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一个美人一部宋版书

       明嘉靖年间，进士朱大韶得知有人家藏有宋刻《后汉记》一书，书中还有陆放翁陆游、谢叠三等前朝名士的亲笔题签，这一消息对于一个痴迷宋版书的藏书家而言，无异于找到一个地下宝藏一样，内心十分激动。他托人去向主人商谈转让价格，然而，书的主人却放出话来，书价免谈，想要书可以，唯有用他身边的一位美婢来换。看来书的主人对朱大韶也了如指掌，便想出了这样一个主意，并表示除了用这个美人换书之外别的什么都免谈。
　　对于许多读书人来说，唯书和老婆绝不外借，然而，朱大韶爱宋版书更胜过爱美人，得知书的主人提出的条件后，他毫不犹豫地决定用心爱的美婢来换取这部书。
　　没想到，跟在朱大韶身边多年的这位美婢也颇有文才，她在得知朱大韶的决定后非常伤心，临行前在墙壁上题了一首诗：
　　无端割爱出深闺，尤胜前人换马时；
　　他日相逢莫惆怅，春风吹尽道旁枝。
　　嘿嘿，你现在用我去换书，无端舍弃我，比古人换马还决绝，以后咱们相遇了你也别难过别后悔，就像春风吹过路旁的树枝，我们就情同路人好了。
　　朱大韶不仅是书痴，也是情种，读到诗后方才后悔不迭，从此之后对这个美人日思夜想，竟然忧郁成疾，很快就死了。
　　与朱大韶以美女换得宋版书相类似的趣谈还有很多。
　　明代大文豪王世贞就不惜以一座祖传产业山庄来换一部宋刻善本书。一个偶然的机会，王世贞遇到书商出售宋刻《两汉书》（《汉书》与《后汉书》的合刻)，非常欣喜，奈何手中买书的钱不够，求书心切的王世贞便与书商商议，以自家的一座山庄来换取到这部书。
　　明末藏书家江苏常熟人毛晋建有著名的藏书楼汲古阁，而且还雇高手将宋元刻本另行手抄出版，“穷搜遍索四海枯，手抄笔录近蠹鱼。汗牛充栋十万卷，流布天下古今无。”为了求得宋版书，他在自家门口贴了一张告示，愿以每页200文钱的价格求购宋版书：“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以至于时人称“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
　　清代著名藏书家浙江海宁人马思赞嗜书如痴，有一次他得知一查姓人家藏有宋版《陆状元通鉴》，多次求购未成。然而，天缘凑泊，机遇垂青，后来查家要安葬亲人，选定的吉地正是马家的田土，马思赞闻讯之后非常高兴，即以良田十亩换取了这部书。
　　清代乾嘉时期有“五百年来藏书第一人”之称的苏州藏书家黄丕烈，积半生之力先后收藏宋版书达二百多部，并专建一房贮藏，命名为“百宋一廛”。他还首开祭书礼，每到年末，他就把自己心爱的书陈列在案头，用鲜花作供，焚香，然后大礼参拜。
　　为什么宋版书价值连城，值得用心爱的美女来换一部书？这就不能谈及工匠精神。
　　我们先来看看学术界对宋版书的评价。
　　宋版书之所以珍贵，主要有这么几个因素：
　　第一，宋版书富有美学韵味。宋版书的版式风格美观大方活泼多样，雕版印刷技术至宋代已臻成熟，无论书写还是刻印都相当精美，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在收藏界，素来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说法。
　　明代嘉靖年间著名的钱塘学者高濂指出宋版书的优点是：“宋代刻书，雕镂不苟，校阅不讹；书写肥细有则，印刷清朗，故以宋刻为善。”
　　第二，宋版书的用纸与装帧富有特色。
　　宋人印书多用皮纸和麻纸，这种纸文理坚致有韧性，印出来的书版式疏朗雅洁，版心下方往往有刻字工人姓名和每版的字数。
　　书的装订形式多采用“蝴蝶装”。方法是将书叶面对面相对折齐，在书叶反面版心的地方用浆糊粘连，再用较厚的纸包裹作为书皮；从外表看，厚皮包背，相当于现代的精装本，但更方便于阅读，读者翻阅时，书叶两边打开，平坦不用卷起，如蝴蝶双翅，故称“蝴蝶装”，简称“蝶装”。这种装帧方式要胜过清代盛行的“线装书”。虽然“线装书”在宋代也已出现，但时人就发现线装书有一个缺点：“若缝缋岁久断绝，即难次序”。
　　第三，宋版书的刻书选用字体，非常讲究。宋代三大刻书中心为江浙、四川、福建，浙本多用秀丽俊俏的欧体字；蜀本多用雄伟朴拙的颜体字；建本字形介于颜、柳之间，横轻竖重。印书用墨也很讲究，色泽青纯匀净。今人称用料、印刷、装帧是印刷物的三大要素，但宋版书却还有书法美学的内涵在，这一点是后代无人能及的。
　　因此，明末清初的藏书家曹溶为另一著名藏书家钱谦益《绛云楼书目》撰序时，明确地阐述他藏书的标准是：“所收必宋元版，不取近人所刻及抄本。虽苏子美、叶石林、三沈集等，以非旧刻，不入目录中。”
