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北京晚报》，用两个版报道了一个主题——“城市农村化”，分别从“事实”、“对话”两个角度，报道了外来人口涌入对北京城制造的困扰。其中，对话的专家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城市规划专家文国玮，他认为“提高城市居民素质，是城镇化的最难点”，并提议“外来人口想要取得北京户口，可以考试审核”。
何谓“城市农村化”？从具体语境来看，无非是指外来人口素质低，而大量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的流入，拉低了北京城的素质和水平。这个概念的背后，隐藏着的，不过是根深蒂固的地域排外思维，以及倚仗虚无的城市优越感对农村人口的歧视。而在城镇化的大趋势下，此般“城市农村化”的论调，实在是伪妄。
公民在自己的国土上自由迁徙、自由流动，乃天赋人权，在文明开放的现代社会，理应成为共识。地域排外饱受诟病、户籍改革的呼声四起，无非是表达充分享受这种自由权利的渴望。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自由迁徙更是被明确写入，足见保障公民自由迁徙权利已经由上而下达成共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城镇化和现代化的不断推进，户籍壁垒终将要被打破，消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届时，地域身份更多只是作为某种文化符号的存在。
在文教授的论述中，甚至提到“盲流”这样的字眼，令人恍若隔世。清晰记得，2003年“孙志刚事件”之后，随着《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盲流”一词就已经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如今，文教授再度于“城市农村化”话题上重提，仿佛有种逆潮流而动的招魂的意味。当下，尽管“农民工”取代“盲流”依然有偏颇，但它的进步之处在于：虽没有完全保障这个群体的应有权利，但最起码认可了其迁徙和流动的自由。
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加剧城市压力，这是事实。但将城乡二元格局、资源地域分配不公、城市治理水平低下等矛盾，尽数归咎于流入人口素质低，恐怕不合适。城市要发展的时候，感叹流动人口给力，也不论素质高下；共享发展成果的时候，抱怨流动人口挤占资源、拉低城市的素质，斥之为“盲流”，甚至危言耸听地祭出“城市农村化”的概念。让外来人口做蛋糕，却不让分蛋糕，岂不荒唐！
无论北京还是其他城市，在人口流动大潮之中，都可能遭遇治理的尴尬和困惑。比如居民素质良莠不齐，比如城市公共资源过载……但必须意识到是，人口流动潮作为资源地域不公出现的现象，对于城市发展而言，其实是柄双刃剑：一方面，流动人口贡献价值给城市发展带来红利；一方面，流动人口也必定要对城市进行消耗。如何平衡发展利好与成功分享之间的关系，考验着城市化的水平和质量。
当然，要最终释解人口流动潮对北京等资源富足城市的压力，最终还是要转到区域平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提升全民素质的宏观命题上来。实现了科学发展和资源平衡分配，这些流动人口又何必远离故土到这些城市去寻找机会和梦想，又何必去忍受地域歧视者带有偏见的目光。
所谓“城市乡村化”论调，所谓“盲流论”，不过是关键滞后和宏观视野缺乏制造的傲慢和偏见。“盲流”在公民迁徙自由的不断实现中被抛弃，但是板结化、壁垒化却依旧存在某些地域歧视、城乡偏见者的观念中。
此外，文教授“考试入户”的办法也是局限的。考是老师的法宝，却不是公共治理中的法宝。社会治理不比教育评分，人的知识也许可以以考试来衡量，但是素质恐怕很难以考试论短长和优劣。而这，算不算文教授思维固化和观念狭隘的另一个表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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