡(lǐ)暗中斡旋,吴王迟迟不肯动手,故事的结局便是家喻户晓的“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镜中画像描述的,正是吴王被勾践的计谋所骗,将伍子胥赐死的场景。镜中由四乳分为四组画面。
第一组是越王和范蠡,二人一座一站,相对交谈,表现正暗中谋略。
第二组是西施和郑旦两位女子,这是越王献给吴王,以使“美人计”。
第三组是吴王坐在床帐中,左手微举,刻画吴王听信谗言决定将伍子胥赐死。
第四组是双手持剑自刎的伍子胥,铸铭“忠臣伍子胥”,表现他被逼无奈的悲惨结局。汉时儒家盛行,提倡忠臣孝子之说,伍子胥肯定是其中典型的代表,汉代画像中类似的故事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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