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
㈣宝丰清凉寺窑直读光谱仪是贡窑吗
宋朝的土贡，是循《周礼》之“九贡”及《夏书·禹贡》之“任土作贡”的原则而制定的，是纳入每一年的国家预算，也是地方官员的一大考核指标，是各地官员每一年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九域志》也是朝廷下达给地方官员去执行及考核的文件，土贡是其中的一个大项。土贡品的供献时间是每一年的元正大朝会，各地当局官员都按照《九域志》所规定的土贡品及数量，在元正大朝会这一天献之于朝廷，具体的仪式在《宋史》中有很是详细的记载和描写，著为定式的时间就在宋神宗元丰元年。与土贡有关的轨制，从《宋史》卷一百一十六《礼十九·宾礼一·大朝会仪》可窥其全部面貌，摘取要害词如下：
《周官》：管事人掌九仪宾客摈相，诏王南乡以朝诸侯。“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大客之仪，以亲诸侯。”盖君臣之际体统虽严，然而接以仁义，摄以威仪，实有宾主之道焉。是以《小雅·鹿鸣》燕其臣下，皆以嘉宾称之。宋以朝仪，政和详定五礼。
神宗元丰元年，诏龙图阁直学士、编纂国史机构修撰宋敏求等详定正殿御殿仪注，敏求遂上《朝会仪》二篇、《令式》四十篇，诏颁之。其制：元正、冬至大朝会，有司设御坐于大庆殿，…百官、宗室、客使次于朝堂以内外。…贡物于宫架南（冬至不设贡物），…户部尚书就承制位俯伏跪奏诸州贡物，请付有司。礼部尚书奏诸蕃贡物如之。
因此，在宋朝能被称为“贡”的，必须明确载之于宋代历朝皇帝下旨修撰的《九域志》中，其余时间供献给皇帝的方物只能被称之为“进奉”、“祭祀物品”等。所以，北宋汝州是否有贡窑，与北宋汝州是否“土贡”青瓷给朝廷有直接的瓜葛。
《元丰九域志》是北宋王存、曾经肇、李德芻等大臣奉宋神宗赵顼的号令，于元丰三年（1080年）编撰完成的。《元丰九域志》卷一《京西路北路》有：辅，汝州，临汝郡防御。治梁县。地里：…。户：主二万四千一百三十九，客二万八千二百三十六。土贡：紬、絁各一十五匹。县五：熙宁四年，省龙兴县为镇入鲁山。中，梁：一乡，临汝、赵洛二镇，有霍阳山、崆峒山、紫逻山、汝水、广润河。紧，襄城：州东南一百五十里，三乡，颖桥、姜店二镇，有汝水。上，叶：州东南二百四十里，一乡，石塘河、汝墳二镇，患上法城山、石塘河、澧水。中，郏城：州东南九十里，二乡；长桥一镇，有汝水、扈涧水。中，鲁山：州南一百二十里，一乡；曹村、龙兴二镇；有尧山、滍水、鵶河。
又《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一·京西路》：汝州，辅，临汝郡，陆水师节度。本防御州。政和四年，赐军额。崇宁：户四万一千五百八十七，口一十四万一千四百九十五。贡：絁、绢。崇宁是宋徽宗赵佶的编年，从公元1102年始，共五年。从元丰三年到崇宁五年，北宋汝州其实不土贡青瓷。
上面所说的三则历史资料，当时间跨度基本包括了北宋汝州的历史，在北宋汝州土特产一栏中，都没有切合“以土作贡”的青瓷，既是北宋汝州不“贡”青瓷，北宋汝州“贡窑”说就存在历史事实及逻辑上的瑕疵。
历史事实瑕疵是指北宋汝州不“贡”青瓷，逻辑瑕疵是指《夏书·禹贡》之“任土作贡”并非一定要有烧变青瓷的“贡窑”。河南宝丰县清凉寺村烧瓷窑遗址又是如何被推论为“贡窑”的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宝丰清凉寺汝窑》第141页有：同时，宋人在文献中说，‘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可贵’，已经明确告诉我们汝窑是贡窑性质，在‘供御拣退’后还可以出卖，显然不是‘宫中自置窑烧造’的两宋官窑。
《宝丰清凉寺汝窑》是在否定宝丰清凉寺窑为“官窑”后，才把宝丰清凉寺窑定性为“贡窑”的。不论是“官窑”照旧“贡窑”，这两个结论都不能加在宝丰清凉寺窑的头上。《宝丰清凉寺汝窑》认为“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这一现象就可认定为“贡窑”，说明《宝丰清凉寺汝窑》一书的著述者没有弄清“供御拣退”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孕育发生的。《宋会要辑稿》“青瓷库”条有“供御拣退”的具象描写：
