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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部类书籍素称难读,远非诸子书可比。民国以降,蔡元培等人主导的学制改革,按照西方的学科范式,将部分经部、子部类图书划入哲学研究的范围,此外,包括《春秋左氏传》在内的经部、史部书籍,则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至于《春秋公羊传》,既不同于西方的形而上学,又不像《左传》那样具有丰富的史料,而无法纳入现代学科的研究领域,因此,其后近百年间,研究者少有问津。直到最近几年,随着经学研究的复兴,以及《公羊传》被视为中国的政治哲学,而具有与西方政治哲学对话的可能性,当然还包括重新构建中国现代政治学说的现实需要。种种原因,导致了《公羊传》再度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春秋公羊传注疏》,[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11月第一版,138.00元
据我了解,现在许多人都试图研读《公羊传》,但大多不得其门而入,其中尤有一类读者,浅尝辄止,且妄加比附,如此方向一偏,就永远不可能进入《公羊传》的大门。下面我结合自己多年研读《公羊传》的经验,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一般来说,在现代各门学科中,以哲学最为难读。尤其是西方的形而上学,常常需要穷年累月的沉思静虑,方能入其门。但是,中国的经部类书籍则不大一样,既有繁琐考证的内容,又有思辨入微的部分,要真正深入其中,绝非通过个人独处时的沉思所能到达。所以,我们看中国古人的读书法,绝不同于西方哲人,往往需要众多师弟间的讲求讨论,学问方能有所进益。尤其是《公羊传》,在诸经中更以思辨入微见长,其中最难懂的则是条例的部分,素称难治。
大概在十六七年前,我开始系统研读《公羊传》。当时我与同门师兄弟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约五、六人,以刚刚出版的《春秋公羊传注疏》(何休注、徐彦疏)为底本,每周花一天时间。开始自然完全读不懂,久而久之,才逐渐体会到其中的妙处,远非其他书可比,这样坚持了约三年时间,我们才把整本书通读下来。后来我们都觉得,如果只靠个人的沉思,是不可能坚持下来的,也很难真正领悟其中的妙处。所以,现在有许多读《公羊传》的人,如果没有几个同道相与切磋,是很难进入《公羊》的大门,充其量不过粗通其义理而已,至于条例之精妙,是完全领会不到的。
但是,这样精读了三年,也不过只是入门而已,所以我又开始读一些相关的《公羊》类研究著作。此时我已博士毕业,并留校任教,大概又过了两三年,我又集合一些学生,常常保持十人左右,以同样的方式再度精读《公羊传》,依然采用何休、徐彦的注疏本。此时我已重点从事《公羊》的研究,阅读了不少清人的著述,故此番重读《公羊传》,许多原来没有读懂的地方,大都弄明白了,而义例之妙处,领会得也更深入。此后,我和哲学系一些朋友还组织重读了《公羊传》,前后约两年时间,虽然最后没有读完,但对于自己来说,收获同样不小。因为此时年岁渐长,加上参与读书的都是学问颇有成就的青年学者,如此相与切磋,更能体会《公羊》的精妙处。我现在觉得,像《公羊传》这种经典,一定要反复研读,且要集合众人之力来读,这不仅便于读懂,且更能领会古人阐释《春秋》的精妙。我想,像我们这样反复读《公羊传》的人,至少在今天,可能是极少见的,一般人也不大有这种条件。
那么,《公羊传》为什么如此难读呢?我认为,关健还是因为其条例难懂。《公羊传》包括三部分内容,即义理、条例与礼制,这也是古代学者治《公羊》的三条进路。譬如,董仲舒、康有为以阐发义理见长,而胡毋生、何休、徐彦、刘逢禄则以精研条例为主,至于凌曙、陈立、廖平等,则以厘清礼制入手。一般来说,义理最容易掌握,一般的《公羊》研究者多从此入手,但若停留于此,则不过粗窥门径,尚未进入《公羊》颛门之学。礼制则更难,因为名物典章之学素称繁琐,尤其需要对《仪礼》《礼记》等相关内容有相当功底,如此旁通诸经方能有成。至于条例,则涉及圣人作《春秋》那些最精妙的书法,通常古人讲的“微言”就是这个层面的东西。其实,《公羊传》涉及的条例尚属简单,较易掌握,但到了何休注那里,就复杂多了,而徐彦疏更是繁琐,即便在古代,真正深入其中的学者也不多。可以说,徐彦疏是历代条例之学的顶峰,代表了《公羊传》中最精妙深奥的部分。所以,我一直认为,要真正掌握《公羊传》,一定要读懂徐彦疏,否则,根本不能深入《公羊》之堂奥,终不过在门墙处徘徊而已。所以,我主张读《公羊》的人,还是要先从徐彦疏入手,此关一过,其余便是坦途了。
