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于《读书》2015年第4期，略有改动。
在过去，被普遍认为是文学经典的作品，要么被大多数人阅读，要么被大多数人忽视。曾经有人问梁启超，今天读经的人那么少，是不是世风日下？梁启超拍案大喝：“从来就那么少！”这说明经典本身就带有一种精英的品位与诉求。尽管如此，大多数人在不读经典的同时，也保持着对经典的敬畏。但今天的许多人——无论其是否专业文学研究者——在对待经典时，已经不再有虔敬的心态，不再细嚼慢咽，而是汲汲于套用各种各样的理论来阐发预先设定在理论当中的结论。这样一来，经典著作就成为了理论家思想的脚注。
现在看来，经典与理论隐隐约约形成了彼此对立的局面。其实，非凡的理论家大多敬重一般意义上的经典作品，轻慢经典的人其实也并不具备理论思维。现在的情况毋宁说是，某些“理论”给那些不愿亲近经典的人提供了道德与法理上的借口。就高等文学教育而言，学习理论的本来目的是培育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让他们在面对权威文本时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但由于许多学生本质上缺少“自己的看法”，那么在使用理论时也就缺少真正的反思意识，进而陷入套用理论的误区。
作为一种严肃的学术资源，理论本身当然至少是无害的。有害的是对理论的脱离实际的误解和滥用，这种滥用的最大危害就是让知识脱离实在感，仅仅保留概念骨架。目前的情况是，在人文教育中，理论家的门槛正在降低。过去的理论家首先应当是一部百科全书。这是一种从亚里士多德、瓦罗、格列乌斯、波爱修斯到斐奇诺的伟大传统。但在百科全书的功能已经被数据库取代的今天，知识人的角色也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变。在学院当中，人们仅仅知道一些“学科体系”、“批判方法”和“关键词”就够了，学术的实际内容已经在文字的抽象当中慢慢流失。我们已经不知道“细读”背后的人文主义诉求，也不再懂得“解构”与法国左翼运动的关系，更加不清楚“现象学”背后的时代环境……这一切理论都成了课本上的“工具”，供学生随时使用，完成期末的课程作业。
技术或理论更新使得我们的生活更加便捷，为了能够更加即时、方便地传递信息，我们的真实知识也随之词汇化、对象化乃至教条化。我们的思维被这种实用主义逻辑重新塑造着，与此同时发生的，就是对真实知识的载体——经典文本——的忽视。比如说，在阅读莎士比亚时，台词中充满了各种隐语、讽喻和历史背景知识。传统的做法是让学生自己动手去同时代的文献中考察相关的内容以加深理解，如今我们可以通过文学理论教材来解决一切知识性问题。这样一来，我们看上去很快地学会了分析莎士比亚笔下某个隐喻的能指和所指。但问题在于，这样的结论其实可能是一种过度的抽象，往往会留下一大堆话却无法给人以任何新的启发，无法带来实质性的知识信息传递。
我们不是要抛弃一切既有的理论，从头开始；相反，只要我们依然有着追求真知的觉悟，那么已有的理论框架就充其量不过只是学术研究的起点而已。我们当然会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假设，但我们最终要用文本来验证假说的真实性。比如，莎士比亚笔下的修辞存在着典型的针对性，为了确切把握这种针对性的可能的理论特征，我们这些数百年后的阅读者有时不得不尝试“扮演”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人。这种“扮演”就要求我们掌握大量的当时知识，懂得那些人的语言习惯、生活作风。所以人们常常认为，搞懂了莎士比亚就搞懂了英国。这是因为文本表面信息下面隐藏着更加丰富的深层信息，这些信息就像人类的遗传基因一样，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其稳定的文化功能。