青瓷库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饶州、定州、青州白青瓷及漆器，以给用，以京朝官三班内侍二人监库。宋太宗淳化元年七月，诏青瓷库纳诸州青瓷，拣出缺璺数量，品级科罪。不及一釐，特与除；破二釐，免决勒陪却给破者；三釐，笞四十；四釐，笞五十；五釐原子，杖六十；六釐，杖七十；七釐已上，不计较多少杖八十。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玄月，诏青瓷库除封椿、供进外，余者令本库将样赴三司行人，估价出卖。其漆器架阁收管，品配供应，准备供进及榷场转易之用。神宗熙宁三年三月，诏并青瓷库入杂物库管勾。
明即明州，即今之宁波市；越即越州，今之绍兴市；饶州即今之江西景德镇市；定州即今之河北定县；青州即今之山东青州市。
只有把封椿、供进、三司行人这三个概念搞清晰后，才能不错理解什么是“供御拣退”。
作甚“封椿”？《宋史记事本末·太祖建隆以来诸政》“三年八月，置封椿库。帝平荆、湖、西蜀，收其金帛，别为内库储之，号封椿。凡岁终用度之余皆入之，认为戎行饥荒之备。”所以，宋之“封椿”，指朝廷整年的财政收益，凡岁终用度之余，皆封存不消，以备紧急需要。
作甚“供进”？指供献宫庭。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是月茄瓠初出上市，东华门争先供进，一对可直三五十千者。”
作甚“三司行人”？宋朝把盐铁、度支、户部合称三司。宋吴自牧《梦梁录》“团行”条：“市肆谓之‘团行’者，盖因官府回买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巨细，皆置为团行，虽医卜工役，亦有差事，则与当行也。”宋朝把参加团行（即同业商行）的商贾称之为“行人”，因此，三司行人应该是那一些被官府认可的团行商贾。
所以，“供御拣退”在北宋并非什么神秘的行为，只是北宋朝廷将各地监烧瓷窑务官，从民间收上来的青瓷实物税赋，拣择出朝廷需要进行封椿，宫庭需要供进于宫内外，其余都送到市易务杂大卖场去卖掉，对宋朝而言，这类工作是再也泛泛不外的了。
《宝丰清凉寺汝窑》第141页之“宋人在文献中说，‘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可贵’”摘自南宋周煇《清波杂志》卷五。周煇，何许人也？是否为北宋皇宫专管青瓷库的官员？周煇又根据什么说汝窑“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呢？据中华书店《四库全书总目》卷141《子部·小说家类》第1198页：《清波杂志》十二卷，别志三卷。宋周煇撰，煇字昭礼，邦彦之子。…然煇曾经试宏词，奏名见之书末中，或者当时未就官耶。别志又自称曾经至金国，益不成解，或者随出使节行也。清波为杭州城门之名，绍兴中，煇寓其地，因以书名。
绍兴为南宋高宗编年，从1127年始，共32年。显然，周煇并非北宋朝官员，也非“供御拣退”确当事人，对朝廷“供御拣退”的体式格局，即怎样措置惩罚青瓷，有可能为道听途说之言，加之周煇乃南宋人，对北宋的相识也非亲历，《宋会要辑稿》乃正史，所记载的历史事实，其可托度应该比南宋周煇的杂记更高一些。
㈤汝窑有传世品吗
首先要解释清晰，作甚“传世”？子孙世代相继为传世。对宋代汝窑而言，有明确的历史文献档案记载、是从“宋→金→元→明→清→传授继承到今天故宫”的，才能称之为“汝窑传世品”；如果是宋以后的皇帝收藏，只能叫御藏汝窑，就是皇帝收藏的意思。为了调查证明故宫是否有“汝窑传世品”，笔者曾经两次到神州熬头档案馆去造访，工作人员明确告诉笔者，故宫找不到宋、金、元等朝的历史文献档案，去证明宋代汝窑在故宫有传世品。
明代的汝窑是否传授继承到故宫，我们可以从明宣宗朝编撰之《宣德鼎彝谱》中找到一些谜底。
大明宣德炉很有名，王世襄收藏的大明宣德炉被拍卖到一百多万元我国法订货币，而大明宣德炉的样器有二十九种都来历于宋瓷礼器，其中可查的宋代汝窑礼器就有二种：宋汝窑双鱼耳彝和宋汝窑叠翠戈足鼎，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宝丰清凉寺汝窑》列出的七十二件汝窑中，已经没有这两件明宣宗宣德三年的宋汝窑礼器。连明代的宋代汝窑礼器都没有传授继承到今天的故宫，***故宫“汝窑传世品”这个提法就值患上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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