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节选自路德维希-冯-米塞斯遗作，由其夫人在其逝世后整理，彭定鼎翻译。米塞斯，20世纪著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掌门人。
Ps，本文是米塞斯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层面的探讨，基本观点如下：
1.逻辑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是检验实践的唯一标准。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都是错的。
2.统计、归纳都是经济史的范畴，而不是经济学的范畴，经济史应该属于历史学，而不属于经济学。因此凯恩斯不是经济学家。
3.历史学本身是经验科学，不可能推导出任何确定的结论，经济统计亦是其一部分，作用在于理解逻辑。
4.基本上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不及格的，因为他们妄图做永远不可能完成的事——用史学经验推导结论。
米塞斯是奥地利学派方法论的集大成者，读其作品往往有三言两语就拨云见日的感觉，感兴趣的可以参照《人的行动》和《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
I
现代社会科学的基础是在18世纪奠定的。在此之前只有历史学。当然，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到处都有被认为是对于不论是件和地点的一切人类行动都成立的推论，甚至当历史学家们并不明确提出这些论题时，他们也必然将他们对事实的掌握和诠释建立在这类前提基础上。但是人们并没有通过专门的分析睐澄清这些隐含的前提。
另一方面，人们普遍相信，在人类行动领域中，除了善与恶之外没有其它准则。如果一个政策没有达到目的，它的失败就会被归咎于人的道德缺陷或者政府的软弱。只要有好的人和强大的政府，任何事情都能够做到。
然后在19世纪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们发现了市场运行中的规律性。他们发现，对应于每一种市场状态都有某个价格状态，而且只要试图改变它，恢复到这个状态的趋势就出现。这个洞见开辟了科学的新篇章。人们开始惊奇地认识到，人类行动可以从不同于价值判断的观点开展研究。他们被迫认识到一种与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已经熟悉的规律性相提并论的规律性。
自从坎提隆（Cantillon）、休谟、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取得了持续的----尽管不是稳步的----进步。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它演变得远远超出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基础上的社会框架里的市场作用的理论。它已经成为关于人类行动、人类选择和偏好的一般性理论。
II
社会认知的要素是抽象的，不可还原为任何能够被感官感知的具体意象。为了使它们容易理解，人们希望求助于比喻性语言。生物学比喻一度十分流行。有一些作者把这个比喻推向了荒谬的极端。这里只提Lilienfeld的名字就足够了。[1]
今天，机械比喻使用的更多。其运用的理论基础可以在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观点中找到。实证主义漫不经心地撇开历史和经济学教导的一切。在它的眼里，历史根本就不是科学；经济学是一种特别的形而上学。实证主义提出了必需建立在牛顿物理学中被理想地运用的实验方法之上的社会科学替代这两者。经济学必须是试验的、数学的和数量的。它的任务是测量，因为科学就是测量。每个陈述都必须被事实证实。
这个实证主义认识论的每个命题都是错误的。
广义的社会科学和狭义的经济学不可能被建立在自然科学意义的“经验”之上。社会经验是历史经验。当然每个经验都是对过去的某件事情的经验。但是使社会经验有别于构成自然科学的基础的经验的是：它永远是关于复杂现象的经验。自然科学的一切成功所赖的经验是试验经验。在实验中，变化的不同要素被隔离观察。对变化的条件的控制赋予试验者发现每个后果的充分原因的方法。不必考虑其中的哲学问题，他积累了大量“事实”。这些事实是科学家用于建构理论的砖块。它们是科学家能够支配的唯一材料。科学家的理论一定不能与这些事实矛盾。它们是终极的依据。
社会科学无法采用实验。它们研究的经验是复杂现象的经验。它们的处境可以被比作科学家掌握的材料仅仅是音乐会或者瀑布声的情况下声学的处境。把统计局标榜为实验室是当今时髦的做法。这是误导性的。统计学提供的材料是历史的，这意味着它们是复杂的力量的结果。社会科学永远享受不到观察仅仅一个要素变化其它条件不变的后果的有利条件。