有人会说，采用理论是为了捍卫批评家的基本立场，避免自己被古老的意识形态同化，陷入其中不能自拔。诚然，我们在解读经典的过程中最担心的就是失去自我。但我们不妨首先追问：什么是“我”？这个艰难的问题，落实到经典阅读层面，就会引出这样一种解释学困境：从文本当中获得的结论，究竟有多少属于作者本人的意图，又有多少只是我自己的管窥蠡测？由于某种认识论上的错误判断，人们会认为，由于文本当中的作者意图无法完全脱离解读者的先在视野而得到全然的把握，所以，谈论作者意图是不切实际的，有时往往是一种解读者的自恋。但回过头来，这种认识论上的困窘并不能从本体论上否定作者意图不存在，进而并不能否定探寻作者意图的正当性：无论作者想要告诉我们的东西是否得到呈现，我们自己首先要摆低姿态，用尊重的心态去面对经典的作家和作品。而现在的现状是，在研究文学著作时，我们并非失去自我，而是过多关注自我，进而忽略作者的真实意图。
我们还是得回到一个最初的问题：经典的界限该如何确定？这也是“理论”给传统文学教育提出的“难题”。如今的理论家们倾向于认为经典是建构出来的，是时代与权力的衍生物。问题在于，权力的诞生也要依赖于更高维度的诉求。如果不尝试去细究经典当中蕴涵的深刻用意和时代意义，就容易将其想象为一种不公正的暴力，从而将其与自由生活彻底对立起来。
把经典视为权力建构的产物，进而认为可以将其“去魅”，这种逻辑是不合理的。首先，历史孕育的经典之所以能够得到普遍的流传，其中必然有着能够经历时间考验的自然正当基础，进而一定与人类的本性有所关联。阅读这样的经典也就能够帮助我们更好认识自己，促进我们的自我反思和思想解放。退一步说，指责一种东西是“人为建构的”，也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人为建构的”不等于“不好的”。哪怕《摩西五经》不是摩西写的，这丝毫不影响这些文本成为西方人两千多年的生活规范。《诗经》的古典解释系统甚至承认孔子删诗，但这恰恰是其文教价值所在。
然后，无论如何，人类的生活不可能没有规范与制约，经典就起到这样的作用。哪怕在现代民主制度之下，依然存在着经典的规范性位格，问题在于以什么具体的内容去摆上这个位格。关心文学整体环境和品质的理论家，他应该提出的问题其实是，对于我们的共同体——共同生活的人类群体——来说，什么是普遍的经典？关键的问题其实集中在“共同体”上。历史告诉我们，“经典”当然是共同体用以塑造民族心灵的最佳途径，《神曲》的民族是意大利，《巨人传》的民族是法兰西。但是在未来那个百分之八十国民是土耳其人的德国，它的经典想必不会再是路德本《圣经》。这是另外一个值得探索的话题。尤其在今天，我们的民族似乎已经日益丢失了对民众灵魂的约束，这个时候，知识人们应当有一种承担起重新解释经典任务的使命感——这是由人类共同生活的天性所决定的。
我们已经谈了太多理论话语对经典研读造成的弊端。但我们也得承认，对于现代学术来说，理论建设是不可或缺的。但既然使用了“理论”一词，就必须有一种理论的严肃感，这就要求我们恪守理论的品位，节制小心地使用术语，细致清晰地分析文本，尽可能地拓展视角的深度与广度。这些口号喊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难。从这个角度说，与其认为“理论”帮助我们获得实质性的知识，不如说帮助我们锻炼自己的心灵。通过阅读理论文本，品察理论家的问题意识，摹仿他们的思路与行文，我们可以渐渐学会靠谱的思考。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阅读女性主义的理论能让女性找到真正的自我，如果意识形态批判能让参与社会实践的人们真的变得更加公平正义，如果解构主义真的能够促成批评家生产更多超越传统经典的有魅力的文本游戏，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理论本身成为了经典，成为了通向丰饶知识之海的路标。同样，我们还可以有更加深思熟虑的做法，那就是把传统的文学、史学与哲学经典都当成时髦的理论重新拾起，通过将心比心的阅读，使之焕发生机，就像一根神奇的魔法师手指让亘古的顽石化为金灿灿的东西一样。如今的大学教育，则应当促使理论研究与经典解释的融通和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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