　　也许人们会以为宋版书价值连城是因为“物以稀为贵”，其实是片面的。书的价值主要在于其阅读价值，宋版书的可贵就在于其刻书的质量，否则不会成为学者们特别是目录学家治学的重要依据。而宋版书的质量高，关键又有赖于工匠们的工匠精神。
　　首先得益于宋代对刻书的重视。
　　“王者虽以武功克敌，终须以文德致治。”宋太宗的这句话揭示了宋人对书的重视。宋代的出版业非常繁荣，有官刻、家刻、坊刻等三种。学术界称官刻刊印装潢精美，家刻校勘精审，坊刻内容广泛，总之各有特点。
　　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即开始刻印历史上第一部佛教总集《开宝藏》（也称《蜀藏》），历时12年，刻书1076部。这次大规模的雕版印刷，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印刷经验，还培养了大批雕版印刷的工匠。
　　到了南宋，刻书数量之多，效率之高，达到前无古人的地步。绍兴二年（1132），湖州（吴兴）王永从一家就刊刻了《思溪资福禅院大藏经》，全经5480卷，用时仅一年，参加刻经的工匠多达二百六十余人。有宋一代刻书总量11000多部，几乎达到了西汉至五代的一半。
　　数量和效率并没有影响刻书的质量，这不得不归功于其工匠精神。
　　我们从上面提到的宋版书三大价值中就可以看出来，宋代刻书工匠不仅富有创新精神，而且能做到精雕细刻。这些工匠可以说都是善于一种或几种书法的巧匠，其审美水平绝不亚于今天的文人。从笔划到插图，从版式到字号，从校对到印刷，全是手工完成，这其间工匠们精湛的艺术功力和敬业专注的职业精神，尽在字里行间，可以说，蕴含在宋版书里的工匠精神，堪称真正的中国制造。这里面包含着书法美学、雕刻工艺学、排版学、校对学等多门学问。
　　宋代词人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说：“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可见，时人对印书的标准、等级有着清醒的认识，易成者难工。
　　那么，宋版书的工匠精神是怎么来的呢？
　　第一，当然是有一批能工巧匠。一部印刷而成的书籍，需经过若干道精细工序才能最后完成，都有赖于一批刻书工匠手工操作、通力合作。如宋刻本裴松之撰《三国志注》，版心下留有刻工姓名乙成、李通、牛实、贾琚、屠友、张通、蒋湮、牛宥、杨瑾、李恂、牛智等10多人。前文中湖州王永从一家刻书就能雇佣到260多个工匠，由此可见，宋代刻书工匠之多。《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即早辰桥、街、巷口，皆有木竹匠人，谓之杂货工匠，……随手即就。”此时的江南虽称不上“全民皆匠”，但工匠好找正是成就杭州刻书业发达的重要原因。据张秀民先生《宋元的印工及装褙工》一文考证：宋代刻工可考者约有3千余人。日本书志学者长泽规矩也潜心于宋代刻工研究，竟然著有《宋代刻工表初编》。
　　工匠之多，离不开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宋代工匠的社会地位。
　　在中国古代，士农工商中工匠地位不高是一个事实，虽然《考工典》说，“以其精巧工于制器，故谓之工。”《墨子》也说过：“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然而，宋以前占主流的儒家却始终将工视为“末业”，是奇淫巧技，让人玩物丧志。
　　到了北宋时期，随着市民社会的出现，这一观念的束缚被冲破，工商的地位迅速上升，手工业获得飞速发展，工匠和工匠技艺越来越受人重视。
　　北宋末年，士农工商的界限逐渐被打破，工匠也可以登堂入室，更多的士大夫开始从事工商贸易活动。徽宗时期的宰相李邦彦就是银匠出身：“李太宰邦彦起于银行，既贵，其母尝语昔事，诸孙以为耻。母曰：汝固有识乎？宰相家出银工则可羞，银工出宰相正为嘉事，何耻焉？”南宋取士更不受出身门第的限制，这从制度上有利于工匠地位的提升。
　　宋代陈襄笔下《百工由圣人作赋》中的工匠简直是一种有着哲匠般崇高的职业：“统尔六职，良哉百工。何艺事以斯作，由圣人而是崇。办器成能自乃神而立制，化材适用本惟睿以兴功。赜姬旦之明文，见东官之盛典。谓夫智之出也，始并刃物以兴制；工之立也，乃成器而尽善。嘉众艺之勃兴，本圣谋而不阐。攻金攻木资浚哲以裁成，作舟作车由灵机而洞显。自兹立器为利，因材究奇。虽大匠之述作，皆往哲之规为。既执技而纷若，诚取法以宜。且夫国有四民，工分百事。或居肆以成业，或饬材而兴利。率皆因上圣以资始，致宏规而绰备。依于法而游于艺，肇自神谟。智者忧而巧者劳，出由睿意。…修事之经始者，必资于善谋。伊众制之虽盛，非圣作以奚由。虽云代守其业，但见作者之圣。祖述虽资于匠者，经营率自于古人。按乃度程，实聪明之制作勤乎，朴资睿哲之经纶。今上方稽古，道而复淳，立是工也，体圣明之所作。”