此外,有些人对《公羊》存有畏难之心,便从《左传》入手,大概他们觉得对春秋时的史事有一定了解之后,读《公羊》就容易入门了。当然,不排除另有一些读者纯粹喜欢《左传》讲的故事,或者受了现代史学的影响,觉得《左传》更重要。但我认为,这条路子是不对的。因为这样读下来,不过是把《春秋》读成一本史书,既没有入《左传》的门,至于《公羊传》的门,更是跂足眺望也未必能见及的。
公羊高 像
就历史上《春秋》学的传承来说,虽然三传的先后尚难有定论,但基本上可以断定是先秦时形成的。但是,作为一门学问,却是《公羊》形成最早,《穀梁》次之,而《左传》最晚。为什么呢?不仅《公羊》在先秦时历代口耳相传,对其研究是代有其人,此后到汉景帝时,随着挟书令的废除及朝廷对学术的奖掖,《公羊》最早在竹帛上书写出来,并很快立于学官,得到了朝廷的支持。景帝时,研究《公羊》的学者以胡毋生与董仲舒最为突出,得以立为博士,此后两汉四百年间,董仲舒的弟子及其后学都世代居于官学的地位。我们不妨看看现在政府对大学及学科的区别支持,就不难明白,官学地位对于学术的发展是多么的重要。今天如此,而古代何尝不然?因此,《公羊》的这种独尊地位在两汉造就了一大批研究者,将《公羊》的研究推向了深入和细密,并深深影响到了汉家制度的建构。至于《穀梁传》的形成,应该较《公羊》为晚,其中借鉴了《公羊》的不少说法,且显得更为合理和简明。但是,《穀梁》得到朝廷的支持要晚得多,直到汉宣帝时,才立为博士。此时的《穀梁》学者无疑借鉴了《公羊》家治经的方法,譬如,《穀梁》对于日月例的发挥就更为深入和繁琐。但是,《穀梁》可能因为本身解经的缺陷,譬如,东晋就有学者说《穀梁》肤浅,因此,到了东汉,《穀梁》再度被摒除在学官之外。
至于《左传》,成书虽早,但通常认为其作者左丘明只是史官,所以,《左传》可能作为史料的记载而束诸高阁。这不像《公羊》《穀梁》那样,作为解释《春秋》的著作而世代有学者研究,且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下来,因此,《左传》在先秦时未见有学者进行研究,甚至到了汉代,《左传》即便流传于民间,也常常不过出于对其史事、文辞的喜好而已。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了汉成帝、哀帝时,此时距《公羊》立于学官至少已一百五十年了,刘歆仿照《公羊》学者的研究方法,也运用章句、条例的方式来解经。至此,《左氏》作为一门学问才真正成立。因此,如果我们只是把《左传》作为一部史书来读,当然可以先读《左传》。但是,如果我们像古人那样,要把《左传》当作一部经书来读,尤其要了解历代《左传》学者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则只能先从《公羊》入手。因为《左传》的研究方法是从《公羊》里来的,且对《公羊》有诸多针对性批评,所以,如果不先通《公羊》,就不可能理解《左传》的那套义理和条例。
因此,就我个人阅读和研究《公羊》的经历来看,我有如下几点建议:首先,集合一批有志于读《公羊》的同道,至少三人以上,选取北大版或上古版的《公羊传注疏》作为阅读底本,至于其他参考书,则并非必须,而以领会《公羊》义例的精妙为目标。因为作为初学者,太过求全,枝蔓劳神,反造成进度的缓慢,不易体会读《公羊》的乐趣。如果实在要推荐,则可选取黄铭与我译注的《春秋公羊传》作为辅助。其次,清以前的《公羊》著述所存于世者极少,在精读一遍的基础上,则可读《春秋繁露》和《白虎通》,进而旁涉清人的研究成果,譬如孔广森的《春秋公羊通义》和刘逢禄的《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可为首选。第三,若作为研究者,则可进一步从事《穀梁》《左氏》的对照阅读,并扩展到唐、宋、元时期的《春秋》学成果,以及清人的著作,这不仅对于整个《公羊》学术史的概观把握,对《春秋》三传的比较,也都是必要的。我不久将要出版一部约百余万字的《春秋公羊学史》,可以帮助《公羊》爱好者和研究者了解整个《公羊》学发展的脉络。
推荐书目:
1.《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3.《春秋公羊传》,黄铭、曾亦译注,中华书局,2016。
4.《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春秋公羊释例后录》,曾亦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5.《春秋正辞·春秋公羊经传通义》,郭晓东等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6.《春秋公羊学史》,曾亦、郭晓东著,华东师大出版社(即将出版)
(“怎样读经典”由中华读书报、杭州骉马文化传媒公司联合推出,本文作者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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