于是，社会科学永远不能用经验证实其陈述。它们研究的每个事实和每个经验都能够被赋予各种不同的诠释。当然，复杂现象的经验永远不能以实验证实或者否证一个陈述的方式证实或者否证一个陈述。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历史经验其意义得到所有人的一致评判。无疑，历史上截至现在，只有那些将社会秩序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之上的那些国家达到了较高的福利和文明阶段。但是，没有人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无可争辩的反驳。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关于复杂现象的诠释的见解也有不同。但是在那里，自由说明必须不能与被实验有效确立的陈述矛盾。在诠释社会事实时，不存在这样的限制。只要不在那些原理----其逻辑性质我们下面要说到----限制的范围内，我们可以对那些事实下任何断言。然而，这里我们已经必须提到，每个关于历史经验的意义的讨论都不可察觉地过渡到关于这些不再涉及经验的原理的讨论。人们可能开始讨论的是进口关税或者苏联体制的经验教训；但是他们很快就会过渡到讨论跨区域贸易的一般性理论或者同样纯粹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理论。
不可能做实验同事就意味着不可能测量。物理学家必须研究数量和数量关系，因为他有权假定物理性质之间存在某些不变的关系。实验提供给他这些性质的数值。在人类行动中没有这样的恒定关系，没有可以用于测量的标准，也没有实验能够确立这种类型的齐一性（uniformities）。
统计学家在研究价格和供应或者供应和需求的关系时确立的事实只有历史意义。如果他认定1920年和1930年之间某个国家国家土豆的供应上升10%之后土豆的价格下降了8%，他并没有就另一个国家或者另一个时期土豆的供应可能导致的价格变化做出任何断定。这样的对需求弹性的测量不能与物理学家的测量----比方说原子的密度或者重量----相提并论。每个人都当然地认识到人们关于土豆或者任何其它商品的行为是可变的。不同的个人评估同样的事物的方式不同，而且同一个人在不同条件下的评估甚至也会变化。我们无法把个人归入以同样方式做出反应的类别中，我们也无法确定引发同样的反应的条件。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必须认识到，统计经济学家是历史学家而不是试验者。就社会科学而言，统计仅仅是一个历史研究的方法。
在任何一门科学中，导致方程式的表述的考虑都是非数学性质的。方程式的表述具有实际意义是因为它所包含的恒定关系是实验确立的，还因为有可能在函数中代入已知量算出未知量。于是，这些方程式成为技术设计的基础；它们不仅是理论分析的总结，也是实际工作的出发点。但是在经济学中没有数量间的恒定关系，方程式没有实际应用。即使我们能够克服关于方程式形成的一切疑虑，我们仍须认识到它们没有任何实际用途。
但是，针对经济学问题的数学研究的主要反对意见必须在另一个基础上提出：它研究的就不是人类行动的实际运行，而是经济学家为了工具性目的构造的虚拟概念。这就是静态均衡的概念。
为了掌握变化的后果和市场经济中利润的性质，经济学家构造了一个虚拟的没有变化的体系。今天和昨天一样，明天和今天一样。未来没有不确定性，因此活动也不包含风险。但是就利益考虑，生产的各个要素的价格的价格的总和正好等于产品的价格，这意味着没有利润空间。但是这个虚构的概念不仅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的；它甚至不能自圆其说。在这个虚构的世界中的个人不会行动，它们不必做出选择，他们只需每日重复。的确，经济学正是由于不能做实验，必然采用这个或者其它相似类型的虚构概念。但是它的用处应当被局限于它被设计用于的目的。静态均衡的概念的目的是研究成本和价格的关系的性质以及由此而生的利润的性质。在此之外它是不可用的，它没有其它作用。
数学在经济学研究领域能做的一切就是描述静态均衡。方程式和曲线描述的是虚构的从来不存在的事态。它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对静态均衡定义的数学表达。由于数理经济学家们从“经济学必须用数学术语研究”的先入之见出发，他们把对静态均衡的研究当做经济学的全部。这个概念的纯粹工具性质狈这个成见掩盖了。
当然了，数学不能告诉我们这个静态均衡如何能够被达到。真实状态和均衡状态间的差异的数学计算不能取代逻辑的或者非数学的经济学家们使我们思考在没有进一步的数据变动的情况下带来均衡的那些人类行动的性质。
专注静态均衡是对重大的经济学问题的研究的误导性的回避。这个均衡概念的实用价值不应被低估，但它只是解决仅仅一个问题的工具。任何情况下，对静态均衡的数学表述都不过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小把戏。
曲线的运用也是一样。我们可以用供应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叉点表达商品的价格。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对于这些曲线的形状一无所知。我们后验地知道价格，我们知道那就是交叉点，但是我们并不事先或者事后知道曲线的形状。曲线的表示不过是用图形表述理论以便人们理解的教学法而已。
数理经济学家愿意把价格视为对价值的度量或者等同于商品。就此我们必须说，价格不是用货币度量的，而只是用来交换商品的货币的数量。价格并不等同于商品。购买仅仅在买方对商品的评估高于价格而卖方的评估低于价格时才发生。没有人能够从这个事实中得出结论说在评估不通的场合有什么等价。如果任何一方认为价格等价于商品，交易就不会发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每笔交易对于双方都是“讨价还价”。