　　到了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指出：“来百工，则通功易事，农末相资，故财用足。”
　　南宋叶适的门生、学者陈耆卿在《嘉定赤城志》中将工匠与士看作是平等的，肯定了工匠对于国家的作用：“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取俸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穑。工勤于技巧，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若能其一，则仰以事父母，俯以育妻子，而终身之事毕矣。”这就打破了工匠的人身依附、身份世袭等传统。
　　元代宰相耶律楚材承续这些观念，指出：“治弓尚须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因此，元代刻书的质量能够与宋版书等量齐观，也是有原因的。
　　但是，入明以后，严格的匠籍制度规定匠不离局、匠役永充，凡被编入匠籍的工匠，世代不得脱籍，这些规定使得工匠的地位又大大下降。
　　试想，一个社会如果工匠没有地位，工匠的自我意识就会丧失，其职业精神、创新精神焉在？遑论工匠精神？
　　现代社会，我们的大学是培养不出工匠精神的，要培养工匠精神，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重视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重点当然是培养能工巧匠，培养职业精神和创新意识，但问题是我们举国上下却都瞧不起职业教育，瞧不起职业院校。在人们的意识里，只有成绩不好的，考不上好大学的人才不得己进职业院校。以至于职业院校的录取分数线低到无底线。甚至很多职业院校毕业的学生自己都没有自信，感觉低人一等。这样的社会意识、自我意识怎么培养工匠精神？尽管人们都明白职业无贵贱，但真正落实起来，白领、蓝领甚至灰领这样的概念大行其道。白领的傲骄感与灰领的自卑，形成鲜明的对照与反差。我们今天倡导工匠精神，最重要的是要提高现代工匠的社会地位。
　　其实，各行各业都需要工匠精神，工匠精神的核心是职业精神。具体反映职业精神的一点便是注重自己的品牌和名望，宋代刻本，刻书者往往把刻书工匠的姓名、堂号、或书坊字号，刻书年、月等事项刻于书中。这同于一般质量考核而规定的“物勒工名”，而是一种自我意识或者说职业荣耀。这也就发展成了后来的版本版权之说。如绍熙二年建安余氏刻《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卷末刻：“公羊公梁二书，书肆苦无善本，谨以家藏监本及浙江诸处官本参校，颇加厘正，惟是陆氏释音字或与正文字不同，如此序酿嘲陆氏酿作让隐，元年嫡子作适旧，舍作啥，召公作邵桓四年……若此者众，皆不敢以臆见更定，姑两存之，以俟知者。绍熙辛亥季冬朔日，建安余仁仲敬书。”
　　第三，工匠通过自己的劳动，不断积累的财富，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地位。宋代工匠的经济收入前人有过研究，北宋庆历年间，“都下马吉以杀鸡为业，每杀一鸡，得佣钱十文，日有数百钱”。在市场上帮人杀鸡为业，每天的工价是数百钱。宋徽宗年间，州县官往外地赴任，需雇人搬家，“日给雇钱人二百，往往远指程驿，务多得雇钱”，可知当时搬运工的日工价是200文以上。“鄂之人有乐生者，任水鬻于市，得百钱即罢休。以其僦屋饮食之余，遨嬉于邸戏中。既归，又鼓笛以歌，日以为常”。每天赚到100文钱，便不再做生意，回家吹笛唱歌玩乐。由此可以推知刻书工匠的收入，绝不会低于普通工匠。
　　正是基于这一传统，直到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区的工匠，在经济上都是较为富裕的。万历年间填漆匠人和其他工作者在官府做工的工钱，“万历三年巡抚宋仪望裁定徭里会计册：学道书院门子一名银二两；和靖书院门子一名银二两；二尚书祠庙户一名银二两；王阁老看坟户一名银二两；胥门逓运所防夫十名裁革共减银六十两；税课司巡拦十一名裁革共减银三十三两；工部织罗填漆人匠五名，每名帮役银一十两八钱，共银五十四两。”可见，工匠的工资是根据其价值来分等级的。
　　按照价值交换原则，只有让工匠按劳取酬，享受与之匹配的经济收入，使之有“收入自信”，才能激发其职业精神，从而培养出工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