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初入铁器时代的战国时期中，政治科技多种因素促成的铜镜历史上第一个巅峰。紧接着就是中国从奴隶制度到封建制度的大变革，秦帝国的建立对社会的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由于秦国自战国中期才开始制作铜镜，且新生的帝国仅存在了短短十五年，铜镜在这一时期几乎没有发展，流传下来的器物也较少，只留下“秦镜高悬”的成语而已。
刘邦建立汉以后，或许是由于常年的战乱刚刚结束，汉初的铜镜只是沿袭了战国铜镜的大部分特征，以至于二者每每难以分别，如抽象的龙兽纹饰、甚薄的镜壁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期的铜镜上开始成规模地出现铭文，比如在山字纹上加上“千金”之类的吉言佳语，恐怕也是此后镜上这类铭文的起源。之前的镜上或有发现符号者，多是铸造时工匠偶加，不成气候，但到西汉中期镜铭已十分普遍了。
经过以“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为政策的文景之治，尤其是汉武帝以后，西汉铜镜开始萌发出惊人的生命力。社会经济文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陶瓷业的进步和漆器的发展，代替了青铜器昔日的地位，但制铜工艺并没有衰退，反而是转向了制造铜镜等方向，引发了铜镜在两汉的第二次巅峰。
在前朝时，镜和其他青铜器一样，非一般人家所能铸造、使用，所有者无非是一些王侯将相。但两汉时期，官方和私营铸铜业都得到了长远的发展，铜镜逐渐成为了一种普遍的商品，这一趋势对新巅峰的到来有巨大的推动。
通过对镜铭的辨识，我们就能发现官制铜镜和私制铜镜的区别。镜铭中大量出现的“尚方作镜真大好”、“尚方作镜四夷服”，其中的“尚方”便是汉代为皇室制作御用物品的官署，所谓“尚方主作禁器物”，虽不见得这些镜都是给皇帝使用的，但自然也不是泛泛之辈。类似的铭文还有纪氏铭，如“王氏作镜真大好”“朱氏明镜快人意”等，都是明确记述了作者的姓氏，具有很强的宣传作用，也算得上是最早的广告种类之一，既然出现了“竞争”，就表明了民间的铸镜业已十分普及。
进入民间后，劳动人民的想象和智慧很快就反映在铜镜上。此时的铜镜镜面渐大，镜壁略厚，钮也变为半圆形。镜上纹饰受当时的壁画、石刻等影响，风格从战国的虚幻抽象转向为形象世俗。如西汉中期流行的草叶纹镜，枝叶果实交替出现，生活化的图案说明人们的审美观念从神兽鬼怪脱离，感受来自大自然的乐趣。
草叶纹镜
王莽篡汉以后，铜镜风格与西汉一脉相承，并且在纹饰内容和表现手法上更为丰富、细腻。此时期也出现了两汉最为有名的一类镜：博局纹镜。
博局纹镜
它流行区域广，出土数量大，可谓是汉镜之代表。因为镜上的纹饰有“┐”、“┬”、“└”的符号，过去国内和日本的学者称之为“规矩纹镜”，西方学者则称“TLV纹”，但至于符号所指内容长期来没有定论。近年来一些学者经过考证，认定此纹来源于六博棋局，便正式改名为博局纹镜。
六博棋是一种起源于战国、盛行于西汉的古代棋戏，游戏双方各有六枚棋子，在刻有曲道的棋盘上进行，通过划拳猜数的方式决定先后手和走棋步数。据说在战国时的兵制中，以五人为一伍，又有伍长一人，六枚棋子即是此六人的象征。
这种棋艺当时老幼皆知，博具还常被用作嫁妆和陪葬品，甚至在举行祭祀时，人们也会摆设棋局，可见六博棋已渗透进社会，用来装饰铜镜完全合情合理。
六博棋盘
不过因为六博棋后来逐渐衍变为侥幸取胜、聚众行赌的用具，失去了游戏本身的生命力，远不及同时期更考验智慧和思维的围棋，至三国时便逐渐衰落了。既然博局纹生于六博棋盛行之时，那也必然消失于博戏消失之日，它在两晋之间已再无发现。
此外，两汉时期还初创了另一类重要的镜饰题材，就是各类神话传说，许多源远流长的传说故事都在铜镜上被一一刻画。虽说各时期铜镜上流行的各不相同，如唐的飞仙镜、嫦娥镜，或是宋的刘毅传书镜、许由巢父镜等等，但这项尝试正是自汉代开始的。汉代主要有两个极有代表性的神话画像。
西王母神兽画像镜
一是西王母画像镜。早在《山海经》中就有对西王母的描述，更有周穆王游历四海时“宾于西王母”的传说，后来又进而出现了汉武帝与西王母相会的神话。
晋《博物志》中：“汉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泽，以求神仙之道。时西王母遣使乘白鹿告帝当来，乃供帐九华殿以待之。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紫云车而至有三青鸟，如乌大，使侍母旁。时设九微灯。帝东面西向，王母索七桃，大如弹丸，以五枚与帝，母食二枚。帝食桃辄以核著膝前，母曰：‘取此核将何为？’帝曰：‘此桃甘美，欲种之。’笑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实。’”
这类故事虽然荒诞，却反映了人们对神仙世界的期盼羡慕，镜中那些嬉戏、车马、宴乐、歌舞，也是人们对现实中美好生活的愿望，正是西王母神话流行的原因。
伍子胥画像镜
第二种神话画像镜是伍子胥像镜。伍子胥是吴国大夫，可说是一位文武双全的英才。在吴王灭越，勾践朝吴后，他曾多次劝谏吴王杀勾践除后患，但因勾践和他的谋士范蠡（lǐ）暗中斡旋，吴王迟迟不肯动手，故事的结局便是家喻户晓的“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镜中画像描述的，正是吴王被勾践的计谋所骗，将伍子胥赐死的场景。镜中由四乳分为四组画面。
第一组是越王和范蠡，二人一座一站，相对交谈，表现正暗中谋略。
第二组是西施和郑旦两位女子，这是越王献给吴王，以使“美人计”。
第三组是吴王坐在床帐中，左手微举，刻画吴王听信谗言决定将伍子胥赐死。
第四组是双手持剑自刎的伍子胥，铸铭“忠臣伍子胥”，表现他被逼无奈的悲惨结局。汉时儒家盛行，提倡忠臣孝子之说，伍子胥肯定是其中典型的代表，汉代画像中类似的故事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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