III
物理学家们从外部考查他们的研究对象。他们对于下落的石头的内部“灵魂”中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但是他们有机会观察石头在试验中的下落，并且发现他们所谓的落体定律。从这些试验知识出发，他们建构了从特殊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理论。
经济学研究人类行动，而不是像人们有时候说的，研究商品、经济量或者价格。我们没有用人类行动做实验的能力。但是作为人，我们知道行动的人的内心世界。我们知道一些行动的人赋予其行动的意义。我们知道为什么人们希望改变它们的生活状况。我们知道一些不满，正是这些不满是变化的最终动因。完全满意的人或者虽然不满但却刊布出任和改进方式的人根本就不会行动。
于是，正如凯尔恩斯（Cairnes）所说，经济学家在研究的开端就掌握了主宰构成了研究对象的现象的终极原理，而人类对于终极的物理原理没有直接知识。[2] 这就是社会科学（道德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和自然科学的根本差异。使得自然科学成为可能的是试验的能力，使得社会科学成为可能的是掌握或者理解人类行动的意义的能力。
我们必须区分对人类行动的意义的两种相当不同的含义（comprehension）：设想（conceive）和理解（understand）。
我们设想一个行动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认为行动就是这样的。我们在行动中看到了通过手段达到目标的努力。在设想一个行动的意义时，我们认为它是达到某个目标的有目的的努力，但是我们并不考虑提出的目标的和采取的手段的性质。我们把活动设想为其逻辑（人类行动学）性质和范畴。我们在设想时所做的一切就是通过演绎分析揭示出包含在行动的第一原理中的一切并且将其应用于不通种类的能够想到的情况。这个研究是人类行动的理论科学（人类行动学）特别是其中迄今为止最发达的分支经济学（经济理论）的主题。
因此，经济学并非是基于经验的或者从经验中得出（提取）的。它是个演绎体系，从对于人类理智和行动的原理的洞见出发。事实上我们在人类行动领域中的一切经验都是建立在我们具备这一洞见的条件的基础上并且受到这个条件的制约。没有这个先验知识和从中得出的定理，我们就完全无法认识人类活动的涵义。我们关于人类活动和社会生活的经验是以人类行动学特别是经济学为依据的。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这个程序和方法不是科学研究特有的，而是对于社会性事实的普通的日常感悟（apprehension）的模式。这些先验的原理以及从中得出的推论不仅被专业经济学家应用，也被每个处理经济事实或者经济问题的人应用。非专业人士处理事情的方式并不显著不同于科学家的方式，只是他有时候少一些批判性，在考察推理链条的每个步骤的时候少一些审慎，因而有时候更容易犯错误。人们只需观察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任何讨论就能意识到这个过程很快就会转向对于并不涉及经验的抽象原理的考察。例如，不考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般性原理就无法讨论苏联制度。不考察工资、利润、利息和价格的理论----那就意味着市场社会的一般性理论----就无法讨论工资和工作时间法案。“纯粹事实”----姑且不管“这样的事物是否存在”这个认识论问题----可以被赋予不同的诠释。这些诠释需要通过理论洞见澄清。
经济学不仅不是来自经验的，甚至不可能用经验证明其定理。我们必须强调指出，每个复杂现象的经验能够而且的确也是用不同的方法说明的。同样的事实、同样的统计数字被人们宣布为对相互矛盾的理论的证实。
对比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研究经验的技术是有启发的。许多经济学的书在阐述了理论之后还用许多章节试图证明通过研究事实发展出的理论。这不是自然科学家采取的方式。自然科学家从试验建立的事实出发，运用它们构造理论。如果他的理论推论出一个尚未在实验中发现的事态，他就会描述什么样的实验对于他的理论是判决性的（crucial）；如果结果与预期符合，理论似乎就得到了证实。这是根本地而且显著地不同于社会科学采取的方法之处。
对比经济学理论与现实，我们不必试图以肤浅的方式说明其它人给予不同诠释的事实，使之似乎证实我们的理论。这个可疑的程序不是合理的讨论的方法。我们必须这么做：我们必须发问，我们在论证中预设的行动的特殊条件是否对应于我们在所考察的实在的片断中发现的条件。货币（或者间接交换）理论正确与否与所考察的实际经济体制采取间接交换还是仅仅采取易物贸易的问题无关。
在这些理论的先验考虑中运用的方法是思辨构造的方法。经济学家—以及非经济学家在其经济学论证中----建立一个并不存在的事态的意象。这个构造的素材来自对人类行动状况的洞见。这些思辨构造表示的事态是否对应或者能够对应实在与它们的工具性效用无关。甚至不可实现的构造由于给我们机会思考是什么使得它们不可实现、它们在哪些方面不同于实在的机会能够起到重大的作用。社会主义社群的思辨构造是经济学论证不可或缺的，于这样的社会能不能实现的问题无关。
