掸去岁月的尘埃，除却浮世的铅华，一段惨无人道、令人发指、淌泪滴血的记忆像一块伤疤一样刻在我们的心上，使我们永远不能忘怀。它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也时刻警示着我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它就是“奉天俘虏收容所”，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
1945年8月，二战盟军战俘合影。
北大营曾是“奉天俘虏收容所”临时营所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军军事重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在短短的5个月内，横扫东南亚，俘虏盟军近20万人。1942年11月11日，首批1281名盟军战俘被押到奉天（今沈阳），当时“奉天俘虏收容所”还没有正式成立，战俘被临时关押在奉天北郊的北大营院内。12月16日，日本陆军大臣批准《函馆、福冈、奉天俘虏收容所临时编成要领及细则》，“奉天俘虏收容所”正式成立。12月21日，关押在“奉天俘虏收容所”临时营区的盟军战俘开始被迫到日本人开设的工厂（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劳役。
从1943年3月开始，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投入302.6万元，历时4个月，在厂区附近修建了收容战俘的永久性营地“昭南寮”，即现存的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昭南寮”与工厂只有500米左右距离，东西长约320米，南北宽约150米，占地45355平方米。共有三座供战俘居住的营房，一处医院，一处日军办公用房，其余还设有厨房、食堂、猪舍、厕所、供暖锅炉房等20处附属建筑。战俘营四周建有高大的围墙，墙上布有电网，围墙内约5米处还设有铁丝网，围墙四角建有木质的巡视岗楼。战俘居住的三座主体营房位于战俘营的东南角，一座营房可以关押战俘640人。
1943年7月29日，战俘从北大营转押到新战俘营。1944年10月14日，日军又在四平省郑家屯(今吉林省双辽市)设立了“奉天俘虏收容所”第一分所，用以关押盟军战俘中的将校级军官。1944年12月1日，在四平省西安县(今吉林省辽源市)，设立“奉天俘虏收容所”第二分所，将乔纳森·温莱特等高级将领转押到此处。
负责战俘营看管和守卫的日军，来自关东军奉天独立守备步兵第一大队。初期，“奉天俘虏收容所”的日军各类专职人员共有61人。随着转押来的盟军战俘数量的不断增加，1945年日军专职人员总数增加到154人。1945年战俘解放回国后，该处战俘营曾被国民党政府征用。1948年沈阳解放后，该营址归中捷友谊厂使用，有些建筑被改建成为职工宿舍，有些建筑被相继拆除。
“奉天俘虏收容所”曾关押过76名将军
战后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了一批与盟军战俘相关的历史文档，其中就有“奉天俘虏收容所”战俘名册。根据1945年1月的名册整理，日军在“奉天俘虏收容所”及其第一、第二分所共关押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新西兰等盟军战俘2018人，校级以上军官523人，其中准将以上军衔76人。“奉天俘虏收容所”第一、第二分所，即郑家屯战俘营和西安战俘营，先后关押了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俘虏的绝大多数盟军高级将领，其中有英军马来西亚战区指挥官阿瑟·帕西瓦尔中将，英国马尼拉第三军团指挥官路易斯·海斯中将，英属印度海峡总督托马斯·森顿爵士，英属香港总督马克·扬，英属马来西亚联邦首席法官哈利·塔士奇，英国驻新加坡和平大法官波西·麦克尔韦恩，美属婆罗洲首席法官查尔斯·史密斯，美军菲律宾战区最高指挥官乔纳森·温莱特中将，美军菲律宾巴丹米岛部队指挥官爱德华·金少将，菲律宾美军海港国防司令乔治·摩尔少将，荷兰驻印度总参谋长阿恩·特普特中将，荷兰驻印度皇家陆军加琳·贝克中将、雅各布·万少将，荷属东印度总督来德，荷属苏门答腊总督阿追思·斯皮茨等。
其中乔纳森·温莱特中将出生于军人世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温莱特接替麦克阿瑟成为美国驻菲律宾总司令。在弹尽粮绝之后为了士兵的生命，于1942年5月5日向罗斯福发出最后一封电报后投降日军。1945年9月2日，在日本受降仪式上，温莱特中将和英军中将帕西瓦尔就站在麦克阿瑟的身后，见证了日本的投降。乔纳森·温莱特回到美国后晋升为上将，被奉为美国的英雄。1953年9月2日，在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逝世。
战俘遭受非人虐待
战俘营是一段屈辱的历史，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历史见证，也是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真实写照。
饥寒交迫是战俘们始终的生存状态。他们有时每人每天只吃一碗米饭，喝一碗水；服劳役时，“只给吃高粱米，每次一小铝缸，稀的加干的，菜和饭放在一起，菜里面有黄豆和一点菜叶”，高粱米不足时用地瓜充数。在零下40来度的情况下，每人只发给一条很薄的褥子。由于饥饿、严寒、疾病，给战俘们生命造成严重威胁，绝大多数战俘因营养不良，身体极度虚弱，没有抵抗力，加上自由和精神上的禁锢，忍受着非人磨难。1942年底，因受非人虐待，战俘们出现大批死亡，这也是奉天战俘营死亡战俘最多的一年。
繁重的劳役摧残了他们的健康。战俘们从事的劳役有三种：一是直属劳役，专门为盟军战俘设置的劳役场所工作；二是派遣劳役，1944年先后设3个派遣所，距盟军战俘营5至10公里，吃住都在派遣所，只有住医院和关禁闭时才回战俘营；三是营区劳役，一部分战俘军官留在营中从事勤杂、值班、清理、理发、养殖等日常工作，有时从事土建、搬迁等临时工作。大部分战俘被押到高井铁工厂、满洲皮革株式会社、满洲帆布株式会社、中山制钢所、东洋木材等日本人经营的工厂从事劳役。有的工厂还设有“战俘劳役科”专门管理战俘劳役。战俘们每天要到工厂劳役8至12小时。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是战俘营的直属劳役区，也是战俘从事劳役最早、最多的地方。该厂主要生产自动车床和皮带式普通车床、平面铣床、立式钻床等军用、民用机床，并根据战争需要及时生产其它军需品。有技术的战俘从事机械操作，没有技术的进行体力劳动。每天早上7时准时集合，被仔细清点和严格搜身后，5个纵队，分成10人一组，冒着严寒踏着大雪徒步5公里到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在严格的管理和监督下服劳役。他们每天出入战俘营要经过4次搜身，工厂有高高的围墙，大门有炮楼，只准低头工作，不准交头接耳，特别是不准与中国人交流。中国劳工和盟军战俘工作时都要穿日本人发的“连身袄”，中国劳工穿的是白色，战俘们穿的是军绿色，双方各自在自己的区域内劳动，连厕所也是分开的。
战俘们在从事苦不堪言的劳役的同时，还要受各种非人的刑罚。据奉天战俘营的战俘名册记载，“重营仓”（即单独禁闭）、重谨慎（即一般禁闭）达到84次之多。重营仓最长时间30天，有三名战俘遭此厄运；一般禁闭最长25天，有一名战俘遭此劫难。此外，战俘们还经常遭受日本看守的无名训斥、殴打，在烈日、大雨、严寒下罚站等。
虽然“奉天俘虏收容所”已然成为历史，但是它留给我们的教训却是惨痛而又深刻的，记忆也将是永难磨灭的。
辽宁省档案馆提供档案照片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5年7月24日 总第2790期 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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