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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上一期“古代史书整理方法之善本与底本”的续篇，作者崔文印先生。
这四法就是大家熟悉的：一对校法，二本校法，三他校法，四理校法。陈垣先生具体解释说：
一为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刘向《别录》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者，即此法也。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
这与叶德辉所谓的“死校法”无异，是进行诸本校勘的基础性工作。不论进行哪一种类型的校勘，这一工作都是必不可少的。
二为本校法。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吴缜之《新唐书纠谬》，汪辉祖之《元史本证》，即用此法。此法在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最宜用之。
从实际情况看，吴缜的《纠谬》写于欧阳修《新唐书》问世不久，所以，吴氏所纠，大都是欧阳修自己在修史过程中所留下的错误，如：
《新唐书》卷九十四《刘兰传》：（贞观）十一年，为夏州都督长史。时突厥携贰，郁射设阿史那摸末率属帐居河南，兰纵反间离之，颉利果疑。摸末惧，来降，颉利急追，兰逆拒，却其众。（3836页）
《新唐书》卷二《太宗纪》：（贞观）四年“三月甲午，李靖俘突厥颉利可汗以献。”（31页）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五上《突厥传》上：（贞观）四年正月，靖进屯恶阳岭，夜袭颉利……尽获其众，颉利得千里马，独奔沙钵罗，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禽之……
颉利至京师，告俘太庙，帝御顺天楼，陈仗卫，士民纵观，吏执可汗至，帝曰：“而罪有五：……顾渭上盟未之忘，故不穷责也。”乃悉还其家属，馆于太仆，禀食之……
颉利不室处，常设穹庐廷中，久郁郁不自憀，与家人悲歌相泣下，状貌羸省……
八年，颉利死，赠归义王，谥曰荒，诏国人葬之，从其礼，火尸，起冢灞东。（6035-6036页）
吴缜指出：今按《太宗纪》，贞观四年三月，李靖俘突厥颉利可汗以献。又《突厥传》，贞观八年，颉利死于京师矣。今《刘兰》乃谓贞观十一年颉利尚存于本国，且又考《突厥》本传，亦无摸末来降而颉利急追、刘兰拒却之事，此可验其事皆虚也。（《新唐书纠谬·刘兰却颉利》条）
可以看出，《新唐书》记载上的错误，不大可能是手民之误，的确是欧阳修在修史时，材料所考未详，前后照应不够所致。不过，这些错误不能全部归罪于欧阳修，事实上，《新唐书》之列传乃宋祁所撰，欧阳修只负责纪、志、表的修撰。按照宋朝的旧例，“修书止著官高者一人名衔，欧公曰：’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于此书用力久且深，何可没也？’遂于纪、传各著之。”（见《直斋书录解题》）也有另一种说法，“欧公殆不满于宋，名衔之著，固恶夫争名，抑亦以自表异耶”？（同上）看来此误，实是宋祁所为。
三为他校法。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
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丁国钧之《晋书校文》、岑刻之《旧唐书校勘记》，皆此法也。
这是广泛运用的一种校勘方法，也最能体现校勘者的学术水平。刘宋时，裴松之注《三国志》就曾采用过这种方法，他说：“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上<三国志>注表》。见点校本《三国志》1471页）目的虽不尽相同，但其方法是基本一样的。可见此法用之甚早。的确如陈垣老所说：“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如《金史·地理志》关于北京地方行政建设记载的疏漏，就是靠他校发现的。金从海陵王完颜亮起，把都城从上京迁到了今北京，号称中都，而地方建治则称府，即大兴府。《金史·地理志》记载说：
大兴府，上。晋幽州，辽会同元年升为南京，府曰幽都，仍号卢龙军，开泰元年更为永安析津府。天会七年析河北为东、西路时属河北东路，贞元元年更今名，户二十二万五千五百九十二。（573页）
据《金史》卷五《海陵纪》记载：
（1）海陵王于皇统九年（1149年）弑熙宗而自立。改这一年为天德元年。（93页）
（2）天德三年（1151年）四月丙午，诏迁都燕京。开始营建宫室。
（3）贞元元年（1153年）二月庚申，上自中京如燕京，改燕京为中都，府曰大兴。（100页）
但该书卷七《世宗纪》，大定十三年三月，金世宗有段话却值得注意。他说：
会宁乃国家兴王之地，自海陵迁都永安，女直人浸忘旧风……（158页）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自海陵迁都永安”一句，可见在大兴之前，必有永安一名。考元好问《续夷坚志》卷三最末一条为《永安钱》，其文云：
海陵天德初，卜宅于燕，建号中都，易析津府为大兴。始营造时，得古钱地中，文曰“永安一千”，朝议以为瑞，乃取长安例，地名永安。改东平中都县曰汶阳，河南永安曰芝田，中都永安坊曰长宁。然亦不知“永安一千”何代所用钱也。（中华书局点校本69页）
考察一下《金史·地理志》，就可知道，元好问所记虽为“小说者流”，但却十分可靠：
（1）山东西路东平府，县六。其中有汶上，注云：“本名中都，贞元元年更为汶阳，泰和八年更今名。”（614页）
（2）南京路河南府，县九，其中有芝田，注云：“宋名永安，贞元元年更。”（593页）
这样，我们便可知道，由于永安钱之瑞，海陵贞元元年正式迁都时，已将中都的地方区划，更名为永安府。因此，应该说，“贞元元年改曰永安府，二年更今名”。而《地理志》称贞元元年改今名，即大兴府，则是错误的。但这种错误只能指出，不能更改原文，因为原文本来就是错的。所以，除了用他校法，用其他校法就很难发现问题了。这是他校法的最独特之处，也是比较费力气的一种校法。
四曰理校法。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
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
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
陈垣老说：“若《元典章》之理校法，只敢用之于最显然易见之错误而已，非有确证，不敢借口理校而凭臆见也。”陈垣老尚且如此，对于我们，只可用于刻本常见的“日曰”、“入八”之类。其他，我们必须遵守陈元老的告诫，“非有确证，不敢借口理校而凭臆见也”。
这里我举一个“卤莽灭裂”的例子。
1988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本点校本《宋东京考》，收入了《中国古代都城资料选刊》。其卷十一《楼》的第一条即“望京楼”。该条全文如下：
望京楼，即汴城西门楼也。楼旧无名，唐令狐绹登楼诗有“因上此楼望京国”，便名楼作望京楼。（195页）
整理者在末句后加了这样一条校勘记：
便名楼作望京楼 此句下原有“句因名”三字，于文义不通，系为衍文，今删。（209页）
我们从这条校勘记中不难发现，整理者删去原文三个字，没有任何根据，只是主观地认为它“于文义不通”。其实，在删之前，我们至少应看一下令狐绹的原诗，究竟是怎样写的。实际上，令狐绹这首诗并不难查，它就收在《全唐诗》卷五六三，名《登望京楼赋》，全诗四句：
夷门一镇五经秋，未得朝天不免愁；因上此楼望京国，便名楼作望京楼。
这就非常清楚，因为整理者未查原诗，竟把两句诗句误成了一句，因而做出了错误判断。看了令狐绹的诗，我们便知道，这里根本没有衍文，它的标点应该如下：
楼旧无名，唐令狐绹登楼诗有“因上此楼望京国，便名楼作望京楼”句，因名。
程千帆先生在其所著《校雠广义》中，把这类错误归入了第九“因不审文义而删”类，这里关键就是“不审”，用陈垣老的话说，就是“卤莽灭裂”。
下期内容预告：校勘成果的表述问题。
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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