最广为人知的和最频繁使用的思辨构造是上面提到的静态均衡态。我们完全知道这个事态不可能实现。但是不考虑一个没有变化的世界就不能研究变化的涵义。没有哪位现代经济学家会否认这个思辨概念的应用在澄清企业家的利润和亏损的性质以及成本和价格的关系中起到了无以伦比的作用。
我们的一切经济学论证都借助于这些思辨概念进行。的确，这个方法有其危险；它很容易被误用。但是我们必须采用它，因为它是唯一可用的方法。当然了，我们必须十分小心地运用它。
就显而易见的问题“一个从先验原理出发的纯粹逻辑演绎如何能够告诉我们关于实在的事情”，我们只能这么回答：人类思想和人类行动都是人类精神的产物，它们来自同样的根源。因此从我们的先验论证中得出的正确结论不仅在逻辑上是不可反驳的，而且同时以其绝对的确实性应用于实在，只要其中的前提是实在中给定的。反驳一个经济学结论的唯一方式是表明其中包含逻辑错误。得到的结论是否适用于实在是另外的问题。同样，这一点只能表明其中的前提在我们希望说明的实在中又还是没有对应物来决定。
因此，历史经验----每个经济经验都是历史的，因为它是关于过去的事情的----与经济学理论的关系不同于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经济学理论不是从经验中得出的。相反，它是掌握经济史的不可或缺的工具。经济史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经济学理论。相反，正是经济学理论使我们得以理解过去的经济事实。
IV
但是为了在人类行动的世界中定位我们自身，我们不仅要理解人类行动的意义。行动的人和纯粹旁观的历史学家不仅要像经济学理论那样掌握行动的范畴；他们还得理解（verstehen）人类选择的意义。
对行动的意义的这种理解世历史学研究特有的方法。历史学家必须尽可能地通过采用人类行动的理论科学----人类行动学，尤其是迄今最发达的部分经济学----以及自然科学提供的一切手段建立事实。但是这还不够。他还得研究特定问题中的独特的境况。特例是难以言说的（Individuum est ineffabile）。特例是历史学家面对的，它不可被彻底地说明或者被追溯到其它实体。在这个意义上，特例性是非理性的。历史学科采用的特例理解的目的是通过心理过程掌握特例性的意义。它确立了这样的事实：我们面对的是独一无二的事情。它要弄清楚行动的人们的价值观、目的、理论、信仰和错误，总而言之，他们的全部哲学，以及他们如何设想他们的行动所处的条件。它把我们置于行动的环境中。当然，这个特定的理解不能脱离诠释者的哲学。在自然科学和逻辑以及人类行动学的先验性科学中能够达到的科学客观性程度，道德科学或者历史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在独特理解的领域里永远达不到。你可以以不同方式理解。历史可以从不同的观点写。历史学家们可能对于能够以合理方式确立的事实意见一致，但是在对于它们的诠释方面却严重分歧。因此，历史总是被重写。新的哲学要求对过去的新的阐述。
对历史科学的特有理解不是纯粹理性的行动。它是由于认识到理性已经穷尽，我们只能尽可能对不可得到完全的独有的描述的事物给出说明。这些就是理解必须完成的任务。尽管如此，它是个落籍工具，应当被如此运用。它不可被滥用于向历史学走私蒙昧主义、神秘主义和类似东西的目的。它不是胡言乱语的护身符。
有必要强调这一点，因为有时候一种类型的历史主义的滥用得到了错误地诠释的“理解”的支持。逻辑、人类行动学和自然科学的推理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理解”推翻。然而，不论历史资料来源提供的证据多么强，也不论一个事实从当时的理论的观点看多么可理解，如果它不符合我们的理性，我们就不能接受它。巫师和巫术活动的存在在许多地方被用作呈堂证供；但是我们不会接受它。许多陪审团的判决书判定人们通过破坏收支平衡贬值一国的货币；然而我们不相信这样的行动有这样的后果。
再现过去不是历史学的任务。企图这么做不会有结果，其复杂程度超出了人类的能力。历史学是用概念叙述过去。历史研究特有的概念是类型概念。历史方法的这些类型只能通过特定理解的运用建立，而且他们只有在它们得以存在的理解框架内才有意义。因此，并非每个逻辑有效的类型概念都有助于理解的目的。如果一个类里面的所有元素都具有一个共同的性质，这个分类在逻辑意义上就是有效的。类并不实际存在，它们永远是精神产物，用于在观察事物时发现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的。一个逻辑有效的建立在严格基础上的分类是否能够用于说明给定的资料是另外一个问题。例如， “法西斯主义”这个型（type）或者类（class）不仅包括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还包括德国纳粹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译者注）、西班牙佛朗哥将军的体制、匈牙利霍尔蒂元帅的体制和其它一些体制，毫无疑问它能够被逻辑上有效地构造出来并且能够与包括俄罗斯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匈牙利的贝拉·昆（Bela Kun）体制以及慕尼黑短暂的苏维埃时期的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型对立起来。但是这个分类以及由此产生的把过去二十年的世界分为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两部分的推论是不是理解当今政治局势的正确方式是存疑的。你可以用其它类型以十分不同的方式理解这个历史阶段。你可以区分民主和集权，让民主类型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集权主义类型包括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其它分类称谓的法西斯主义。你采用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分类法取决于你看待事物的整体模式。理解决定采用的分类法，而不是分类法决定理解。
历史或者道德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的类型概念不是统计平均值。被分类的大多数性质不能被赋予数值，仅此一点就使人们不可能把它们当作统计平均值。这些类型概念（在德语中人们用思想类型[Ideal-Typus]以区别于其它科学特别是生物学的类型概念）不应与被用于设想人类行动范畴的人类行动学概念混淆。例如：“企业家”概念在经济学理论中表示一种特殊的职能，也就是预见未来。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都必须被认为是企业家。当然，经济学理论中的这个分类的任务不是区分人，而是区分职能并且说明收益或者亏损的源泉。这个意义上的企业家是导致收益或者亏损的职能的人格化。在经济史中以及在研究当前经济问题时，“企业家”表示一类从事工商业的人，他们在其它方面可能迥异，企业家这个词可能显得无意义，仅仅用于特定规模的企业，例如大（中，小）企业，“华尔街”、军火企业、德国企业等等。历史和政治中使用的“企业家”类型永远不会有人类行动学的“企业家”类型具有的概念准确性。你一生中永远不会遇见仅仅是一个职能的人格化的人。[3]
V
以上论述支持这样的结论：在社会科学方法和自然科学方法之间存在根本的差异。社会科学的进步归功于其特有的方法的运用，而且必然沿着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质要求的路线前进。它们不必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
推荐社会科学采用数学并且相信它们由此能够变得更加“精确”是个错误。数学的运用并没有使物理学更加精确或者更加确定。我们引述爱因斯坦的话：“只要数学命题指称实在它们就不是确定的，只要它们是确定的它们就不指称实在。”而人类行动学命题有所不同。这些命题以精确性和确定性指称人类行动的实在。对这一现象的说明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人类行动的科学何人类行动本身有共同的根源，即人类理性。假定数量方法能够使它们更加精确是个错误。一切数量表述由于人类测量能力的内在局限都是不精确的。其余的我们只要看看上面说过的关于社会科学领域里的数量表述的纯粹历史的性质就行了。
希望通过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改进社会科学的改革者们有时候通过指出社会科学的落后状态论证其努力的必要性。没有人会否认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远非完善。所有经济学家都知道需要做的还有许多。但是必须记住两点。首先，社会和经济状况的目前令人不满的状态与经济学理论的所谓的不恰当性无关。如果人们不把经济学用作制定政策的准则，他们就不能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经济学。第二，如果有一天有必要根本地改革经济学理论，这一变革不会沿着目前的批评者们主张的方向发生。这些反对意见已经被一劳永逸地彻底驳倒了。
[重印自Journal of Social Philosophy and Jurisprudence 7, no. 3 (April 1942)—编者注]
[1] 参阅，举例说，Paul von Lilienfeld的La Pathologie Sociale [社会病理学] (Paris, 1896). [“当政府从Rothschild家族借贷时，有机社会学把这个过程设想为这样….‘Rothschild家族在这个场合的作为完全类似于一组体细胞合作制造血液向脑供应营养的行动，希望能够得到它们恢复活力、积聚新能量所需的灰物质细胞的反应，’同上书，p.104，”收入Ludwig von Mises, Socialism, J.Kahane, trans. (Indianapolis, Ind.: Liberty Classics, 1981), p. 257 n. —编者注] [2] [John E. Cairnes, The Character and Logical Method of Political Economics [1875]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5), pp. 89-97—编者注]
[3] 为了完整性，我们必须提到法律上“企业家”这个词还有第三种用法，与上述两种用法必须仔细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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